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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古老文物所象徵的燦爛往昔，與文物所在國在現實世界中的尷尬處境構成了過於突出的反差。使其在和平年代往往淪為政治強人的炫耀物，在動蕩時期則被當作牟利工具隨意盜竊和轉手。
“我十分希望能努力創設一項機制，將阿富汗的重要文物合法地帶到海外、進行巡回展出。”這是井上隆史策劃231件阿富汗國寶級文物進行海外巡展的初衷。但一切並不容易。
你們來得正是時候。除去歐洲專家和安保人員以外，員工在下午很少到崗，”2016年一個初秋的中午，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邁赫迪·阿里·拉希姆在他的辦公室對筆者伸出手來，“他們需要第二份工作來養活一家老小。況且這裡的供電每天都要中斷幾次，而我們負擔不起長時間使用自備發電機的燃料成本。”
單從這座佔地面積超過4.5萬平方米的巨大建築的外觀，很難窺見其中的窘迫曲折之處。像底格裡斯河東岸許多薩達姆時代殘留的公共建築一樣，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擁有仿照伊什塔爾城門外觀建造、兩側栽種著棕櫚樹的高大正門，新添置的安檢儀器和重新布置的展廳給人的第一印象不亞於許多富裕國家的類似場所。它們都是“沙漠女王”格特魯德·貝爾的遺產：1926年，貝爾出於“將兩河流域文物永遠保存在當地人民手中”的善意，創建了巴格達文物博物館，並親手將第一批發掘自巴比倫遺址的石像和石刻置入館中。歷經九十多年變遷，最初的獨棟小樓被擁有兩層展廳、巨大地庫和全副武裝警衛的氣派建築群所取代，館藏文物數量突破了18萬件。右側裙樓內的銘牌還標注著先驅者的名字：“貝爾樓”。
但這也是貝爾女士在巴格達留下的唯一有形印記。她曾衷心致力的其他一切：消解伊拉克各宗派和族群間的仇恨，建立有威信的民選政府，普及高等教育……最終都遭遇了令人難堪的失敗，並且反過來還威脅到了她艱難保存下來的那些文物的命運。在21世紀初的全球藝術品黑市上，正是來自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葉門等動蕩地區的流失文物構成了地下交易的主體。“社交網絡和電子商務的流行降低了售賣非法文物的門檻。現在每天有超過10萬件文物掛在亞馬遜、eBay這類主流電商的網站上，其中80%來源不明，”牛津大學瀕危文物高級研究員尼爾·布羅迪在郵件中告訴筆者，“換句話說，要麽是仿冒品，要麽是來自非法盜取或走私。但這又是一個千萬美元級的大市場；從監守自盜的伊拉克官員到‘伊斯蘭國’恐怖分子，有太多買家在詢價，抱有投機心理的私人收藏者則不惜助紂為虐。”
“我十分希望能努力創設一項機制，將阿富汗的重要文物合法地帶到海外、進行巡回展出。”這是井上隆史策劃231件阿富汗國寶級文物進行海外巡展的初衷。但一切並不容易。
誰的歷史誰的遺產
“你們可以隨意走動照相。每周通常只會有兩三組外國人來這裡，”警衛將突擊步槍的背帶往上拽了拽，打開“薩達姆山”的正門，“沒有水，也沒有電。附近的農民已經把所有像樣的家具都搬空了”。
這裡是伊拉克巴比倫省希拉市郊的幼發拉底河畔，距離著名的古巴比倫城邦遺址不足500米。從重建的城牆地基和城門的高度，依稀可感知到三千多年前的繁盛。自公元11世紀初最後一批定居者離開這裡起，巴比倫遺址在兩河平原邊緣的荒漠中被風沙侵蝕了整整800年，直到19世紀初才被英國探險家和考古學者重新“打撈”出來。1879-1882年，早期亞述學名家霍爾木茲·拉撒姆的發掘采集到了數量驚人的楔形文字泥板，它們不出意料地成為大英博物館的珍藏。“一戰”前由德國東方學會主導的測繪發掘則確定了城牆的邊界和馬爾杜克神廟的地基。伊什塔爾城門上的浮雕和銘文碎片被裝箱運往柏林，德國人據此在1930年製作出了高14米、寬30米的城門複製品。到1970年代末最後一批德國考古學家離開伊拉克時，只有那座用玄武岩殘塊拚合的“巴比倫之獅”石像還留在希拉的曠野裡。
“我十分希望能努力創設一項機制，將阿富汗的重要文物合法地帶到海外、進行巡回展出。”這是井上隆史策劃231件阿富汗國寶級文物進行海外巡展的初衷。但一切並不容易。
相較無人問津的殘垣斷壁，警衛和導遊都更樂於展示近側小山上一座金字塔形的廢棄宮殿：“這是薩達姆為自己修建的夏季行宮之一，他要親眼看著古城的重建計劃付諸落實。”1979年，也就是德國人離開的第二年，這位政治僭主登上伊拉克權力之巔，旋即啟動了巴比倫古城複原項目。德國人發掘出的城牆地基被重新埋入泥土之下，破碎的泥板和石塊被逐一移除，在經過墊高的新基底上建起了柏爾尼（黑夜女王）神廟、伊什塔爾門和新巴比倫南宮的現代複製品，隨後又有了那座七曜塔形的“薩達姆山”行宮。承襲新巴比倫暴君尼布甲尼撒的行事風格，新燒製的城磚上留下了薩達姆的題詞：“此牆系由尼布甲尼撒之子薩達姆重建，以增進伊拉克的榮光。”而在1980年，伊拉克國家博物館也改為僅在重大節日向公眾開放。大多數時候，參觀那些蘇美爾人、巴比倫人、阿卡德人和亞述文明遺產是高官和外賓的特權。
對現代中東許多威權國家長官者來說，考古學成果與歷史文物構成了一種複雜的遺產。一方面，它們有助於佐證在20世紀與民族國家一同誕生的共同體神話的可靠性，繼而衍生出集體自豪感乃至對執政者的擁戴心理。另一方面，古老文物所象徵的燦爛往昔，與文物所在國在現實世界中的尷尬處境又構成了過於突出的反差，使僭主們不得不煞費苦心地對其加以搬弄，賦予其全新的解釋。在薩達姆的規劃中，僅存在於傳說中的巴比倫塔將被真正建造起來，遊客可以乘坐纜車瞻仰其豐姿。但他沒能活著看到巨塔落成：2003年，英美聯軍攻入伊拉克，巴比倫遺址被進駐希拉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用作裝甲車輛駐停場和直升機停機坪，部分考古遺址被徹底夷平。在巴格達，潰兵和不法之徒闖入無人看守的國家博物館，大肆劫奪歷史超過3000年的石像、祭器、青銅器、陶罐和珠寶，而已經進入市區的美軍直到一周後才開始為博物館設定崗哨。
“我十分希望能努力創設一項機制，將阿富汗的重要文物合法地帶到海外、進行巡回展出。”這是井上隆史策劃231件阿富汗國寶級文物進行海外巡展的初衷。但一切並不容易。
隨後的三年多裡，陸續有半數左右的丟失文物從提克裡特等地被追回，仍有包括47件國寶級珍品在內的七千余件文物至今下落不明。2006年，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400年的恩鐵美納王石像在紐約的藝術品黑市被美國海關截獲，沒有人知道此前幾年中它經歷了什麽。
貝爾的歐洲後代回到中東
拉希姆及其新上司艾哈邁德·卡米爾·穆罕默德面臨著一系列考驗，資金短缺僅僅是其中難度最低的一項：“全球油價穩定之後，政府增加了對文化事業的撥款，美國國務院和一些知名大學也為我們提供幫助。”
真正的難題是專業人才的匱乏：年過五旬的拉希姆和尤哈納是巴格達大學培養的最後幾批本土考古學精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們進入史前考古學領域時，學校高薪聘用的德國教授們將過去一個多世紀裡歐洲人在巴比倫、尼姆魯德和烏珥遺址發掘的經驗傾囊相授，成為伊拉克考古學教育的濫觴。但隨著第一次海灣戰爭的爆發和接踵而來的國際製裁，本地精英知識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大批出走海外，與國外學術界的正常交流也近乎中斷。巴格達大學考古學系首先被並入藝術學院，隨後徹底停止了招生——“伊拉克最好的醫生、最好的大學教授、最好的飛行員，統統移民去了更安全、收入也更高的西歐。在一個連中學教師也短缺的國家，怎能奢望一個年輕人倒貼幾千美元去學習前途堪憂的考古學呢？”
於是，格特魯德·貝爾的歐洲後代們以一種耐人尋味的方式被請了回來。“為了彌補戰爭造成的損失，我們邀請有國外資金支持的歐美團隊參與伊拉克文物的修複和鑒定工作”，拉希姆向筆者介紹，“意大利人有發掘羅馬時代遺址的經驗，他們負責現場；德國人有地下探測技術，負責文物的采集和鑒定；美國人有博物館設計和布展的經驗，負責場館規劃。至於本地年輕人，我隻敢讓他們負責一些粗笨的體力活。”這種分工絕非心甘情願——2006年，當破損的恩鐵美納王石像在紐約被截獲後，美國國務院決定授權一家本國拍賣行負責文物的修複，伊拉克專家則因為“資質不足”被排除在外。這對拉希姆及其同事無疑是一種巨大的侮辱。
但拉希姆也很清楚，自己能做的努力有限。作為全國最高文物收藏和修複機構的二把手，他每個月只能領到70萬第納爾（大約4000元人民幣）的工資，以及5公斤大米、少量麵粉和食用油配給。“許多時候，我不得不在休息日給前往巴比倫和烏珥遺址的零星外國遊客當解說員，以攢下兩個孩子的大學學費，”拉希姆歎息道，“被人施捨的滋味並不好受。但重要的是先生存下來：對一個人、對一個國家而言都是如此。”
井上隆史的事業
2018年2月1日，為期三個月的“文明的回響：來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寶”展覽在成都博物館開幕。231件（套）由阿富汗國家博物館和巴黎吉美博物館專家精心挑選出的珍貴文物齊齊亮相，最終吸引超過50萬人次的參觀者。事實上，自2006年10月首次開啟境外巡展以來，這批歷史超過2000年的珍寶已在11個國家、23家博物館間流轉，始終不曾返鄉。這一動議獲得了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的特許：從安全角度考慮，將文物留在危機四伏的喀布爾是不負責任的。但要將巡展延續下去，就必須不斷找到新的場館。
本次巡展發起人之一、東京藝術大學特聘教授井上隆史向筆者講述了“文物流浪記”的前因後果：由於身處古代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見證過無數世界級帝國和異質文明間的碰撞融合，阿富汗的考古遺址以及出土文物罕見地兼有希臘、羅馬、波斯、印度、中國等多種古文明的特徵，自1920年代起就成為歐洲和日本考古學者競相關注的焦點。但在1979年，延續超過60年的國際考古發掘首先被蘇聯入侵所打斷；1989年蘇軍撤出後，經久不息的內戰和準無政府狀態更使已出土的文物也面臨被摧毀和盜賣的風險。從那時起直至1996年，阿富汗國家博物館失去了半數以上的藏品，希臘化古城阿伊哈努姆的遺址和蒂拉丘地的墓葬先後被洗劫一空。而隨著排斥異教文明的塔利班勢力在1996年入主中央政權，新的浩劫接踵而至：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巴米揚大佛在2001年春天被炸毀，從喀布爾國立博物館流出的古代佛像和金幣出現在了巴基斯坦邊境的黑市上。噩耗接二連三地傳入國際考古學者耳中，但他們對此完全無能為力。
2001年底塔利班政權的崩潰一度被視為希望之始。但和平隻維持了短短幾年：2006年，在喀布爾安全形勢急劇惡化的背景下，阿富汗政府和國家博物館委託法國方面將231件國寶級文物帶往歐洲巡展，以待局勢穩定後再物歸原主。數年後，長期致力於搜尋阿富汗流失文物的井上接過了這份工作，並推動其首次進入中國。
“我十分希望能努力創設一項機制，將阿富汗的重要文物合法地帶到海外、進行巡回展出。”井上隆史告訴筆者。但一切並不容易：阿富汗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對外來者的疑懼使他們難以輕易接受帶有同情意味的幫助。在2006年，國寶“出境避難”一事幾乎因為國民議會的反對而胎死腹中。而高昂的保險費用以及十多年歐美巡展造成的審美疲勞，又使得珍寶要找到下一家合適場館變得日益困難。文博學界仍在為此努力。
與此同時，時斷時續的爆炸聲依然在喀布爾街頭回響。距今75年前，偉大的考古學家馬克·斯坦因長眠於此，彌留之際的心願是親眼見到阿富汗的寶藏。而在2018年的今天，那些曾令他魂牽夢縈的珍寶正在中國等待著下一家展館，以及遙遙無期但或許終有一日的——還鄉。
來源：《南方周末》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