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緣困境中跌宕起伏的哈布斯堡王朝外交

摘要：從1580年到1612年，奧斯曼帝國與法國、英格蘭、荷蘭以及威尼斯，都締結過類似法奧同盟的條約，鑒於它當時在地中海和多瑙河流域的軍事優勢，歐洲君主與奧斯曼聯合的目的就是遏製、牽製甚至共同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兩大權力中心——奧地利和西班牙。

國際關係學者漢斯·摩根索指出，在構成國家實力的諸要素中，地理位置具有關鍵的作用且無法改變。從國家安全上講，有利的位置可能會成為抵禦外部威脅的天然屏障；反之，共同的邊界也常常成為產生衝突的根源甚至成為潛在威脅的通道。哈布斯堡王朝，在歐洲歷史上曾經影響最廣、勢力最強的君主國之一，在它6個世紀的跌宕起伏中，一直深受其地理因素的影響。

形成於1273年的哈布斯堡王朝從一開始便深陷領土、疆界以及年貢糾紛之中。它的始創者魯道夫侯爵，通過文治武功，最終在1282年成功地將包括奧地利在內的領土控制在自己家族的手中，從而開啟了長達636年的哈布斯堡王朝（1282—1918）。在隨後的200年間，哈布斯堡王朝的治國方略主要圍繞三個目標：保護和加強以奧地利為中心的領土安全，建立連貫東西的安全通道，爭取並確保哈布斯堡王朝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選舉。雖然哈布斯堡王朝的擴張，主要是通過購買和遺產協定，但若沒有其他辦法時，使用武力也是它的必選項。

總的來講，哈布斯堡在無數大大小小的征戰中，歷經過不少挫折和失敗，直到15世紀末，它才開始迅速崛起為中歐最強大的君主王朝。尤其是在馬克西米安一世時期（1493—1519），哈布斯堡王朝相繼得到了西起勃艮第、東至蒂羅爾的廣大區域，以及波西米亞等地區，而其繼承人查理五世（1520—1556）終於成為統治領土最多的歐洲君主。這一王朝不僅包括歐洲大陸的領土，還有龐大的西屬美洲殖民地。對此，英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堅持認為，哈布斯堡王朝的成功不是依靠揮劍創霸業，而是基於它周邊那些虎視眈眈的對手們不斷的失誤、短視或者時運不濟，特別是哈布斯堡王朝實施的聯姻策略。

這樣的敘述顯然很牽強。雖然哈布斯堡王朝的成功聯姻，提升了它在歐洲的影響，但它的四處征戰與領土擴張從未止息。自1494年起，哈布斯堡王朝與其東南部的奧斯曼帝國和西南方向的法國瓦盧瓦王朝，展開了長達兩個世紀的角逐。尤其是在馬克西米安及其嫡孫查理五世統治時期，日益崛起的哈布斯堡王朝堪與同時代存在的莫臥兒帝國和大明王朝，以及正在上升階段的奧斯曼帝國一道，並列為世界近代史上的四大帝國。

實際上，與當時和後來的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哈布斯堡王朝也一直深受地緣安全問題的困擾。首先對其構成最致命威脅的是奧斯曼帝國。1453年，這個伊斯蘭教帝國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即伊斯坦布爾）後，繼而揮師直逼巴爾乾和匈牙利，並且在攻陷貝爾格裡德後又於1526年迫使匈牙利王國解體。1529年，奧斯曼帝國軍隊發動了圍攻維也納戰役。雖未能如願，但在隨後18年的較量中，奧斯曼帝國依然威脅著哈布斯堡王朝的安全，尤其是讓維也納陷入可能被攻克的境地。

不過，哈布斯堡王朝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關係並非處處刀光劍影，外交中的縱橫捭闔也常常得以應用。這無疑與國內政治與不穩定的國外局勢密切關聯。從1547年到1559年間，哈布斯堡王朝主動與奧斯曼帝國改善關係，其中就包括承認奧斯曼帝國對匈牙利的宗主權以及正式接受匈牙利和捷克的獨立。當然，改善關係的最重要原因是奧地利大公費迪南一世需要集中精力於國內改革以加強中央集權，尤其是要推行一部使哈布斯堡家族世襲領地有效的憲法。如果不是由於匈牙利和捷克的大貴族們反對，並進而導致了一場宗教戰爭，斐迪南不會放棄將這些國家納入哈布斯堡統治的政治抱負。

雖然斐迪南一世最早提出希望與蘇萊曼一世締結邊界和約，但在日益劇增的宗教壓力和法國的威脅下，直到1606年11月，哈布斯堡王朝的魯道夫二世（1576—1608）才最終決定與奧斯曼帝國締結和約，並互稱皇帝而非國王。此外，雙方又先後於1615年和1616年在維也納簽署了“睦鄰友好條約”。這一條約對即將深陷“三十年戰爭”（1618—1648）的哈布斯堡王朝來說極為重要，乃至於在整個戰爭期間的關節點上（例如1618年、1625年和1627年），雙方一再重申這一睦鄰友好條約的有效性。1642年，哈布斯堡與奧斯曼締結了更具象徵性的《席特瓦托洛克條約》，這使得兩國在戰後繼續維持了20年的和平。

不過，英國學者布蘭登·斯慕思認為，奧斯曼帝國此時接受哈布斯堡的善意行為的真相是，它在經歷了一些小規模的邊界衝突後，意識到歐洲人尤其是奧地利人發展出了一種修築在邊界上的星形要塞群，致使奧斯曼軍隊對這種環狀低層堡壘束手無策。此外，奧斯曼帝國的擴張戰略既包括對付老對手哈布斯堡王朝，也有意摧垮銳氣相當的薩非王朝（即波斯第三帝國）。由此可見，君士坦丁堡一直渴望向中歐擴張，特別是徹底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念從未放棄過。

1664年，奧斯曼帝國再次對哈布斯堡王朝進行戰爭威脅，雙方在奧地利境內伯根蘭德展開決戰，出人意料的是，哈布斯堡軍隊取得了有史以來的首次勝利。但鑒於它正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展開爭奪歐洲霸權的角逐，哈布斯堡君主決定對奧斯曼帝國采取“綏靖”政策，目的是盡可能避免在兩個戰場上同時作戰。這一和平共處的局面勉強持續了近20年。1683年，奧斯曼帝國大宰相穆斯塔法親率大軍再次兵臨維也納城下，但最後的結果卻成為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轉折點。

1687年，哈布斯堡軍團與波蘭聯軍將圍困維也納已久的奧斯曼軍隊徹底擊潰並重新奪回了貝爾格萊德。這一勝利不僅阻止了奧斯曼帝國向歐洲腹地的擴張企圖，而且確立了哈布斯堡王朝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與影響。至此，奧斯曼帝國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脅開始減弱。更有意義的是，1699年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等歐洲君主簽署的《卡爾洛威茨條約》，標誌著奧斯曼帝國第一次向歐洲國家割讓土地，同時也是哈布斯堡王朝走向歐洲強權的第二個時期。自此至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正式宣告解體的一個世紀裡，哈布斯堡王朝實質上等同於神聖羅馬帝國。

除了面對來自東南方向的威脅外，哈布斯堡王朝在西南部也要面臨日益強大的法國瓦盧瓦王朝。1453年，法國在走出與英格蘭的“百年戰爭”後，開啟了專製君主制度的“舊王朝”時代。在對外關係上，查理八世和後來的法國君主一直企圖控制富庶的意大利，並從1494年起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意大利戰爭。在一定意義上，它是法國瓦盧瓦王朝與哈布斯堡王朝之間爭奪歐洲大陸霸權與影響他國的角逐。在教皇與哈布斯堡王朝長官下，法國最終在1559年以接受《卡托-康布雷西條約》來結束了這場戰爭。

然而，就國際關係而言，法國是當時歐洲國家中最先擺脫宗教信仰而追求世俗利益的基督教君主國。為了有效遏製哈布斯堡王朝與其爭霸，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於1535年及隨後的80年間，先後與奧斯曼帝國締結了攻守協定。這些都是典型的軍事同盟或經濟合作條約，其中包括奧斯曼帝國允許法國可在帝國內免稅貿易。對此，德國法學家卡爾-海因茲·齊格勒寫道：“從中世紀末至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就是歐洲政治體系中唯一的非基督教帝國”，因此，歐洲君主們在其權力角逐中，往往把這個異教強權，從對基督教國家的威脅，轉變為外交中的潛在夥伴。從1580年到1612年，奧斯曼帝國與法國、英格蘭、荷蘭以及威尼斯，都締結過類似法奧同盟的條約，特別是鑒於它當時在地中海和多瑙河流域的軍事優勢，歐洲君主與奧斯曼聯合的目的，就是遏製、牽製甚至共同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兩大權力中心——奧地利和西班牙。

具體地講，法國對外政策，基本上是利用松散的德意志各君主國，以及低地國家的反叛勢力，不斷從周邊騷擾並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權勢。在“三十年戰爭”期間，時任法國首相黎塞留與其繼承者一再指出，“遏製哈布斯堡在中歐的支配地位，同時確立德意志各國的獨立是法國加入這場戰爭的主要目的”。言下之意，德意志諸侯的自由與法國的安全，在地緣上是相互聯繫的。儘管哈布斯堡王朝在戰爭期間極力避免與法國和奧斯曼帝國同時發生戰爭，可是它在中歐的權勢已被嚴重削弱。由於哈布斯堡王朝在整個龐雜的德意志君主體系中，起著中樞的作用，因此這場戰爭對王朝本身以及其他德意志各國的衝擊都是長遠的。

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1699年《卡爾洛維茨條約》的50年間，哈布斯堡王朝轉而把對抗奧斯曼帝國與“德意志使命”連接起來，以此來證明它不能隨意被他國藐視，或者很容易動搖它在歐洲的重要地位。對此，基辛格把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形容為固守原則而非立足現實的君主。的確，這一王朝從誕生之日就似乎存在一種難以動搖的信仰，即它是歐洲秩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雖然“三十年戰爭”折煞了它的銳氣，但隨後的種種努力，仍意在鞏固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各國中的引領地位。特別是1555年《奧古斯都和約》締結後，直到神聖羅馬帝國在1806年淡出歷史舞台，神聖羅馬皇帝的皇冠一直在哈布斯堡這個德意志君主的手中。

18世紀最初的20年，似乎再次呈現出哈布斯堡王朝的時運。1718年與奧斯曼帝國簽署的《帕薩羅維茨條約》，給予哈布斯堡王朝巨大的紅利，其中包括貝爾格萊德的塞爾維亞北部和部分西部地區歸其統治。不久前結束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同樣讓哈布斯堡王朝成為第二大贏家。得益於這場戰爭，它佔有了富庶的尼德蘭和意大利南部等廣大地區，從而在地緣戰略上恢復了對法國兩側形成遏製的態勢。不僅如此，哈布斯堡王朝決定放棄它在海外擴張，這樣便與英國的關係得到了一時的鞏固。不論是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還是整個歐洲舞台上，哈布斯堡王朝的威望都恢復到歷史上的最佳點。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西班牙與法國艦隊在維哥灣海戰被英荷聯合艦隊擊敗的情景。

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努力與幸運，都無法彌補它與生俱來的地緣困境。如果說此前它的地緣威脅來自奧斯曼帝國和法國的話，那麽，此後的200年間，哈布斯堡王朝或曰神聖羅馬帝國所面臨的威脅更為嚴峻。昔日的奧斯曼帝國及其威脅尚未消除，同時來自法國的危險猶如芒刺在背。不僅如此，這一時期出現了影響未來整個歐洲命運的兩個超級強國——普魯士和俄國。

首先是默默無聞的勃蘭登堡選帝侯腓特烈三世的出現，他借助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的軍事行動，於1702年從利奧波德一世那裡取得了國王的地位，加冕成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並從此踏上了強國之路。其次是在同一時期崛起的俄國。它在先後贏得了對奧斯曼和瑞典的戰爭後，於1712年建立了致力於向外擴張的近代沙俄帝國。

由此，從18世紀2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的地緣安全再次發生惡化。鑒於兩個德意志強國——奧地利和普魯士——開始在中歐進行權力角逐，哈布斯堡王朝在密切關注普魯士的同時，總是期待得到俄國、法國甚至英奧同盟的相助。結果卻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這一局面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並走向了無法挽回的衰落，並導致最終的解體。

（本文為王黎教授談“近代以來歐洲的外交藝術”系列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账號。編輯：一行，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簡介

王黎，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教授，英國阿伯丁大學國際關係博士。主要著作有《歐洲外交史 1494-1925》，《擴國視角下世界秩序與國際社會》，《美國外交——理念、權力與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