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贇 來源/便當財經（ID：daxiongfan）
高考當天，馮侖借了一輛自行車，騎著自行車跑到位於建國門的二十六中考場。
考場裡的課桌破破爛爛，桌面也高低不平。答題時，落筆的力氣稍微沒控制好，就會在考卷戳出一個洞來。馮侖記憶中的這次高考是新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也是被中斷11年的高考恢復後的首次考試。氣象雖冷，但四十多年後的馮侖也還記得二十六中的考場外很多人都來圍觀，特別熱鬧。
北京之外，全國各地的許多家庭也都參與其中，不少家庭都有成員準備參加高考，有的還不止一個。那一年所有人都在談論回復高考這件事，整個社會的神經因為高考所牽動。在眾多的著作和描述中能感知到，那一年開始松動的政策、擲地有聲的發展計劃，讓整個中國沉浸在一種興奮莫名的情緒之中。這種興奮，吳曉波用“所有的人仿佛都聽到了時代火車轉換軌道的尖利聲響”來形容。
為了適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工作重點的重大改變，高校招生錄取工作也迅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甚至翻閱1978年“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語文試卷”時，第一部分的第一題就和經濟有關。
每年的考卷有每年考卷的試題，一個階段的高考也有一個階段的特點，當然造就的那批人也有各自的軌跡。2017年，也就是高考恢復40周年時，馮侖接受西安晚報採訪，文章的標題叫《高考改變了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實際上，被高考改變和影響人生軌跡的，不止是他們那一代人和那一代的企業家。
1.被高考改變的一代
（中國高考發展歷程特點：1977-1982年高考恢復和成型期）
1978年春，文理偏科嚴重的馮侖，順利被西北大學錄取，並成為政治經濟學專業（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前身）的首批學生。而18歲的馮侖，可能是這所大學裡最年輕的學生之一。
報到時，馮侖見到很多“來路非常奇怪”的同學：有十九八歲，和他一樣大的，也有三十多歲甚至帶著孩子；有來自農村穿著黑棉襖的，也有穿著軍裝的…….
1966年高等學校停止招生，1977年正式恢復，高考中斷了11年。長時間的中斷，也意味著77年的高考是從1966屆開始12個年級的學生一起競爭，再加上當時允許部分78屆優秀高中生提前參加高考，實際上1977年有13個年級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場。
同學間年齡差距較大，便是時代賦予那一代大學生的獨有特點。《中國高考四十年》一書中對此也進行了詳細的描述：“考生們來自五湖四海，經歷五花八門，年齡差距大，不僅有許多兄弟、姐妹、師生同赴考場，還有叔侄、夫妻同考的現象。”
與西北大學一樣，1978年廣州的華南工學院（1988年更名為華南理工大學）也迎來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華南工學院的無線電班裡，也同樣存在馮侖看到的“來路非常奇怪”的現象——最大的40多歲，最小的18歲。李東生、黃宏生和陳偉榮便是少見年齡相仿的同學。
在同學的回憶中，黃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學校裡沒少照顧他的學弟們。而對陳偉榮的記憶便是穿著露出大腳趾的解放鞋走進教室，以及作為班長的他在校四年時間裡幾乎都在圖書館裡泡著。而李東升在參加高考前在知青農場，入學後是班上的學習委員，性格內向不愛說話，見到女生還會臉紅。
一個少年老成、一個長年泡圖書館、一個內向會臉紅，誰也想到，後來這三個人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彩色電視公司，盛極之時，三家的彩色電視產量佔到總產量的40%，江湖人稱“華工三劍客”。
和很多當時的年輕人一樣，李東生在多年後回憶總結，他們也是被高考改變了命運，同時也經歷了偉大的時代。“我記得大學畢業的時候，學習成績最好的那批同學很多都到國外去了。20年後，我們有一次聚會，那時，在國內事業有成的同學比例更大，在國外的基本上時工程師，有些事大學教授，也很有陳恆就。但是，去國外的同學基本上沒有成為企業家的。”
但是，這樣的幸運者並不是多數。從錄取率來看，更多的人走向了另一條殊途同歸的道路。1977年12月，570餘萬人走進考場，最終有27萬人通過高考進入高校學習，而這也是擴招之後的數據。
《中國高考四十年》中提到了一組數據：1977年9月決定恢復高考時，起初預計報考者有可能達到2000多萬人，原定計劃招生20萬人，錄取率1%。後來不少省市采取地區初試，按計劃錄取的2至5倍篩選出來，再參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國超過半數的青年根據自己的文化基礎選擇報考高職，結果1977年最後實際參加高考的人數為570多萬人。
錄取率相對較低這一現狀，不是1977、1978年兩年高考的獨有特點。有統計顯示，1979年-1982年四年間的高中畢業生有726萬、616萬、486萬、310萬，而高校的招生量只有27-31萬。
想通過高考、考上大學以此離開農村的俞敏洪，也是其中一員。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兩次參加高考，兩次都名落孫山。終於在1980年又一次參考，考取北京大學。
俞敏洪回憶：“第一次高考，我的目標並不高，只是想考上江蘇省的師范專科學校。但即便如此，我也沒通過。師專的英語錄取分數是38分，而我隻考了33分。所以我只能回農村當農民。”第一次高考失敗後，俞敏洪白天一邊乾農活一邊更努力學習，晚上再煤油燈下看書。第二次高考，他的英語成績從33分提高到了55分，但和他想去的大專學校的要求還差5分。
收到第三次高考的錄取通知書當天，俞敏洪正在地裡種菜。他回憶當時的心情和感想時，想到了一句，現在已經變成他的“名言”和標簽的總結：有時，在痛苦和失敗中，在持續不斷的努力中，才能取得成功。人一輩子的努力，就是不斷制定目標；如果失敗了，那就重新出發努力。
實際上，不只是俞敏洪，在他那一代大學生身上，都帶有這一堅毅、推倒後還能再重來還能看到希望的勁頭。有不少評論觀點認為，“這些人多數都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磨練，親眼見證了社會天翻地覆的轉變，並痛入骨髓地反思過那些曾經深信不疑的所謂‘神聖教條’。也不會有再有像他們這代人一樣，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來讀書學習……”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百廢待興，整個社會亟需人才。77級大學生讀到三年級時，主管部門就曾在部分大學征求 學生意見，問是否願意提前畢業，讀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畢業走上工作崗位。
數據統計，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間，1977年考錄的27萬本專科大學生陸續畢業；1982年夏，40萬名78級大學生也基本畢業，而史玉柱、張朝陽、牛根生、馬蔚華、王石等人都在其中。
2.用外語觀世界，用計算機創業
（中國高考發展歷程特點：1983-1993年 加入外語、標準化運作）
當馮侖、黃宏生們走向工作崗位，當柳傳志、張瑞敏開始在中關村跟隨時代成為“弄潮兒”時，馬雲、李彥宏、丁磊、劉強東、馬化騰、熊曉鴿等人正在準備高考。
如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點，那體現在高考上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考的題。
1983年，自恢復後，高考迎來了一次重要的轉變——加入外語。在這之前，高考制度基本可概括為：統一命題、文理有別。這裡要強調的是，在這一階段，英語並不在高考的必考範圍內。
1983年開始，外語（英語、俄語、日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高考填報時可以自由選擇）被正式列入高考科目。分數以原始分算，也就是100%的比例計入總分。
實際上，在這個時間點，將外語加入高考是有必然性的。從恢復高考，歷經六七年的改革開放後，整個社會從無序混亂的狀態中，走向標準和規範，結束了調整期中持續多年的“沒有規則的騷動”。也為中國企業史上，即將到來的“中國現代公司元年”1984年，打下了思想、人才、制度等多方位的基礎。
相比上一代企業家憶苦思甜的故事，這一代以互聯網科技起家的企業家們更喜歡講獨立、自我的個人故事。比如馬雲三次高考和數學考一分的故事，比如學霸李彥宏以高考狀元的身份考入北大信息管理系的故事，再比如劉強東因為想回宿遷當縣長而選擇人大、放棄去清華的故事，還有沉迷天文後來發現計算機魅力而“轉坑”的馬化騰的故事。
這些企業家的高考故事，與後來創立的企業所屬的行業、管理風格、創業理念等息息相關，而他們的高考和求學故事中，前文提到的英語和計算機是毋庸置疑的主角。
20世紀70-80年代，個人電腦行業進入了微型計算機階段，對大型主機進行了第二次“縮小化”。也就是在這個階段，蘋果成立，並在次年（1977年）的首屆西岸電腦展覽會（West Coast Computer Fair）上推出Apple II。Apple II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台個人電腦。而後，1981年IBM推出了IBM-PC，此後它經歷了若乾代的迭代，佔領了個人電腦市場。
在國際化衝擊下，IBM的影響向國內洶湧而來。《聯想為什麽》中有這樣一段描述：20世紀80年代以來，個人電腦的市場日漸甦醒，IBM的計算機如潮水一樣湧了進來，一台比286型還低檔的“PC/XT”機型進入中國的口岸價就高達兩萬元，而到中關村後一倒手就要四萬元。
個人電腦在那時，絕對是個稀罕物件。但陽泉一中作為山西省重點高中，配置了陽泉市第一個計算機教室。在這間教室，李彥宏經常圍著老師軟磨硬泡，就是為了能經常到機房上機學習，埋下了百度的種子。
憑借這一優勢，李彥宏在高中時就參加了全國青少年程序設計大賽，當時就明確自己喜歡計算機的他，高考後的第一志願卻不是北大計算機系，而是信息管理系。他考慮到：將來，計算機肯定應用廣泛，單純地學計算機恐怕不如把計算機和某項應用結合起來有前途。
網易163的域名也和高考、求學密切相關。在浙江寧波奉化中學就讀的丁磊，一直是中等偏上，受父親影響一直喜歡無線電，中學期間就自己組裝了六管收音機。高考後，丁磊以超過重點線1分的成績，考上了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大學四年期間，丁磊隻掛了一門課電子實驗。據說，那門考試有個題目叫“74LS163”，網易後來的域名正是由此而來。
1987年，龔宇考入清華大學自動化系；1988年，周鴻禕被保送進入西安交大計算機系；1991年，陳天橋考入複旦大學經濟系；……
跨越30年，再來這串名單頗有意思。眾多明星互聯網大廠的故事，甚至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史，都可以追溯一輪輪的高考中、一間間考場裡、一張張桌子前正在奮筆答題的考生。
有趣的是，在經商熱潮中，與李東生他們一代相比，如李彥宏這樣成績優異又選擇出國看看的學生，在回國後選擇加入創業大軍的人更多了。
而這也與當時的經濟環境有直接的關係。“修大腦的不如剃頭的”“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些民間俗語在當時口口相傳。
《中國青年報》做了一次關於職業傾向的調查，當年最受歡迎的職業排序前三名依次是計程車司機、個體戶、廚師，而最後的三個選項分別是科學家、醫生和教師。
3.崛起與轉折中的“被試驗者”
（中國高考發展歷程特點：1994-2003年應試教育問題出現，自主命題開始試驗）
改革開放後，一共出現了3次“下海經商潮”，第一次是1984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發生在1987年和1993年。
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將1993年作為下半部的開始年份。“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而各地仍叫嚷著缺錢。到年底，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3兆元。各省的民營公司增長非常喜人，廣東、貴州和湖南是鄉鎮企業產值增長速度最快的三個省份，分別達到了55%、57%和89%。”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兆元，而到1993年前5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在一片形勢大好的發展速度中，供求失衡、金融秩序有點紊亂。同樣，高速中，問題和危機開始顯現的不止是經濟——高考整體進入穩定階段，但應試教育的問題也開始顯現。
自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後，我國高校招生規模逐漸增長，但在1999年之前，高校擴招年均增長都只在8.5%左右。1998年11月，經濟學家湯敏以個人名義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議書《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建議中央擴大招生數量。
1999年，高校擴招在全國正式開始。也是在這個階段，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也在這個階段發生轉變——不再延續過去國家統一分配的做法，改為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自主擇業。2000年，全國普通高校計劃招生180萬人，比上一年實際招生增長12.5%，而實際招生規模超過了200萬人。2001年，錄取260萬人，錄取率首次突破50%；2002年，320萬；2003年，382萬……直到2007年，高校計劃招生567萬人，與1977年恢復那年報告人數接近，錄取比例為2:1。
擴招提升了國民整體素質，讓“高考改變命運”的神化被徹底打破，也讓學校等教育體系高速負荷運轉。
原國家教委提出：會考後的高考，在改革科目設置的同時，考試內容和形式也將相應改革：在考察知識的基礎上，注重考察能力；在擇優前提下，調整試題難易度；實現考試的標準化，以逐步做到既有利於高校選拔合格新生，又有利於中學教學。這使得這一階段的試題區分度增大，試題難度越來越大，然後，隨著“應試教育”以及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等問題出現，高考需要新一輪改革。
對應“應試教育”產生的問題，“素質教育”、自主命題等開始進入實驗。也就是這時，TMD這一代互聯網大廠的創始人，先後坐在考場進入大學。
1996年，王小川考入清華計算機系;1997年，王興被保送進入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2000年，程維少做三道大題考上北京化工大學；2001年，張一鳴進入南開大學先後就讀於微電子和軟體工程專業；……
這一代企業家與上兩代相比，也具有自己的特點。
王興的父親是一位高中教導主任，母親畢業於解放前的廈門大學經濟系，姐姐考入清華大學，後來在美國矽谷做一名軟體工程師。在這樣的學霸家庭下，1997年，王興從龍岩一中直接被保送到清華大學。免去高考直通清華的王興，在求學期間基本延續了自己理工科學霸的人設，甚至他的大學畢業時，拿了個全額獎學金就跑到美國特拉華大學繼續深造去了。
而如今與王興在“網約車”掀起第二次大戰的程維，並沒有那麽順利。
學霸程維在考數學時，大意失荊州，漏做了三道大題。他回憶描述那時的情景和心理，似乎是每個考生最害怕的情況。考數學時，他完成答卷的時間比別人快些，甚至看到最後交卷十幾分鐘前，還有不少人在奮筆疾書，程維的心裡難免有些得意。
這樣的好心情，一直持續到了成績公布。那時他才直到，並不是自己答卷的速度比別人快，是他漏了試卷最後一頁的三道大題。在少做這三道大題的情況下，程維考上985、211的重點院校——北京化工大學。
而張一鳴更是從高中時代起他就酷愛計算機，2001年進入南開大學先後就讀於微電子和軟體工程專業。他在大四時編寫的電路板自動化加工軟體PCBS曾獲得過“挑戰杯”二等獎。他已經直接參與了五家公司的創業，其中有兩家是自己創立的，還有一家是合夥人。
亞洲金融風暴的席卷下，國外的月亮也不再更圓更亮；互聯網產業出現，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帶著中國衝向了“互聯網元年”；任正非在深圳創辦了華為，搞出了“基本法”；2001年12月11日開始，中國正式加入WTO；中國製造走出國門…….
在蓬勃和緊縮共同協作下長起來的“被實驗”一代，對國內、國際，專業內、專業外，圈內、圈外等相對的立場和觀點更為模糊。
4.快人兩步
（中國高考發展歷程特點：2004至今 自主命題開始全面開花，改革更加常態和細致）
每年的高考日，定在6月的7、8、9三天，是從2003年開始的。
實際上，恢復高考後，每年高考的日期一般都定在7月初，但因為7月初全國氣溫普遍太高，容易發生中暑，同時也是天氣災害高發的時間段，所以就提前了一個月，改到了6月初的這三天。
除了“非典”帶來的問題，這一年的高考與往年相比改革力度較大，有媒體對此進行了總結：1.考試時間提前了一個月；2.考生人數創歷年之最；3.全國22所高校首次實行自主選拔錄取方案；4.高考體檢標準改革……
與此同時，丁磊帶著盈利和股票飆漲的網易，讓大眾開始對一直以為處於無監管、無秩序、無禁區“混沌”狀態的互聯網企業受到大眾的關注。從2002年Q2開始，網易首次實現淨盈利，股票開始領漲納斯達克。2003年10月10日，網易股價升至每股70.27美元，丁磊的紙面財富超過50億人民幣，成為第一個靠互聯網坐上“中國第一富豪”寶座的創業者。
當年，“非典”讓阿里巴巴和淘寶走進大眾，也讓中國電子商務覺醒；百度也早早就開始做本土化，“搜索引擎競價排名”讓百度撞開了盈利的大門，也為現在深陷其中埋下了伏筆。
以改革開放開始的，較為明確劃分的第一代考生、第一代創業者到如今越來越零散、碎片、快速迭代的特點，再將高考、時代、企業家和各自的鼎盛期結合來看，似乎能發現一個比較直觀的特點：他們似乎都是快人兩步。
網上一直流傳著一個段子，被成為“個人成長和人生選擇過程中的三個悖論”：一是16-18 歲在對學科與知識一無所知的時候就被要求選擇自己的專業；二是22-25 歲在對商業世界運行規則毫無概念的時候就被要求選擇工作方向；三是25-28 歲在對自己和人際關係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就被要求確定長期伴侶。
從上述企業家的個人故事中能看到，不論是政策優勢、命運眷顧，還是因為個人興趣愛好和學校專業，他們在高考選擇專業上便佔得先機學。同時，這些人在完成學業後，便開始為提前打下創業基礎，才有現在的成績。每一步似乎前前後後，都得耗費10年，快人兩步，便是20年。順利完成“三個悖論”中的前兩個。
這些，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高考，不僅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還是整個教育乃至社會制度變遷最為關鍵的一個節點。而今天，坐在考場裡的千萬考生中，應當會出現下一個馬雲，下一個張一鳴，他們在懵懂中，正在挑戰“第一個悖論”。
參考：吳曉波《激蕩三十年》項賢明《我國70年高考改革的回顧與反思》齊中熙《1977-2017中國高考四十年》劉東華《進化》陳惠湘《聯想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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