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吳小蟲，1984年生，山西人；2004年開始正式寫作，曾在《詩刊》《北京文學》《都市》《山西文學》《大觀文學》《牡丹》《黃河》《星星》《詩歌月刊》《延河》《詩選刊》《山東文學》等刊物發表組詩以及隨筆等；作品入選各種詩歌年選，曾獲《都市》年度詩人獎、河南首屆大觀文學獎等。
“故鄉且付夢魂間，不掃妖氛誓不還。偶與同舟作豪語，全家來看蜀中山。”葉聖陶舉家西遷，是下了一番決心的。雖然他在蘇州青石弄5號有一套四間小房，但為了抗日，為了保留其所在的開明書店這份文化事業，也就管不了那麽多了。
1937年8月16日，開明書店總廠悉被日寇炮火摧毀，損失慘重。創辦人章錫琛和同仁范洗人、葉聖陶商量擬在漢口重振開明。但年末從上海運往漢口的書籍、紙張、機器等，在鎮江白蓮涇全部被日軍圍劫。為大局著想，章錫琛先回上海，畢竟那裡還有一點人力物力可利用，而范洗人則先行重慶，為開明書店西遷做準備，葉聖陶暫時在武漢留守。“開明四老”中的夏丐尊和王伯祥給葉聖陶寫信，勸他回上海。但他覺得彼時上海就如孤島，周圍全是日寇，“凶焰繞之”。
他也不願回蘇州。他在給夏和王的回信中說，“生活既艱、妖氛尤熾”。因為“八一三”後，蘇州失陷，維持會的一些人搖身一變成為了漢奸。這批人有田、有錢、有享用，臨到危險，變節登場。葉聖陶不願與這些“名流”同處一地。
他決意西遷重慶。他說：“近日所希，乃在赴渝。渝非善地，故自知之。然為我都，國命所托，於焉餓死，差可慰心。幸得苟全，尚可奮勤，擇一途徑，貢其微力。”12月26日，葉聖陶帶著全家八口人登上了“民族輪”，輪船在次日早晨開行，經四日而抵宜昌，後又轉“民主輪”，於1月6日啟程，經三日到達重慶。
初來重慶，葉聖陶便給上海“丐、邨、山、伯、調、均、索”幾位寫信，告知種種情況。這些人都是他交往比較深的朋友，比如夏丐尊，不僅是文學上的至交，也是生活上的親家。這些通信後來被整理出來，以“渝滬通信”“嘉滬通信”為題，整束地發表出來。暫時落腳複興觀巷2號，那是葉聖陶的外甥劉仰之的家。不久，他就與范洗人共同租賃在現屬於渝中區的西三街九號。此房共三層，層各兩間，為開明書店辦事處，月租四十塊。葉聖陶一家就住在三層。
葉聖陶向諸公匯報了房子的情況：“家具均前此房客所遺，我們範圍內有大小寫字桌各一，藤椅四，幾四，櫥二，自己僅借了二床一塌，又買了一床。布置之後，居然楚楚”。他在玻璃窗上貼了薄皮紙，以隔絕外景，倒也悠然自得。
飯菜都是自己動手。晨起點燃煤爐，燒水洗漱，外出買菜，買菜者由家人輪流值任。買菜回來，粥已煮好。早飯之後，又準備午飯，忙到中午。下午五點左右，又準備晚飯。九點以前上床。
來重慶前，葉聖陶的打算是開個書店，“既以糊口，亦遣有涯”。到了之後，發現此路不通。靠寫文章賺些稿費，兵荒馬亂之際，沒有心思。厚著老臉從教，失業者又多，且一個外地人，無複容其插足。一時間，他的心情又轉變為悵悵無歡了。
但重慶的日常吸引著他。橘子又賤又好吃，勞力也不值錢，轎子人力車都很便宜。但他不坐車，一方面山城路陡，坐車上坡下坡驚險，另一方面覺得車夫可憐。氣象陰沉時，覺重慶之冬如天壓眉宇，令人胸懷不舒。隔天忽晴，一掃心中陰鬱，又想和友人大書特書。和蘇州不同的，這裡冬天的蔬菜吃萵苣、豌豆苗、菜苔，而到了次年三月，又在吃香椿頭、枸杞頭之類的菜了，並且“女子的胳膊都露出來了，宛如江南季春初夏光景”。他觀察到，重慶難得有風，隻偶然刮上一陣，以顯示其脾氣。
葉聖陶喜歡喝黃酒，在“渝滬通信”中，不僅敘述了很多酒事，也多次提到了酒的價格。初來時，外甥劉仰之為了招待他，特地買了“浙東”黃酒二斤，每斤一元，“真吃不起”。後來朋友誦鄴所開的酒店的酒也漲價，一種是四角八，一種是六角四。范洗人以舊價預訂一壇，“以後更將節省地喝了”。但和上海的酒價比起來，重慶的酒還是比較便宜。“我人既耽曲蘖，欲求經濟，不妨去黃而就白。此間白酒曰大曲，味亦醇淨，飲半茶杯亦複陶然適意矣。”除了經常去誦鄴處和朋友聚會，平時每晚都與范洗人對酌兩壺。他坦言於個人方面已無所怨言，唯一揪心的是“春回何日耳”。
先謀生路。2月，受同鄉才俊、巴蜀學校首任校長周勖成之邀，葉聖陶始在這裡代國文課。每周授課時間十一小時，月薪25元。每天八點出門，十二點回來，擠公車，上坡下坡，均很吃力。作文有六七十本，須三個半天方了。後又受曹禺之請，在國立戲劇學校教寫作練習。為生計著想，雖幾番推辭，最終答應陳子展、伍蠡甫，去當時北碚區的複旦大學上課。每月共計可得100元。
戲劇學校每周二時，隻教十數學生的一班二年級，比較容易對付。複旦每周八時，是最吃力的。“惟往北碚須溯嘉陵江而上，舟行五六小時，較之乘滬車更為氣悶。到後須兩宿而歸，預備，開講，改卷，其事至勞困。今為預想，殊感吃不消。然既已實逼處此，則只有硬著頭皮做去耳”。有時碰到江水暴漲，嘉陵上溯，出現“沙水”時，旅客皆懷著一種警戒之心。浪激入艙，一客衣衫盡濕，起立欲移座，而人皆促渠速坐下。
但所謂複旦大學，簡陋荒涼。辦公處為供奉著禹王的道觀，教室借用一小學課堂，學生居村中閑屋。中國文學系全系數十人，有的功課隻一人選上。但葉聖陶講課卻很認真，且習慣用高音，語語用力，一下課就疲憊不堪，看見椅子就坐下，再也不想起來了。
在這個教學過程中，葉聖陶發現巴蜀學校所使用的教材，多不配十餘歲學生的胃口。而所謂“習作”，葉講得吃力且學生大半很茫然。“閉門所造之車難合外間之轍”，他認為至少初中國文教學還得另起爐灶，重辟途徑。當然，他與夏丐尊合著《文章講話》《閱讀與寫作》，與朱自清合作編寫了《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和《國文教學》等系列叢書，這都是後話了，也是他欲改變教育現狀的證明。
他對教育的發展，懷著一種真摯的關切。見報紙登載南京組織中陳群教長在編新課本，他就很想看看他們編的課本，說的一套什麽話。吃請，初見顧蔭亭，覺其不懂教育。他也對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文理大師顧毓琇提出了質疑。顧毓琇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有次假惺惺詢問葉聖陶對中等教育的意見,葉聖陶見他馬褂長袍，一身官氣，還未來得及開口，顧毓琇便轉身而去。他看到顧的演說，講的都是陳立夫那一套，十分鄙棄。
葉聖陶覺得國民黨的教育工作是很失敗的。他在通信中記述了一個叫李步青的人，與顧蔭亭至好，吹噓創立了“卡片識字教學法”，初級四年課程可以縮至兩年教畢。顧蔭亭為國民教育司司長，並兼中央大學教授，立馬命令在漢口辦一訓練班，之後又在重慶舉辦，花費甚大。而李步青所講毫無道理，只是每月得三百元，其子其媳掛名指導，每月各八十元。聽者勉強坐在那裡，惟一的好處是每月有二十元。葉聖陶說有次前往做臨時演講，得車馬費10元，他亦自省“七千元浪費中，弟亦有分贓之嫌矣”。他向吳研因商量，看能否一起對顧蔭亭開炮，不可再讓他開第三個補習班。吳研因只是笑笑，不再回復。
葉聖陶在重慶總共10個月。此間他在創作上幾乎是停滯的。上文已經提到，一來兵荒馬亂無心作文，二來需要謀生。但他閑暇時，還是想寫一點東西。剛開始，他想寫一些童話，借以自娛。後來因忙於教務和生計，遇到索文者，便應付一下了事。
“雲彬在漢編雜誌頗起勁，拉弟列名編輯，每半月也得勉強做一篇（1938年2月24日給王伯祥、徐調孚信）”，“前因黃、江二老複刊《國訊》，被拉為基本撰稿者，勉強作了一點文字（1938年8月7日給王伯祥的信）”……
他一直很想寫一篇《書巢記》。7月22日信中說待這兩天回復完各處的信即開始作文，8月7日的信中說《書巢記》尚未動手，9月24日信中說《書巢記》久蟄胸中，自覺頗不壞，隻緣忙亂無暇寫出。
在由葉聖陶的孩子葉至善、葉至誠編選的《我與四川》這本書中，除了書信，確還是寫有一些短文和舊體詩。所作短文有數篇，只有一篇《生命和小皮箱》收入，寫於1938年2月26日，後發表在《新民報》。舊體詩有《宜昌雜詩》《江行雜詩》《長亭怨慢·頌抗戰戰士》《卜算子·傷兵》《卜算子·難民》《題伯祥書巢》《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來渝將演為題二絕》《今見》《聞丐翁回愁為喜奉贈二律》《自北碚夜發經小三峽至公園》《策杖》，落款是1938年。但在劉增人所著的《葉聖陶傳》中，《卜算子·傷兵》《卜算子·難民》是寫於1937年9月，在上海救助難民的吳大琨回到蘇州，訴說了傷兵和難民的情況，葉聖陶聞而所寫。從後面寫到的葉聖陶在重慶的情況，“傷兵”“難民”應該寫於來重慶之前。其他應該是來重慶之後所作文。
葉聖陶以小說創作為主，在1938年7月22日給王伯祥的信中，提及“居然作了一篇小說”。估計《我與四川》照顧到體例，沒有收入。到底是哪篇小說，這個需要深究。
他對歌曲一道，也頗有野心，但也是迄未動筆。“近來文壇頗主舊瓶裝新酒，以弟為蘇州人，囑編彈詞。弟以為彈詞這種形式，在現在根本要不得，無已，還是大鼓為宜。因此又有編大鼓詞之想。”大鼓詞未見，倒是給巴蜀學校作了一首校歌，一直傳唱至今。
這個時候，他的文學交流還是比較多的。宋雲彬在漢口創辦大路書店和《少年先鋒》刊物，請葉聖陶作編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葉聖陶擔任了主席團成員之一；接受中蘇文化協會的邀請，任中蘇文化協會研究部副主任。儘管他以為“中”不甚了了，“蘇”尤其弄不清楚，委以研究，實屬滑稽，但因戰時，大家要盡可能多做點事，只得應之；《抗戰文藝》創刊，他任編委；謝冰瑩在重慶《新民報》編輯副刊，他支持並幫助；後又被黃炎培聘為《國訊》旬刊的編輯委員……他認為曹禺“能乾，誠懇，是一位好青年”，初見老舍，說他“忠貞熱忱，大可欽佩”。
總體而言，葉聖陶在重慶，生活還是比較緊張。雖然他給三個學校上課，每月能收入100元，但他們家八個人在一起的開支確實太大了，夥食費一個月共用60餘元，每人平均8元。此外，葉聖陶的大兒子葉至善、女兒葉至美在1938年四月底入國立四川中學（分三個地址）讀書。均為自費，學費須各交39元，制服費各10元，光是這加起來就有98元，每人每月膳食費各6元。次子葉至誠在1938年9月10日入巴蜀小學讀書，同樣需要花錢。
除了吃飯和孩子上學這些，葉聖陶還有一些別的支出。比如在“渝滬通信”中，葉聖陶委託朋友預訂一套魯迅的全集，且要最便宜的版本。開始擔心編輯委員會會把每頁的字數排得太少，“不經濟，版式也不好看”，又叮囑友人轉告，希望把日記和碑版造像編輯收入，還有魯迅的舊體詩和字。在收到以後，終於心安，“排校均不壞，看之可喜”。計老太太去世，葉聖陶懇請王伯祥代支50元給碩丈等等。
兩個孩子四月底入學，葉聖陶在五月末就辭去了複旦大學的教職。理由是本來就跑得辛苦且危險，而學校這次送來的薪水，糊裡糊塗少了幾十元，與聘書不合，遂以“醴酒不設，穆生去楚”不再去了。到了8月，葉聖陶自己盤算，下半年仍在巴蜀教學，“若僅此一處，決難敷衍，必須另想辦法”。
重慶在夏天十分酷熱。由於水土不服、腸胃病盛行的原因，家裡先是次子葉至誠患了痢疾，中醫看了三次不見療效，轉複西醫，買了瓶裝的“藥特靈”，共二十五粒，賣七塊半。之後是夏丐尊的女兒、葉至誠的妻子夏滿子發熱腹瀉，買了一個療程的中藥治愈。緊接著，葉聖陶的妻子胡墨林突然腹痛而泄，發燒三十九度七，她為了節省藥費，用夏滿子的藥方自為加減。最嚴重的是長子葉至善，得了傷寒。在當時，傷寒是一項致命的病症，幸虧友人戴應觀介紹從南京來的中醫張簡齋，雖省去不少費用，但最後連西藥共花費200元左右。而他也因為這些事情，“兩顴高起，雙臂骨出”，“亦甚瘦矣”。
生活的捉襟見肘並沒有讓葉聖陶低沉下去，相反，他文士性格中的閑逸部分，又讓這種內外憂患的日子多了一些美麗的色彩。剛來渝，找到住處，一切安頓好之後，“路上有售紅梅折枝者，名曰‘太平花’，以二分錢買一枝，用盛油之瓦罐供之”；進入巴蜀學校教書之餘，看到“碧桃海棠均含苞待放，每晨看看，為之心喜。花不必開在自己家裡，有得看總可欣然”；而在休假回復朋友們的信之際，又說到“曾買大把海棠插於瓦瓶，因而頗憶蘇州之一樹海棠，不知今年花事何如”；看戲劇學校戲劇《奧賽羅》回來，“今夕初供晚香玉，不及上海的粗壯，漂流數千里，幽香不違，亦可慰事”。
葉聖陶在通信中也記敘了一家人在家裡打小麻將的情景。一百和一角錢，輸贏記账，打幾個星期，結账一算，夏滿子獨贏，共得八塊有余。於是她就做東，買了六塊錢的酒菜，十人共吃。全體動員，忙乎一天。有紅燒牛尾、紅燒鯉魚、紅燒蹄子、豬腦湯、雞，共十餘種。笑談盈室，達於戶外，“共謂此樂不像逃難人所應享受”。
在9月24日的“渝滬通信”中，葉聖陶向王伯祥說上海報紙罵他不前進，他說自己本來就沒有前進，“青年人之心理，我們均可原諒”。實際上，葉聖陶一直很關注抗日情況。他知道每次的閑逸，“非以自欣，實可共愧”。
在給上海諸公的信中，他雖幾次提到長江戰事漸緊，但確實“空襲不足為慮”。一是時間上，日軍對重慶正式轟炸是1938年10月4日，而葉聖陶離開重慶轉赴樂山是10月下旬。也就是說，葉聖陶在重慶期間，轟炸只是斷斷續續，零星式的，因而也沒感到怎麽緊急。第二，巴蜀學校有可容六七百人之防空洞，有四個出入口，進去則相通，頭頂之山厚三丈，如果不是最大的炸彈，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他是個文人，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寫了一些抗日詩詞，《自北碚夜發經小三峽至公園》中“何能忘世慮，休說問桃源”，說的是對天然美好景色的陶醉，但又不敢全然陶醉的警醒；《所見》中“頗愧後方猶擁鼻，戰場血肉已模糊”，表達了他對戰事無可奈何的複雜心情；他歌頌那些抗戰的將士“問兩字英雄，此外伊誰堪付”……即使參加同事的婚禮，他也作喜聯不忘鼓勵，“曉起卷珠簾，共看蜀中山水；閑來霏玉屑，應關宇內煙塵”。
7月12日，葉聖陶一家從西三街九號搬到了通遠門外張家花園巴蜀學校。正是暑假期間，所以葉家可以暫住，等到開學再在學校附近找房子。老鄉校長周勖成很照顧他們，說大約總是有辦法。而他依然沒有忘記欣賞校內的自然風景，“從未住過山林，覺幽趣甚多，不必出校門，巡行一周，可消磨半個鐘頭。隨處有小林，有泉石，可憩坐而觀玩”。
隨著時勢的變化，以及自己家中的支出逐漸增加，他越來越感覺到一種無奈。他說：“若欲再走，交通舟車與經濟能力俱成問題。惟有置之不想，與大多數人共其命運而已。”當初的救國豪情已經完全殆盡，只剩下如何活著的當下考慮。然命運也眷顧每個人，就在家人接連生病、自己焦灼無望時，陳伯通邀請他去樂山武漢大學教書，他覺得樂山甚似蘇州，過去或許有如在故鄉之樂。於是也顧不上多想，願隻身前往（後隻留女兒在北碚），“不為學問，不為文化，為薪水耳”。
1938年10月20日，葉聖陶全家踏上了去樂山的船隻，繼續在蜀中八年的漂泊之旅。這八年，他不僅實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對現代語文的改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成為了後來的巴山蜀水名師，且影響巨大。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在重慶所經歷，得殘句“經年流寓全家瘦”，至今未補足篇章。在筆者看來，那完整的篇章已經不必彌補，因為生命閃著光芒流動，在某一個時刻回頭，那殘缺的也是完美的，且無法再容許做一丁點增刪和修改。
陳匪石
外一篇
一息尚存，仍待商榷
——陳匪石在重慶
陳匪石（1883—1959），原名世宜。江蘇南京人。近世著名詞學大家、詞家。筆名取義於《詩·邶風·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後遂以此為名。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後從政、教書，一生淡薄自守，長於音韻之學，尤以詞學研究著稱。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華岩寺為支援抗戰，讓出部分房屋供國民政府使用。陳匪石時任江蘇省經濟部參事，也隨機關西遷，與經濟部部分職員寄居華岩寺。他的女兒陳芸在《先父陳匪石生平二三事》中說：“為避免失節鼠輩的糾纏，毅然棄家，攜子避難。……嗣後由寧至漢輾轉宜昌，過三峽至萬縣，最後到重慶定居”。當時正值敵人的飛機狂轟濫炸，陳匪石不得不將子女安排在華岩寺外租賃的茅屋，而自己因職務原因，暫時在寺內居住。
陳匪石的妻子於1929年因病去世。他難忘早年東渡留學，妻子把首飾變賣相助之情，故一直沒有續弦，且從此蓄須以明心志。來到重慶後，生活更加艱苦，自身無人照顧，還要應付孩子的生活費、學雜費等開銷。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沒有放棄研究宋詞，同時還筆耕不輟，寫了很多愛國抗敵的詩詞。如《念奴嬌·巴山坐雨，久不得舍弟書》：
夜來風雨，信天涯、一樣清明寒食。冶翠嬌紅渾見慣，夢裡鄉愁如織。塚臥狐狸，灰飛胡蝶，到處殘鵑泣。空城潮打，東邊淮月無色。 籬落一樹荊花，移載何地，荏苒春消息。萬裡麻鞋三尺劍，吟望低垂頭白。峽束灘危，城欹樓迥，霧滿江南北。哀猿斷續，為余啼破空寂。
上片寫對故鄉的想念，清明時節祖墓無人祭掃，景象淒涼；下片寫戰爭期間兄弟分居兩地，“萬裡”“吟望”句化用杜詩，複以巴山地勢之險惡與霧滿猿啼為情感之烘托，鬱積悲深。此時期作詞最多，詞中情感或委婉或明暢，都與時局緊密聯繫，這也是他一貫的風格，其為友人所作序言，仍反覆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當時在華岩寺寄居的，還有一位名士，叫喬大壯。南昌起義失敗後，他先後到平漢鐵路局、南京實業部、廣東省商業所任秘書。抗戰軍興，擔任實業部主任秘書的喬大壯率全部人員遷往重慶。但此人嫉惡如仇，耿直磊落，寧願在華岩寺草屋棲身，開荒種菜、作書治印維生，也不與汙吏合流。他也是一位出眾的詞人，早年在南京時與陳匪石同為南社社友。避亂期間，兩人互相切磋，填詞吟詩，成了莫逆之交。《宋詞舉》初稿是1927年，定稿在1941年，全部是陳匪石在與喬大壯的共同探討中商定的。陳匪石在《宋詞舉》的《敘》後“再記”裡說：“避寇巴山，與喬大壯窟室相逢，輒共商討，爰理而董之。”
當然還有與諸如潘伯鷹、張宗祥、商衍鎏等諸公交往頻繁，一時間“雲炮隆隆，若弗聞也。”而華岩寺當時的方丈是第六十五代宗鏡大師。他德行高達，平素所交都是恬退高尚之士，陳匪石也是其座上之客。我們現在看到的《華岩寺志》中，就有兩人交往之細節。陳應宗鏡之請，為西南禪祖聖可的遺墨寫跋：“明末遺民以書畫逃禪者。八大石濤半千為最著。破山聖可師弟亦其流亞。且開三蜀象教宗風。聖可手創華岩寺。寺中藏有墨跡兩幅。宗鏡上人出示。如接明人風范也。（《跋聖師墨跡》）”。
陳匪石第二次來重慶已經是1949年的事了。受聘擔任重慶私立南林學院中文系主任、教授。1950年學院因資金匱乏停辦，陳匪石乃赴上海。他除了自己主講《詞學》《音韻學》《文字學》等三門課程，主要考慮的是聘請得力的教師和合理的安排課程。於是他去信給後來成為著名古典文學專家的霍松林，希望他來教書。霍松林從重慶中央大學（後遷入南京，改名為南京大學）畢業後，在廣州閑住，平素深受陳匪石的器重。當霍松林在試講兩周接到講師聘書後，陳匪石還送了他兩首五律《重晤霍松林》：
執手兼悲喜，翩然吾子來。
餞春江令宅，吊古越王台。
遠夢啼難喚，層陰鬱不開。
西征新賦稿，多少斷鴻哀。
我亦飄零久，頹顏隱霧中。
斷腸春草碧，顧影夕陽紅。
秋老懷孤隼，宵長感砌蛩。
濁醪溫別緒，何地醉東風。
霍松林在安頓好日常起居、解決了吃飯問題後，才細讀陳匪石的贈詩，於是百感交集，也作了兩首《次韻奉酬匪石師》：
有意隨夫子，麻鞋萬裡來。
已知新弈局，休問舊樓台。
孤抱向誰盡，蓬門為我開。
燈前聽夜雨，一笑散千哀。
天地悲歌裡，光陰詩卷中。
重開樽酒綠，又見醉顏紅。
吾道猶薪火，浮生亦弡蛩。
絳帷還自下，秋樹起西風。
從這個酬唱中可以看出，一個大度，一個謙卑，一個懷孤，一個作伴，惺惺相惜之感於詞句的空白處散出。此後從1949 年9 月到次年4 月間的短暫相處，陳匪石對霍松林的影響更加深了。
兩人以前是師生關係，現在是同事關係。南林學院位於重慶南溫泉附近，當時遊人很少，居民也不多。每逢周末，霍松林陪陳匪石出遊，共看山水美景。陳匪石寫了《南泉六詠》，便囑咐霍松林也寫一寫，於是霍也寫了六首同題。就在這樣的“逼迫”下，霍松林竟然也積累了好幾十首詩詞。
陳匪石的另一部著作《聲執》是在學校中的宿舍小泉行館完成的。有趣的是，他每寫一段，都請霍松林去討論一番。這和之前定稿《宋詞舉》的情形相似。《聲執》開始於1949 年10 月，1950 年元月脫稿，2 月修改，3 月謄清、作序，1960 年出油印本。為什麽叫《聲執》？陳匪石在《敘》裡解釋說：“昔釋迦說相，法執、我執，皆所當破。詞屬聲塵，寧免兩執？況詞自有法，不得謂一切相皆屬虛妄。題以《聲執》，適表其真”。雖然這是對那些以一切詞律、詞法為虛妄，棄而不講的人說的，也同時可以看出陳匪石對佛法的浸潤和運用。
陳匪石雖然曾在官場，但不善於其間周旋，也不屑於鑽營拍馬升官發財。他最願意做的，就是治學和教學。關於他的詞學造詣，我們不需贅言，《宋詞舉》和《聲執》奠定了他近代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術地位。在教學這塊，他的可圈可點之處也很多。
首先，他的教學，同學們會人手一冊課本，這是其他教授沒有的做法；第二，課本就用自己寫的《宋詞舉》，每首詞後，先校記，次考律，繼以論詞，全書不過6 萬字；第三，有嚴格的教學計劃，七十來個小時就講完了這本書。他教學的高明，關鍵還在於“透徹無倫（唐圭璋語）”的解析。不僅對宋詞在深度和廣度上論述有極大突破，而且對句法、章法的解析，對於煉字、煉句、煉意的說明，以及整個詞境的闡發，也都超出了課本中“論詞”的範圍。霍松林在回憶陳匪石時說：“他講詞，其詞不啻已有，故誠於中而形於外，不僅語言極富感情，而且神采飛揚，須眉皆動，又極富於表情。四十多年過去了，陳老師吟詞講詞的神情語調，仍往往浮現於眼前耳畔。”
陳匪石所著《宋詞舉》與《聲執》，受到詞學界的重視；但詩集與詞集，一直未有出版。這是由於他對自己要求極嚴，一直在推敲修改。至1948 年，陳匪石經老友於右任與霍松林勸說，才同意油印幾十本征求意見。
油印本的跋裡，他說：“蓋詞之為事，條理密，消息微，愜心綦難也。嘗謂即卑無高論，亦須妥溜中律，不涉鄙倍卑淺。斯未能信，曷敢示人。……日暮途遠，姑徇其意，益以近作，過而存之。一息尚存，仍待商榷，若曰定稿，則非所承矣”。
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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