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證券12月29日訊，GDP，國內生產總值，即一國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總價值，已經是今日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廣為人知的經濟概念之一。MarketWatch刊文指出，在上世紀很長時間裡，GDP都是度量美國經濟的唯一優秀指標，但是現在，它卻變得越來越落伍，必須“與時俱進”了。它從最開始就不是一個度量全民福祉的有效指標，而到了現在，連度量經濟強度的任務都已經漸漸難以勝任了。
我們需要一個更誠實的指標，讓大家知道經濟到底是如何為人們運轉的。我們不但需要總需求和總供給數據，也需要了解人們在GDP覆蓋的傳統市場之外的領域的活動。我們還需要考慮到貧富不均、可持續發展和總體福祉等等。
可是，GDP卻無法對這些要求給出答案。
好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許多專家正在想辦法尋找解決方案，他們要改進GDP，或者是乾脆另起爐灶，建立一個更好的經濟度量指標，來更充分地反映人類和這個星球的福祉。
也許很快，我們就能夠拿到一份報告，告訴我們雖然增長速度略略減緩，但是同時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以及毒品吸食大為減少，其實更符合我們的利益。
在1968年3月堪薩斯州勞倫斯那次著名的演說當中，總統候選人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指出，GDP“計入了空氣汙染和香煙廣告，還有為高速公路事故奔忙的救護車”，可是，它卻“不能反映我們孩子的健康情況，他們受到的教育的品質，以及他們是否快樂。它沒有計算我們美麗的詩歌和忠貞的婚姻，也沒有計算公眾討論中的才智，或者我們官員的誠實和正直。它不能衡量我們的才智和勇氣，不能衡量我們的智慧和學識，也不能衡量我們對國家的熱愛和奉獻——簡而言之，它幾乎覆蓋一切，但偏偏沒有那些讓我們不枉此生的東西”。
這就是GDP的邏輯，只有那些有價格的東西才被認為是有價值的。
GDP的起源
GDP存在這些缺陷，與其說是因為某種故障，還不如說是出於天性。國內生產總值的前輩GNP（國民生產總值）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經濟學家們創造出來的，他們深知這些指標的長處和短處，但是他們已經在當時的條件下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們先後面對著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就決定了他們必須仔細度量每一個行業的產出，而將經濟當中那些主觀的和無形的方面忽略掉。
在他們之前，甚至根本就不曾有人嘗試過度量一國經濟的整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GNP（晚些時候變成了GDP）逐漸被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所接納，成為一種官方指標。在一個對蕭條、戰爭和帝國主義損害記憶猶新的世界上，增長是大家最最重視的東西。GDP使得人們可以對產出、消費、收入、投資和通脹等建立概念，予以分類，以及進行計算。
直至今日，人們依然將增長看作是GDP唯一最重要的內容，哪怕增長的果實主要都落入了少數精英階層之手，哪怕今日的不少增長其實都是犧牲明日的潛在增長換取的，哪怕增長使用了不可替代的資源或者造成了汙染、暴力犯罪和社會機能紊亂的後果，我們也對增長癡心不改。
簡而言之，GDP其實只是一國財富的速寫式的記錄，而且記錄方法還有明顯的瑕疵。GDP根本就不是幸福的同義詞，但遺憾的是，它卻是迄今為止能夠使用的最好指標。
過分重視增長
為什麽GDP的缺陷是個大問題？答案是，它極端重視增長，將其置於任何其他東西都無法取代的優先地位。
“今日的經濟政策是否會調整，或者說被遊說改變，一切的基礎都是這些改變是否會提升GDP增長。”英國經濟學家科伊爾（Diane Coyle）和澳大利亞經濟學家米特拉-卡恩（Benjamin Mitra-Kahn）在2017年的一篇論文當中一針見血地揭示了現實的本質，這篇題為《必須計入未來》（Making the Future Count）的論文獲得了Indigo Prize經濟學獎。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川普是如何談論經濟的。他總是喋喋不休地講述GDP、失業率和股市等方面的情況，對於工資、環境和經濟流動性等卻總是避而不談。
比如最近通過的減稅就是個例子，其包裝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個承諾——不論多麽難以置信，減稅肯定是會推動GDP增長的。可事實是，減稅的大部分好處都落入了經濟體系當中最富有的少數人之手，而普通美國人的財富能夠因此增加多少，幾乎沒有一個人談及。
這一切正是基於一個假設的前提，即只有增長最重要，只要實現了增長，其他所有一切就都水漲船高了。
川普和支持減稅的人們一味強調這一政策未來幾年可能的成果，卻隱藏了其真實成本（或許也正是其真實目的）。減稅使得美國的貧富不均問題進一步惡化，也使得美國公共部門的債務大幅度增加了，而這些從長期角度看啦，已經足夠抵消減稅可能帶來的全部好處而有余。為了未來兩三年的GDP增長速度能夠提升零點幾個百分點，就要損害未來幾十年成千上萬美國人的收入保障，這真的值得嗎？
“在政策辯論中，會讓GDP更好看的觀點天然就佔據了道德優勢。”科伊爾和米特拉-卡恩的論文如是說。
是否反映現實
現在，政治家和選民們已經開始注意到了官方經濟數據和大眾福祉脫鉤的問題。
川普之所以能夠上台，其實也正是利用了眾多工薪階層白人選民的焦慮情緒，他們覺得大衰退之後的復甦並沒有覆蓋到自己的身上。在奧巴馬的任期內，批評者總是指責5%或者6%的官方失業率數字“不真實”，實際失業率鋼彈20%，甚至42%。他們宣稱，有9000萬美國人想要工作卻得不到機會。
當然，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扭曲言論，但是許多人都覺得官方數據沒有捕捉到自己生活的現實，這一點是沒有錯的。
不必說，川普和共和黨現在都換了口徑，堅持一切都已經修複。相反，這一次輪到民主黨站出來說低失業率和高GDP增速是一回事，而美國普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是另外一回事了。2000年至今，美國的真實GDP增長了29%，但是與此同時，真實家庭收入中值卻隻增長了2.2%。
8月間，兩位民主黨參議員，紐約州的舒默（Chuck Schumer）和新墨西哥州的海因裡希（Martin Heinrich）拋出提案，要求GDP等巨集觀經濟數據的發布者經濟分析局統計和公布國民收入在窮人、中產和富人等不同階層當中的分布情況。
華盛頓公平增長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幫助兩位參議員起草了提案，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布歇（Heather Boushey）強調：“只知道經濟增長的速度是遠遠不夠的，美國公眾還希望，而且也需要知道，對於他們每個人而言，經濟到底表現如何。”
與工資背道而馳
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GDP和工資都是大致同步增長的。可是在那之後，典型勞動者的工資增長速度就開始被GDP越拋越遠了。增長所帶來的好處越來越多地流入了富人的腰包，尤其是最富有的1%。
川普入主白宮至今，美國的真實GDP增長年率為2.7%，而同期內，真實時薪的增速卻只有0.5%。那些收入只是能夠將將跑贏通脹的勞動者，又怎麽可能信服經濟處於近年最理想局面下的斷言？
儘管舒默和海因裡希的提案就政治訴求而言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事實上，至少短期之內，要求公布GDP分配的動議都很難有什麽收效。畢竟制度上的慣性是極為強大的，而且在政治上，這也非常麻煩，因為這就等於披露了一個驚天秘密——華盛頓所喜歡的經濟政策並不是為美國普通人服務的。
其實，許多學院派研究者和跨國機構都曾經提出過建議，要求經濟度量方法進行更大力度的變革。
“幸福”指標
比如位於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南亞小國不丹，該國政府追蹤的是GNP，即“國民幸福指數”，他們的理念是，提升國民參與度，在健康、教育或者環境等方面取得進展等，較之經濟產出更有助於讓大眾感到幸福。這一指數正式統計只有2010年和2015年兩次，但是其影響力卻已經覆蓋全球。
類似這樣試圖度量真正重要東西的嘗試還有不少，比如快樂星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列格坦繁榮指數（Legatum Prosperity Index），還有各種不同版本的真實發展指標，以及經合組織的生活指數等。
這些指標大多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即總是拿蘋果和橘子來比較。為了建立一個能夠將不同國家或者不同時代放在一起對比的單一指數，他們在不可能得到確切根據的情況下，只能人為給各種不同成分賦予相應權重，來製造一份“幸福食譜”——兩杯增長，一杯公平，兩杓快樂……
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對各種成分的權重稍作調整，就可能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結果。比如，2016年的快樂星球指數將墨西哥排在了全球第2位，而美國落到了第108位，主要是因為美國在“生態足跡”這一項上得分太高——美國是個汙染造成國。可是，2018年人類發展指數卻將美國列在第13位，而墨西哥居於第74位，主要因為美國的人均國民收入要高得多。你覺得這兩種排名哪個更合理，真的只能看你的價值觀了。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折磨了經濟學家們近300年之久。生於1748年的早期政治經濟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正是圍繞什麽才能讓大多數人感覺幸福建立起了自己的功利主義哲學體系。可是，如何才能將一個人的幸福拿來和另外一個人進行有效比較？這讓經濟學家們傷透了腦筋。最終，他們放棄了直接度量幸福度的嘗試，轉而專心研究人們如何才能在市場交易當中獲得最大程度的幸福感，市場反映了現實世界資源有限的根本特質。
儀表盤方式
或許，與建立一個單一指數相比，還是採用所謂儀表盤方式更加實際——就像一部車子一樣，是同時分別度量速度、油量、引擎溫度、裡程數和油壓等一系列指標的。這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遺憾的是，至少在經濟領域，大家似乎都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設定。不管是怎樣的人，哪怕是最久經世故的政策制定者，也是更青睞一個簡單的答案。
耶倫（Janet Yellen）2014年成為聯儲主席之後，就採用了儀表盤方法來觀察勞動力市場，因為美國央行相信，只有常規的失業率數字是遠遠不夠的。遺憾的是，這僅僅是聯儲內部的一個有效工具，卻未能成為幫助公眾認識勞動力市場複雜現狀的溝通幫手。
科伊爾和米特拉-卡恩2017年獲得Indigo Prize的《必須計入未來》就建議採用儀表盤方法。紐約Conference Board的科拉多（Carol Corrado）和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哈斯克爾（Jonathan Haskel）為首的一個七人團隊與他們分享了這一獎項。
科伊爾和米特拉-卡恩的研究方法來自於諾貝爾獎得主森（Amartya Sen），這位印度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發展應該被視為人類的自由，其目標是讓每個人能夠有能力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們的儀表盤納入了六種人們生活的必需資產，既有物質資源也有社會資源。
一元化指數
不過，科拉多和其團隊則時候走了相反的一條路，試圖去做一件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將我們所看重的所有東西，從藍天到家庭和睦都定下價格，建立一個一元化的幸福指數。他們認為，應該對GDP進行延伸，覆蓋到各種無形的和環境的資本，休閑，以及安全等。
為了建立一個這樣的指數，科拉多和哈斯克爾就需要為各種非生產性的，不可交易的，但是又對幸福非常重要的元素估定價格，比如預期壽命、教育、健康、環境、社會互動和創造力等。
這當然是非常困難的。清新的空氣、社交網站上的朋友、合格的政府，這些該值多少錢呢？
方法之一是詢問大眾，看看如果可以購買的話，他們願意為這些付出怎樣的價格。科拉多和哈斯克爾寫道：“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接觸到許多人，並發起問卷調查。”
比如，最近的一次調查就發現，人們認為可以使用Facebook一個月“價值”14美元，免費使用電子郵件一個月價值500美元，使用搜索引擎一個月價值1300美元。為了確定人們是否是在撒謊或者自欺欺人，有些時候，問卷會詢問給多少錢他們會願意放棄這些數字商品和服務。
當然，對於其他我們很重視，但是無法標價的東西也可以採用這樣的方法。
科拉多團隊寫道：“我們相信，讓人們以真實的貨幣來投票，這樣的做法更有助於建立有用的指標，要比隨意收集各種元素，確立權重建立的指數或者儀表盤更為可靠。”
增長崇拜
這些研究者的努力正是為了擺脫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指出的“增長崇拜”，認真思考到底怎樣的經濟才能幫助提升人類的福祉。
在未來的歲月裡，當機器人可以勝任大部分工作，多數人不必付出太多努力就可以獲得各種生活必需品，GDP就會與人們的生活進一步脫鉤，尤其是在所有機器人都掌握在極少數大企業手中的情況下。
在這樣一個世界當中，我們就必須給予那些讓人值得活這一生的東西以更高的價值，而不是依然隻盯著各種實體商品的生產和消費。想要達到最大限度的人類發展和人類自由，就必須找到方法去度量那些人類最看重的東西。
我們人類到底是想要一個怎樣的世界，一個活著為了工作的世界，還是一個工作為了生活的世界？人類生命的價值就只在於生產和消費嗎？我們真的做到以人為本了嗎？（費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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