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稅收搶劫第一回合

文 | 布拉德福德·德隆

美國總統川普和他的共和黨同志們保駕大規模公司稅減稅通過國會批準已經過去了一年。如今，對《減稅和就業法案》的批評者說它是專為富有的股東的犬儒主義政策。但許多經濟學家對它是支持的。

比如，一個著名團隊——其中大部分人在此前的共和黨政府中任職——在《華爾街日報》上預測減稅能夠提振長期GDP達3％-4％，並在未來十年中相應增加大約0.4％的年GDP。在致國會的公開信中，100多名經濟學家聯署主張減稅所造成的巨集觀經濟學反饋，將足以補償靜態收入損失而有余。這意味著該法案日後會是赤字中性的。

類似地，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巴羅在報業辛迪加發表評論指出，減稅將使長期真實（經通脹調整的）人均GDP提高到不可思議的7％。胡佛研究所的邁克爾·波斯金在後續分析中對巴羅的分析表示了支持。

最後，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凱文·哈塞特和哈佛大學的格雷格·曼昆認為，稅收計劃所帶來的生產率提高主要將提振工資而非利潤，因為外國儲蓄者將向美國大量投資。

誠然，這些主要都是長期預測。但該法案的支持者們仍然說，我們將看到新增投資足以提振GDP每年增長0.4％。這意味著每年投資增加大約8000億美元，為此，每年的投資佔GDP之比需要從17.5％增加到21.5％。我們不得而知，美國經濟在沒有減稅的情況下會如何增長。但數據表明，投資並沒有提高到如此水準，也沒有表現出在近期能夠提高到如此水準的跡象。

這不足為奇。上述經濟學家在發表各自關於減稅方案的可能影響的樂觀預測時，中立機構，如稅收政策中心便已在勾勒比較現實的圖景。和減稅方案的大部分支持者不同，稅收政策中心存在的理由不是為了取悅出資者或支持某個政黨，而是為了盡可能提供最佳預測。

2017年對於稅收法案的潛在影響的深度分歧讓《紐約時報》的本雅明·亞伯鮑姆相當苦惱。“100位經濟學家聯署支持某個方案，而令100位經濟學家在相反的聲明上簽上名字，這意味著什麽呢？”亞伯鮑姆在當時的推特上發問。“比如，哈佛大學如何給那些號稱是同一門學科的工作者，同時又彼此攻擊對方是江湖騙子的一群人授予終身教職？普通人，更不用說國會議員們了，如何弄清楚哪些終身教授才是資深的經濟學家？”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後一個問題了。學術是為了追求真理。當學者們發現自己做錯時，他們會自問為什麽，以期改進方法論，爭取在未來少犯錯誤。預測減稅能夠刺激投資迅速增加和持續增長的經濟學家，現在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如果他們以嚴肅的學術態度對待自己的學科，他們會將此視為學習的信號。悲哀的是，他們並沒有。他們保持緘默，這表明他們對於投資不及他們所憧憬的水準並不感到奇怪。

但他們為什麽要奇怪呢？畢竟，如他們的模型一樣，認為投資可能隨著外國投資者湧入（或逃離）美國而迅速升高（或下降），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假設。個人和企業不會僅僅因為稅後利潤率有所提高，而猛然增加儲蓄。更高的利潤率確實意味著儲蓄更加有利可圖，但也提高了過去的儲蓄的收益，從而降低儲蓄需求。總的來說，兩者互相抵消。

那些在去年發表專欄和研究支持公司稅減稅的人都是一開始就知道如此。這就是他們不曾撥冗審視自己有缺陷的預測、研究到底錯在哪裡的原因。好像他們一直都知道他們的預測是錯誤的似的。

對於仍在困惑於應該聽取哪些經濟學家的意見的記者來說，答案早已水落石出。如果說，過去的一年讓他們學到了什麽的話，那就是：“騙我一次錯在你；騙我兩次錯在我。”

（作者為美國財政部前助理副部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2019，編輯：許瑤）

（本文首刊於2019年1月7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