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朗讀本”：建構豐盈美善的藝術品質

建構豐盈美善的藝術品質

關於“曹文軒朗讀本”的對話

文 | 李東華 郭 豔

我們談論當下兒童文學，無疑要正視消費主義和功利主義衝擊下的文化環境，成人社會充斥著利己主義的成功學氣息。

兒童閱讀的影像化和娛樂化傾向，淺閱讀和應試閱讀日益成為青少年文學閱讀難以回避的問題。

兒童文學如何在新的社會語境中直面被功利主義和大眾娛樂侵蝕的成長環境？兒童文學的成長敘事如何穿越新的媒介表達方式抵達文學性和審美性？兒童文學作家如何通過筆下的成長敘事對抗當前功利主義的淺薄和平庸，從真的必要性、善的滋養性和美的可能性等角度豐盈中國兒童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曹文軒兒童文學創作在美善的意義上為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建構性的品質。

長江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曹文軒朗讀本”系列叢書，是曹文軒親自選編的8本中短篇及長篇節選的優秀作品集，文筆純美典雅，敘事飽滿充沛，情感真實感人，配以著名播音員的精彩朗誦，分別從成長、精神、生命、哲理、情、趣、美、善等八個不同主題呈現了曹文軒豐富多彩的精神及文學世界。

談論曹文軒這套朗讀本，是多維度解讀其兒童文學世界的一個契機。“聽書”——“朗讀本”是從作者眾多的文本中精挑細選出來的作品，在文學性、藝術性和思想性等方面都充分體現了曹文軒兒童文學創作的特質。

李東華

“聽書”這種形式近幾年頗為流行。“曹文軒朗讀本”每一篇作品前面都有一個二維碼，這樣的設計，使讀者可聽可看可讀，為文學作品更廣泛的傳播探索了一種新的形式。我在這套書的發布會現場，聆聽過央視著名主持人李潘女士朗誦的《草房子》裡關於“禿鶴”的一段，那種用聲音的低沉與高亢、甜美與冷峻，用節奏的強弱疾徐來詮釋和呈現人物形象、故事和情節，有著不一樣的魅力和感染力。從另一個角度看，在兒童文學的諸多體裁中，長篇相對最受市場青睞，短篇作品因為其篇幅短小，很難以單行本的形式獨立出版，這對短篇作品的傳播形成了很大製約。這些年，年輕的兒童文學作家一出手就寫長篇，很少從短篇開始，應該說和傳播受到製約這一點有著很大的關係。“朗讀本”這種形式，可以把短篇的這個短板變為優勢，因為對於功課繁重的孩子和忙碌的成年人來說，可以利用各種零碎的時間，聽一個短小卻完整的故事。回到這套書，回到曹文軒的創作本身，很多讀者和專家會提到《草房子》等一系列長篇小說，但其實他還有100余篇的短篇小說，比如收錄在這套“曹文軒朗讀本”中的《沉默的田野》《遠去的靈魂》《甜橙樹》等眾多佳作，在我看來，他所建構的文學大廈，其實是由上述諸多精粹的短篇，作為他堅實的文學基座的，甚至我覺得這些短篇比他的長篇更有力量。

郭豔

“聽書”是一種歷久彌新的敘事方式，尤其在影像文化大行其道的語境中，“借古”也是一種創新。中國古代文化歷來對聽覺感知高度重視，用“聽”來指涉更為精微的感知，比如“聽戲”的說法就非常形象地表達了聽覺在藝術欣賞中的地位。麥克盧漢曾認為中國人是“聽覺人”，因此中國文化的精致和感知敏銳度是西方文化始終無法比擬的。在視覺文化大行其道的當下，正所謂“五色令人目盲”，兒童的聽覺成長在某種程度上被電子影像、流行音樂和城市噪音所阻滯，“聽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人的藝術思維和新的電子傳媒結合起來，從而在新的媒介方式中延續“聽覺人”敏銳的藝術感知力。這套“曹文軒朗讀本”系列將作者短篇佳作和長篇的重要節選篇章以“聽書”的形式呈現，讓中國兒童從聽覺藝術的角度體驗文學，學會沉思默想中的傾聽與凝望，重建兒童的聽覺審美功能，這些無疑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文化意義。

這套叢書讓兒童從聽覺的角度體味漢語對於“苦難”與“純美”的表達。這套書中《葵花田》等幾個短篇都選自《青銅葵花》，《青銅葵花》後記曾用“苦難”來概括人類的基本處境，而苦難卻是催生美好與高貴成長的要素。“美”和“苦難”就構成了“永恆”的一體兩面，“美”和“苦難”永遠在角力，並由此衍生出生生不息的故事。

《沉默的田野》插圖 張懷存 作

苦難並非都伴隨著罪惡，苦難也可以滋生崇高與尊嚴。當下，更多文學作品傾向於對於人的欲望化和世俗化敘事，從而將人的庸常生活當做人的生存經驗加以摹寫，寫作行走在幽暗、晦澀甚至於醜陋的人性區域之中，或者徘徊在搞笑和娛樂的生活之流難以超越。這些儘管也是人類生存經驗非常真實的存在，然而人類之所以從動物界中超脫出來，依然有著人之為人的品性。作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在面對苦難的時候，當然會做出有別於生存和欲望本能的行為。人類在漫漫文明發展歷史上所經歷的饑荒、瘟疫、自然災害、戰爭、暴政和殺戮等等，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苦難催生了當下現代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產生。由此，寫“苦難”又能夠從“苦難”中超越，恰恰是作家對於苦難有著更為深切的體認和表達。“苦難”不是用來賺取同情和眼淚的，而是用來淬煉和升華人性的。尤其在當下大眾文化狂歡的文學語境中，“苦難”和“純美”恰恰是對人性內涵中崇高性的回溯與召喚。在以“成長”為主題的《岩石上的王》這本書裡，紙月在鄉土社會中因其特殊的身份被有流氓習氣的孩子欺凌，這種欺凌如果順勢發展下去，就會出現真正的惡行和傷害，然而，作者筆下的桑桑以少年的勇敢和友情阻止了這種趨向惡的行徑，而文本中帶著濃厚鄉土人倫風俗的人情社會又給予了少女成長更多溫暖與呵護。鄉土少年杜小康聰明勤奮又好學上進，然而貧窮成為他最大的苦難，在貧窮面前，他被迫輟學，去說謊、養鴨，經歷命運安排的磨難。經歷“荒無人煙的世界。天空、蘆蕩、大水、狂風、暴雨、鴨子、孤獨、憂傷、生命、寒冷、饑餓……”然而，正如作者所言，這些是困擾磨難，更是教養與啟示。

李東華

苦難從何而來？它來自於貧困、身體的殘疾、天災人禍、生離死別、戰爭和人性深處的痼疾……它無處不在，如影隨形，是人生命定的存在。在曹文軒的文本中，人的生存境遇是悲劇性的，他把這個看成是人的生存處境的一個“永恆”的方面。面對這樣的困境，人又做出了哪些突圍的努力？他通過對人性的細膩探察，又做出了另一個判斷：人性中的“向善”和“向美”是一種類似本能式的存在，這也是人類能夠綿延至今的根本性所在。所以，“美”和“善”也是“永恆”的。在曹文軒的筆下，“美”與“苦難”是伴生的——哪裡有苦難，哪裡就有以“美”為武器的抵抗。在《草房子》這本書裡，每個人都面臨著人生的不圓滿。禿鶴從小頭是禿的，常常因此招人嘲弄；紙月身世不明，母親去世，父親不知是誰；杜小康從看似完滿的生活，被置於孤寂的處境，從其父親撞船開始即陷入西西弗斯式的宿命之中；細馬被放置到語言不通的陌生世界可以看作是人類被拋於世的隱喻。而白雀和蔣一輪，看似一個傳統的令人歎息的愛情悲劇，表達的其實是命運的荒誕。閱讀“曹文軒朗讀本”中的《禿鶴》這個故事，感觸會更直接。在勘探人類生存境遇時，曹文軒彰顯了一種現代主義的犀利、深邃與冷靜。但是，在尋找精神出路時，他認為還是古典主義更具有悲憫情懷，具有溫馨溫暖的庇護和慰藉人生的力量。因而，他重新激活了古典主義那些幾乎被遺忘的但又依舊蓬勃的力量。

曹文軒兒童文學呈現出本土經驗與先鋒寫作的融合。無論是古典主義傳統，還是現代主義技巧，都是用來抵達“高貴、典雅、樸素、真摯”的兒童文學理想。人性的高貴、人心的良善和人情的和美是他文學世界最為重要的特質。

郭豔

曹文軒的兒童文學創作中，存在著相當鮮明的中國本土人文意識，在諸多作品中摹寫了中國鄉土社會中令人緬懷的品質。在“大善”一集中，《青銅葵花》中那種基於內心淡然的田園生活，在各種災難面前的從容堅韌，青銅和葵花兩個孩子之間純真樸素的情感與友情，小說散發著中國南方鄉野特有的人情與人性之美。與此同時，鄉村鄉人之間的幫助與溫情，也讓文本在鄉土經驗的基礎上，灌注了中國式的倫理之美。比如仗義而沉默的麻子爺爺和他的獨角牛，基於傳統倫理的善和善行閃耀著中國式的人文主義情懷。前現代鄉土的中國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日漸富裕的現代民族國家，然而中國社會傳統中的人性美和儒家風俗倫理依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濡染著中國的民間社會，儘管這種傳統美善倫理價值觀念受到消費文化和功利主義的衝擊，然而中國大小傳統中的真、善和美的價值觀念一直以來以底線和捫心自問的方式存在於中國普通民眾的意識或者潛意識中。

與此同時，曹文軒文學敘事方式則在很多維度上吸取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技巧，《大王書》中的主人公茫帶著少年特有的好奇、單純和茫然追隨著命運和奇遇，而其中隱含的是作者對於“大王書”賦予的深刻隱喻，並在類似於西方成長歷險記的構架中完成少年對於自我和他者世界的體驗和認知。同樣《根鳥》的敘事也帶著歷險記和尋找的成長主題，但是呈現了更多詩化和中國式意境。

李東華

在長篇小說《紅瓦》後記有關於“永遠的古典”的論述，“當這個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謂‘現代’時，它反而會更加重與迷戀能給這個世界帶來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嘩與騷動中創造一番寧靜與肅穆的‘古典’”，“美感與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作為一個“在理性上是個現代主義者，而在情感與美學趣味上卻是個古典主義者”的作家，曹文軒在文本世界中呈現的恰恰是二者融合之後的文學表達。

評論家雷達曾經說過：“一切偉大的作品其作者內心往往充滿了矛盾，完全沒有矛盾的作家不能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曹文軒作品呈現出靜態與和諧的古典美感。與此同時，作者文本世界中的“純美”敘事也表達出了多義性，甚至暗含了不同複調的衝突。

《遠去的靈魂》插圖 張懷存 作

在《草房子》（又或《禿鶴》）裡，曹文軒把這些人物放置在一個叫“油麻地”的風景如畫的南方小村子裡，村前有大河，有無邊無垠的蘆葦蕩，有各色無名野花野草樹木。

作者的鏡頭有時拉遠，遠遠望上去，容易給人造成錯覺，這些生活在山水之間的人過著田園牧歌一樣的生活，有一種靜謐、詩意、淳樸的如時間停止一般的美。所以作者經常把鏡頭拉近，讓我們看到人的內心變幻。事實上，曹文軒筆下的美從來就不是靜止不動的，它和醜惡之間從來就是一種瞬息萬變的，甚至是相伴相生的關係。當桑桑給白雀和蔣一輪當愛情信使的時候，他的行為是美的。可當蔣一輪結婚後，和白雀之間還有書信和情感的往來，桑桑懷著矛盾的心情繼續給他們傳遞信件的時候，對於蔣一輪的合法妻子來說，這也是一種傷害，蔣一輪瞬間從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而桑桑的行為也變得尷尬起來。就桑桑而言，他的性情的主色調當然是善良的，但是他也有嫉妒，有惡作劇，他因為嫉妒而砸向杜小康家紅門上的磚頭，他和別的同學一起對禿鶴的捉弄，都讓我們看到了人性中沒有水晶般純粹的善與美，它總是摻雜著雜色，我們只有懷著慈悲之心，才能夠把人性中的微小的善與美檢拾出來。

讓我們再來看《青銅葵花》（又或《紙月》裡），如果我們說這是一部寫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和自然之美的小說，相信讀者不會有異議。但是，我們不能忽略《青銅葵花》的結尾。結尾處，葵花離開了對她恩重如山的青銅一家回到了城裡，回到城裡當然是大人們做主，並且葵花當時沒有在場——顯然作者也感受到了難度，為了不讓葵花受到道德的質疑，在決定她的去留問題上，他只能請她缺席，否則，也許我們會發出這樣的質問，既然青銅一家是如此情深義重，葵花為什麽會同意離開？我們不能說這個結尾對前面形成了一種顛覆性的書寫，但是它至少是一種製約，製約“葵花”這個女孩子的形象成為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天使，從現實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美的花朵，從來都不是容易的，從來都需要接受現實生存的嚴酷的考驗，葵花的離去並不會構成背叛，但她的情非得已讓作者對美好人性的書寫沒有走向絕對化的神性，而是保留了一定的“現實感”。

郭豔

曹文軒小說世界的複雜性不在於故事情節和人物的繁多和複雜，而在於作者對於蕪雜世情和炎涼世態過濾之後的寫作姿態。對於一個經歷過苦難的寫作者來說，如何消化苦難，讓苦難升華為教養和品格，從而讓自己的寫作成為一個具有包容境界和寬厚存在的寫作。曹文軒的寫作在“純美”和“善良”的背後其實都暗含著巨大的陰影，比如油麻地的貧困、根鳥的孤獨、紙月的無助……而所有這一切又都有一個叫做“命運”的東西在其中左右著。在命運的苦難面前，曹文軒攫取了那些即便被擊倒、被傷害，但是依然保持人的善良與中國經驗來敘事，而並沒有將世態炎涼做一個全景式的呈現。這種對於現實的理解和映射，往往和一個人的經歷有關。如果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遇到過極大的善意和善行，那麽可能在他的世界裡，他會沿著這種善意和善行的路徑給予更多人同樣的溫暖和照亮。即便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善意和善行是匱乏的，我們依然願意在文學世界裡遭遇比現實更加美善的人和世界。文學的複雜性不僅僅在於暴露陰暗，而更在於對於暗黑世界的照亮。

《草房子》插圖 [德] 索尼婭·達諾夫斯基 繪

改革開放40年之後，中國文學更需要建構性品格，需要從真的必要性、善的滋養性和美的可能性去建構中國人豐盈的精神情感世界。曹文軒少年人物形象與真、善和美之間建立了一種互文的關係，他筆下少男少女形象的中國元素、中國經驗集中體現了中國少年向美向善的建構性品質。

近40年，中國社會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傳統價值倫理觀念日漸式微。然而，從世道人心的角度來講，傳統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依然是中國人守望的精神家園。曹文軒一系列純良少年和純真少女形象，恰恰在真善美的維度上重新建構和平年代中國式少年男女的精神情感品格。儘管這些品格是前現代鄉土社會的，似乎和現代文明所謂的精明、機巧乃至情商格格不入，然而，正是這些質樸的品質讓中國文化中少年男女的成長有別於其他文化，從而成為獨具中國特色的中國少男和中國少女。《甜橙樹》中憨厚樸實的彎橋，以自己的善心和純良建構了一個溫情脈脈的鄉土世界，貧窮往往並不能阻止童年快樂的產生，而快樂則會讓苦難的童年擁有溫馨的瞬間。 而彎橋一類少年對於他人的善意則讓物質匱乏的鄉土童年富於人性之美和良善之情。在《草房子》裡，桑桑帶著新鮮的屬於知識和教養的氣息，勇敢、率真而仁義，像一只可愛的羚羊一樣奔跑在中國鄉土的學校、村莊和田野裡。桑桑的同學杜小康因為貧窮而輟學，為了生計去放鴨子，卻幾乎赤貧而歸，當他拿著僅有的五隻雙黃蛋給桑桑的時候，我們也能看到人性深處那種讓人肅然起敬的東西——歷經磨難卻堅韌守信。《青銅葵花》中的少年主人公青銅的體貼、善良和無私付出，在鄉村社會的有限的可能性中，對抗苦難與不幸，同情呵護更加不幸的少女葵花。同樣，那些精靈般乖巧可愛的鄉村少女們都閃耀著詩性的光芒……曹文軒筆下的中國少年男女在鄉土社會曾經真實地存在過，在狹小的生存太空中，他們承繼著古老文明的善良和勇敢，同時對於苦難的命運和生存給予最大的善意和體諒。儘管現實的苦難和命運的不公從來沒有放過他們，然而他們卻以個體的純真、善良和美好給予這個世界更多的詩意與光亮。如果說，描寫陰影是為了凸顯光亮，那麽向光而生的明亮也可以反證暗黑的不公與殘忍。

李東華

《草房子》在“虛”與“實”的處理關係上把握得最好，使得所有的善意都是從帶著新鮮的鄉土氣息的中國土壤上生長出來的，“油麻地”有扎實的煙火氣，而不是虛構的“桃花源”。在《青銅葵花》和《蜻蜓眼》裡，葵花和阿梅這兩個女孩子都很懂事、早熟，使她們在每一次厄運到來時，都有著成年人成熟的態度，相比較桑桑、禿鶴、細馬等男孩懵懂、頑皮的孩子氣來說，曹文軒筆下的女孩子“神性”更多一些。

曹文軒兒童文學超越兒童閱讀邊界，他文本世界所呈現出的美學追求和理想恰恰體現了中國式的審美意蘊：哀而不傷，溫柔敦厚。

曹文軒的文學選擇既是對某些創作傾向的反撥與抵抗，也是他自身一以貫之的美學追求必然的歸宿。當曹文軒宣稱自己是非典型性兒童文學作家時，我們不一定非得把這個看成他對自己的兒童文學作家身份的否定，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他也可以說自己是非典型性的成人文學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這樣的一個難以歸類的身份，恰恰是他的文學處境的傳神寫照——他難以被歸類到任何一個界線分明的文學陣營中去，有著自成一派的獨創性以及難以避免的孤獨。評論家朱向前早就指出，曹文軒的創作“上承廢名、沈從文、汪曾祺為代表的中國現代詩化小說的傳統，從而‘在世紀末中國文學走向與世界接軌的藝術路線上，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插上了第三塊路標，或者說提供了一種選擇的可能性’。”

郭豔

在這個維度上，理解曹文軒朗讀本中的成長、精神、生命、哲理、情、趣、美、善等八個不同主題，及曹文軒筆下的苦難和苦難中的“純美”，就能夠在苦難敘事中發現中國人特有的堅韌與良善。

這種寫作，的確是對於他的鄉黨汪曾祺小說創作的接續和回應。

曹文軒筆下的苦難與純美，相互映照的敘事方式，在文學性的維度上體現了中國式的審美意蘊，因此，他的兒童文學創作在提供中國經驗敘事的路徑上，給當下寫作提供了極為有價值的啟示。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8月27日7版

本期編輯 | 任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