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人大重陽
作者：朱光耀
編者按：2021年7月5日，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主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辦、與德邦證券研究所合作舉辦的“美國稅改對中國的影響”研討暨研究報告發布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隆重召開。財政部前副部長朱光耀發表了題為《從後疫情時期，全球生產力競爭戰略高度，研判美國稅改和國際稅制改革的影響和應對》的主旨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朱光耀
關於後疫情時期，美國的稅收政策改革和國際稅制的改革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影響，我們要從戰略高度做出研判和應對政策的選擇。
01
從當前全球經濟格局的的角度
認識美國和全球稅制改革的經濟背景
（一）世界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百年不遇之大變局，世紀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劇了這種變局的演變。2019年疫情之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全球經濟總規模是87.75兆美元，其中美國是21.43兆美元，佔全球經濟總規模的24.4%，中國是14.34兆美元，佔全球經濟總規模的16.3%。中美經濟規模之比，中國GDP是美國GDP的67%，這個比例在2020年發生了新的變化。2020年，全球經濟下降了3.3%，也就是從原來的87.75兆美元，下降到84.85兆美元，而中國經濟上漲2.3%，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正增長的國家，達到了14.66兆美元。中國經濟規模佔全球經濟規模的比重上升到了17.3%；美國經濟下降了3.5%，從前一年的21.43兆美元下降了3.5%，即2020年經濟規模是20.68兆美元。中國經濟佔全球經濟的規模比重上升了1個百分點，但美國的比重只是輕微下降，還是佔了全球規模的24.37%，因為全球經濟規模下降3.3%，美國下降了3.5%，美國總規模仍然很大，但是中美經濟規模之比變為71%。還有一個關鍵的數據美國很重視，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數據，2020年全球直接投資下降了42%，實際到位的全球直接投資8540億美元，中國吸引的直接投資上升了4%，達到了1630億美元，美國下降了46%，美國實際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1340億美元。中國超過美國成為2020年吸收國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
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的對比已經非常清晰，我國經濟規模佔到美國的71%。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歷史上從來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經濟規模達到美國的70%，並在第二大經濟體位置上挑戰美國全球經濟霸主地位。比如1995年，日本經濟規模達到了美國經濟規模的70%，但美國絲毫不考慮美日同盟關係和意識形態的一致性，全力、全方位打壓日本，迫使日本不得不放棄對美國直接形成競爭的產業發展。
（二）後疫情時期，全球生產力競爭空前激烈。美國非常明確、直接地將中國定義為美國唯一的競爭對手，唯一能夠全方位挑戰美國的只有中國。拜登總統下面三條政策闡述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1． 拜登強調，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確保在其任期內中國經濟規模不能超過美國。眾所周知，這是拜登的公開講話，非常直接——經濟規模上不能讓中國超過美國，這也是對美國人的一種保證。
2． 拜登明確，新增基礎設施投資將使美國在在與世界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發展基礎設施的成本是在競爭中擊敗中國需要付出的代價。這句更加直接和明確，大力發展基礎設施是擊敗中國的代價，必須要付出。
3． 拜登宣稱，不允許中國參與世界貿易規則的制定。這條極為露骨，就是直接排斥中國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作用。試圖在規則上，使世界與中國脫鉤。
總結就是：拜登總統直接且公開明確中國是最大的競爭對手；為了擊敗中國的競爭，不惜一切代價；不允許中國參加世界貿易規則的制定。
本文在中國網上的版面截圖
02
要從全球競爭力博弈加劇角度
對美國稅改意圖進行戰略研判
拜登政府在試圖戰勝疫情，恢復美國經濟，恢復同盟國關係的基礎上，全力打壓中國，但是力不從心，在資金方面也是捉襟見肘，拜登政府制定了“三個計劃”：1.9兆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2.3兆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1.8兆美元的美國家庭計劃。1.9兆美國救援計劃已經通過了，而就業計劃的核心是基礎設施，儘管爭論很大，但現在兩黨基本形成了1.2兆傳統基建項目的共識，兩黨妥協已經到了最後階段。當然，拜登有反覆，他希望就業計劃和家庭計劃一起通過，而家庭計劃的核心是社會保障——民主黨政策的核心——這是共和黨絕對不能讓他輕易過關的。綜上所述，第一個救援計劃，民主黨依靠在參眾兩院的多數使用預算協調程序強行通過；第二個就業計劃，兩黨互相最大的妥協，削減拜登提出的金額，削減非傳統基礎設施的項目，最終兩黨有可能一致通過；第三個家庭計劃，則是共和黨絕對要阻攔的。拜登政府通過救援計劃的時候已經使用了預算協調機制程序，根據美國國會的規則，預算協調機制程序，一個財年之內只能用一次，也就是說今年9月底之前，不可能再用預算協調機制通過家庭計劃。所以，美國家庭計劃的通過，肯定會延遲。
美國在2020年財年，財政赤字3.1兆美元，赤字率14.9%，而為了三個新計劃的實施，2021年財年拜登提出了6兆的財政預算，其中法定項目支出4兆美元，可自由支配項目支出1.6兆美元，包括7，560億美元的軍費支出，此外，利息支出3，050億美元。儘管經濟增長加快會帶來較多的財政收入，但是，財政赤字為2.3兆美元，赤字率預計10.3%。目前美國國債餘額已經達到28.4兆美元，從2020年初的23兆美元，在不到一年半時間增加了5兆美元，2021年7月31號美國國債上限在暫停兩年之後將到期，將對美國財政政策形成巨大壓力，與此同時，美國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2020年3月11日聯儲資產負債表4.3兆美元，到現在已經超過8兆美元，接近翻番。美聯儲現在還在堅持0%-0.25%零利率政策，堅持每月1200億美元債券購買，目前看很難維持。6月30日，美國隔夜利率回購已經達到1兆美元，相當於美聯儲購買美國國債每月800億美元的12倍，說明市場內流動性泛濫。因此，美國金融市場的情況非常複雜，需要進行全面的分析。美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狀況緊張，又有大規模的救援、基建和社會保障資金的需求。有鑒於此，美國的增稅計劃迫在眉睫，對其構成和影響，需要進行認真分析。
第一，企業所得稅稅率，從21%上調至28%。2017年川普的稅改核心是把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下降到21%，現在拜登要從21%上調到28%。
第二，全球無形資產低稅收入稅率，從10.5%上調到21%。Global Intangible Low-Tax Income（GILTI）是怎麽來的？2017年稅改的時候，為了對美國跨國企業的無形資產，即專利、版權等無形資產所產生的收入進行征稅，美國制定了這一稅種，稅率10.5%——是將其收入按對半徵收，也可以說是按有形資產收入稅率21%折半計算。此外，有兩項特殊的優惠政策，一是無形資產收入不到有形資產收入的10%，則可免除此稅；二是如果美國跨國公司在當地所納稅收已經達到美國所得稅稅率的90%，也就是說19.8%，則這項稅收可免除。拜登目前計劃取消這兩項優惠。
以上兩項，一是所得稅稅率從21%上調到28%，二是全球無形資產低稅收入稅率從10.5%提到21%，對美國的增稅有相當大的影響，美國財政部預計，未來十年分別增加4700億和4500億美元的稅收。
第三，資本利得稅，稅率從20%提高到39.6%。拜登政府反覆強調，此項政策對超過100萬美元收入才會體現。但實際上對美國東西兩岸加利福尼亞和紐約影響較大，這兩地本來就有資本利得地方附加稅，實際資本利得稅稅率會超過40%，
第四，個人所得稅，稅率從37%上調到39.6%。拜登強調個人40萬美元以下年收入的不受影響，但最近美國白宮和財政部口徑有所變化，“個人”要變成“家庭”，這說明在政府內部對征稅也是有爭論，尚沒有形成最後的結論。
第五，遺產稅，免稅額下降到350萬美元，稅率從40%提到45%。
總體上，美國財政部希望未來十年，通過增稅政策調整，增加3.35到3.67兆美元的收入，相當於美國GDP的1.3%-1.4%。眾所周知，美國共和黨歷來強調低稅收和小政府。所以，稅收政策的重大調整，特別是直接針對川普2017年稅改政策的調整，必然受到共和黨的強烈抵製。此外，民主黨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對此，拜登的辦法是通過直截了當強調“中國威脅”，強調維護美國在全球的競爭力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采取以外促內，“圍魏救趙”的辦法，加劇美國人對中國競爭的恐懼感，喚起美國民眾的民族情緒，促成增稅是保持美國競爭力必須付出的成本的社會氛圍，從而推進其增稅計劃。
於是，今年以來，有關國際稅制改革的戲劇性進展隨之發生。國際稅制改革是2013年G20聖彼得堡峰會授權OECD就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進行全球政策研究，該研究源於G20的授權，由OECD擔任執行機構。OECD的財政稅收政策研究技術力量很強，而這個過程我國也直接參加。G20授權以後，OECD在研究方面有15項重點，其中第一項是解決數字經濟下數字稅收問題，因為數字經濟是新型經濟業態，並帶來了全球性的挑戰——企業注冊地和收入來源地相分離。解決辦法就是探討對數字經濟征稅的方法，這當然涉及到各方利益，彼此之間的討價還價非常激烈。G20聖彼得堡峰會授權後，OECD成立了一個由139個國家和地區組成的包容性框架工作組，來推進關於稅收侵蝕和利潤轉移工作的進展。
2020年1月，G20與OECD包容性框架形成了一份政策共識文件，即“雙支柱方案應對數字化挑戰”，並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公開的聲明，2020年是川普執政的最後一年，川普的“美國優先”單邊主義是非常極端化的。美國同意“雙支柱”方案——第一個支柱就是數字稅收，第二個支柱是全球的最低稅率——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推進，但是美國保留所謂“自由港”的權利。即美國對於數字稅收的政策，可以參加也可以退出，保留自由選擇的權力。
美國的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受到其他國家尤其是歐盟成員堅決反對。歐盟國家裡，法國率先對美國的數字企業徵收數字稅，其針對的對象是營業額全球範圍內超過7.5億歐元，在法國營業額超過2500萬歐元的數字企業，徵收3%的稅收。美國政府表示不滿，用關稅對法國進行反製，對法國出口美國的奶酪、葡萄酒等農產品加征關稅。2020年中美貿易戰的同時，另一條戰線就是法美貿易戰。2021年1月20日，拜登政府上台，馬上就出現了重大的政策變化。2021年3月份，美國政府通知G20和OECD，美國不再堅持數字稅“自由港”要求，4月份，美國提出了最低稅率和“百強企業”的征稅草案。該草案實際上對原來G20/OECD提出的政策內容進行了重大調整。
我們須承認，美國維護自身利益方面極為固執，在稅收法規方面很專業，比如要求第一個支柱不能只針對數字企業，而要針對全球最大銷售收入和最大利潤額的企業征稅；另外，美國甚至借用法國的政策，將最低稅收的徵收對象，定義為在全球達到7.5億營業額的企業，但是做了“偷梁換柱”，把法國原來針對全球數字企業的7.5億歐元銷售收入，轉為第二支柱針對的全球跨國公司。這也體現了雙方的較量與互相針對。今年4月份，美國向G20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提出了這個方案。在我看來，這個方案對具有框架意義的原始“雙支柱”內容是顛覆性的。
6月5日，G7西方七國的財長會通過了這個方案，核心內容是什麽？第一支柱是全球利潤額最大、營業額最高的企業，不再僅僅是數字企業，以營業額200億歐元為界。對於這些企業，利潤超過10%的部分的20%，在營業額來源國進行分享。也就是說，利潤率不超過10%的部分，企業留下；超過10%的部分，企業須交出其中的20%，在營業額來源地進行分享。同時要求所有實施數字稅的國家取消數字稅收，這實際把原來的“第一支柱”針對數字企業的內容，進行了重大的修正。“第二支柱”，即對7.5億歐元營業額以上的企業徵收最少15%的企業所得稅。這在形式上比美國此前提出的21%做出了讓步。在討論過程中，低稅收國家，特別是愛爾蘭堅決反對，因為該國稅率是12.5%。最終G7通過了這一決議，而我認為，G7首先通過形成共識，然後讓G20批準，手段非常惡劣，因為這等於把G20和OECD的進程變成G7來主導。
6月30日，G20/OECD包容性工作組通過“兩支柱”方案，130個成員同意，9個成員反對。這9個成員裡有3個歐盟國家：愛爾蘭、愛沙尼亞和匈牙利，還有肯亞、尼日利亞、秘魯、巴巴多斯、聖門斯特和格林納達、斯裡蘭卡，這9個裡有影響力的是前3個。歐盟是27國，是協商一致原則，有一票反對就能改變它的進程，但畢竟3個國家在歐盟還是少數，而另外6個國家更是得不到尊重。所以，整體來看，這是美國有脅迫意味的政策實施策略，雖然不應向其學習，我們要了解美國推動政策改變的方式。美國的脅迫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兩項政策：
一是耶倫財長公開宣布美國的“盾牌計劃”，在多數國家都同意最低15%的全球稅率的情況下，其他國家可以不參加全球稅制改革的協議，但是美國有權力對任何在美國經營的跨國企業的收入進行優惠抵扣。根據2010年G20框架下的“稅收信息分享”原則，即企業銀行信息對稅務當局公開，所有企業在美國經營享受的政策優惠，都已經記錄在案。如此一來，企業在外國享受的稅收政策優惠系數盡知，在全球最低15%所得稅稅率下，企業要交足15%的稅收。換句話說跨國企業若不在一國賦稅，就須在另一國賦稅，也就是說，你儘管享受了注冊地的稅收優惠，但是你在美國經營的收入部分，要通過你在匯出利潤時，交足15%的差額，也就是向美國納稅。這就是美國公開宣布的“盾牌計劃”。
二是在6月5日G7財長會達成協議之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對西班牙、奧地利、印度、土耳其、意大利、英國進行301調查結果，並利用關稅對這些國家實施數字稅進行反製，但延期180天實施。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國家同意了“雙支柱”框架卻不真正實施，不取消數字稅，美國會對其進行關稅反製。
綜上所述，美國為了實現其政策目標的措施是，先穩定發達國家內部狀況，包括英國、意大利等，以徵收關稅威脅反製；對一些小國和發展中國家則使用“盾牌計劃”進行威脅。
6月30日，G20/OECD有130個國家宣布同意，該計劃預計在7月9日至10日的G20財長會上得到原則批準，並提交10月份G20領導人會議審核。因稅收屬於國家主權範疇，2022年相關成員國要先經過國內立法程序，於2023年實施。
拜登在7月1號發表聲明：“感謝130個國家簽署經合組織有關稅收協議（未提G20），支持將全球最低稅率設置在至少15%的水準，這些國家佔全球經濟總量的90%以上，他們的支持使我們距離達成全面的，全球稅收協議，結束企業稅主體競爭更近一步，全球最低稅率將確保各國不再為吸引跨國公司而爭相壓低稅率，不再為保護跨國公司利潤而犧牲財政收入，跨國公司也將無法通過利潤轉移來逃避稅負，還有利於打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提升美國競爭力，使美國能夠將更多財政收入用於投資，從而保持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優勢。在此基礎上，美國還需要改革國內企業稅法，國會應盡快通過美國製造稅收計劃，將高薪就業崗位帶回美國，並確保稅法服務於家庭、工人和小企業的利益，期待各國在今年秋季達成全面協議。”6月30日簽署，7月1日就發表聲明歡呼勝利，拜登的戰略意圖暴露無遺。
耶倫財長也發表講話：“今天是美國經濟外交史上具有歷史性的日子，全球在過去數十年都在進行一場自我傷害的國際稅收競爭，美國降低企業稅率，其他國家也降低其稅率作為回應，其結果是全球範圍內的企業稅率普遍下降，所有國家都遭受損失，低稅率不僅未能吸引新的企業，還剝奪了各國本可用於投資基礎設施、教育和醫療衛生等重要領域的資金。對美國而言，今天達成的這項協議將確保企業承擔應繳稅負，美國將進入一場可以依靠工人技能和基礎設施實力取勝的競爭，建立起一個幫助美國工人和企業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獲勝的稅收制度。這也是拜登政府中產階級外交政策的應有之義。”
所以，無論是拜登總統的聲明還是耶倫財長的講話，把這場全球稅制變革對美國的意義都坦誠直白地說出來了。
03
要從世界經濟未來發展前景
對國際稅改的重大影響進行研判
第一，國際稅制改革同數字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互聯網巨頭憑借商品服務抽象化，交易活動網絡化，成功實現了全球賺錢，只在注冊地納稅的優勢，使得各國財政很長時間內束手無策，也造成全球企業的不公平競爭。數字稅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個過程，因為美國在數字領域有著絕對領先的地位，比如亞馬遜、蘋果、微軟、谷歌、臉書這五大絕對是全球領先，美國百般阻礙數字稅的推行。川普時期美國對國際稅制改革隨心所欲，但拜登政府操作的專業性更強，可以說是偷梁換柱，表面上順應了國際進程，但是毫無忌憚地塞入美國的私貨，堅持美國的訴求，並且想方設法推進政策的落實，總之絕對不能讓領先的美國數字企業成為全球稅制改革打擊的出頭鳥，千方百計要“把水攪混”，把其他國家都拉進來，而且把金額提高到200億歐元。雖然200億歐元，前面提到的五大公司也跑不了，但如果持續研究對數字經濟的影響，其實是在進行降溫，用200億歐元來弱化對美數字企業影響。這也使得英國不得不強烈要求把金融業排除在外。同時美國明確要求歐洲取消對美國的數字稅，並以威脅方式將301調查反製擱置180天，視情況而定是否使用。所以，美國在策略上的方法十分專業，讓人很難挑剔，我國也須用專業的方法來應對。
第二，國際稅制改革意在重塑世界經濟體系，重構全球稅收規則。在拜登於協議簽署後歡呼美國勝利的同時，美國一些學者明確表示，這次國際稅制改革是美國繼一戰以來，第三次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實施重大變革。第一次是1918年1月底，美國提出了“威爾遜14點原則”，確定了美國全球貿易的領先地位，核心就是航海自由（14點原則的第二條）。第二次是國際貨幣體制的建立，二戰末期，1945年7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的霸權地位。而現在是第三次美國要引領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特別是引領直接投資方向、生產力競爭規則及關鍵產業回流美國。這是同美國關鍵產業研究，特別是包括芯片、稀土等關鍵原材料、先進醫療業和先進電池等關鍵產品供應鏈的穩定和韌性是直接聯繫在一起的，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的政策行為將對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產生重大影響。全球範圍的企業賦稅水準已從80年代初的40%降至目前的約23%，這是跨國公司全球布局，形成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重要推動力量。而國際最低稅率的提出，有可能促使全球減稅周期的結束，新的加稅周期的開始，三鏈發展勢頭放緩，對經濟全球化進程將會產生重大的直接影響。
一是當前全球通脹上漲，加稅將使跨國企業不得不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向下遊轉移成本，要生存就必須向下遊轉移成本，推動全球商品價格的上漲。現在石油價格70美元/桶，預測明年可達100美元/桶，俄羅斯經濟學家已經提出可能達到200美元/桶，因此確實不可小看相關影響。我們的研究要拓展到全球，這一趨勢變化可能造成部分關鍵製造業回流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這也是耶倫財長反覆強調國際稅制改革對美國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二是稅收是投資決策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據測算，對外國直接投資稅負每增加1%，將導致直接投資基金減少3.7%，而在當前經濟全球化趨勢調整的情況下，再疊加美國供應鏈的新政策，最終影響可能會更加直接。
三是原本依靠低稅的小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將受到巨大的直接衝擊。本來後疫情時期，美國抽緊銀根，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挑戰，已經對中小國家的市場穩定形成巨大壓力，再加上稅收政策調整的壓力，衝擊影響不可小覷。而美國是不會顧忌這些國家的。
第三，國際稅制改革的進程尚未完成，存在四個障礙：兩個是美歐自身的阻礙，兩個是技術性的阻礙。
一是美國共和黨的製約。因為國際稅制是國際條例，按照美國的法律，參議院要有2/3參議員同意，也就是說100名參議員中要有67名支持國際稅制改革條例通過，但目前美國國內共和黨強烈反對。而美國眾議院方面對稅改的製約是籌款委員會，該委員會副主席布雷迪就明確表示反對。此時，拜登政府把與中國的競爭放在首位，稱要和中國競爭必須付出成本代價的說法有多大的說服力就顯得十分重要。
二是歐盟有3個國家反對。6月30日，匈牙利、愛爾蘭、愛沙尼亞對加稅表示反對。三國在歐盟內部協商一致的過程中具有平等地位，但歐盟內部對這些國家一定會施加巨大的壓力，很難堅決頂住。最終方案可能會有附加條款，但總體上憑三個小國試圖扭轉形勢非常困難。當然還有非洲的大國尼日利亞、肯亞，但美國使用“盾牌計劃”，也可以繞過這些國家解決這個問題。
三是關於美國最大數字企業亞馬遜的稅負問題。亞馬遜是全球營業額收入最大的企業，但如果查看利潤表，其總利潤不超過10%，主要因為其服務對象都是以零售為主的消費者，如此利潤率低。此前提到第一支柱是營業額200億歐元，利潤額超過10%以上部分的20%分享，但亞馬遜就沒達到10%的標準。這點歐盟也看到，並且態度堅決，稱如果無法對亞馬遜征稅，那麽整個協議都不會簽署。美國妥協的方法是把亞馬遜雲單獨計算，其利潤絕對超過20%，且總量也很大。然而，非常全面嚴謹的國際協議，單列一個公司分開計算屬於國際先例。下一步如何發展，值得研究。要成為引領全球規則制定的國家，我們必須將這些都研究清楚。
四是有效稅率的計算。OECD政策文件僅初步框架就有30多頁針對有效稅率的計算，確實不能小看。這是關係到我國重大利益的技術性問題。眾所周知，我國企業所得稅率是25%，但高新技術企業是15%。高新製造企業享受的研發加計扣除是75%到100%，一般的高科技企業是75%研發加計扣除，先進製造業100%加計扣除。舉例來說，假如是高新製造企業100元的利潤，稅收則是乘以15%是15元。如果研發費用為10元，100元-10元=90元，90元×15%=13.5元，即為13.5%的實際有效稅率。如何維護我國的政策底線，我們研究的時候必須算清，並需要在簽署談判文件前加以明確。
總而言之，前面兩個問題是美國國內爭鬥，歐盟內部博弈，而技術性的政策問題則和我國直接相關。
04
要從維護中國利益角度
提出我國的應對方案
第一，我們要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創新引領，使中國的經濟高質量發展並保持一定增長速度。2021年，IMF預測中國經濟增長8.4%。6月份時將美國的增長率從原先預測的6.4%提高至7%。也就是說在2020年美國GDP20.68兆美元的基礎上增加7%，增長近1.5兆美元，中國則從14.66兆美元基礎上增長8.4%，增長約1.23兆美元。就增長絕對量而言，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增長的絕對量可能第一次超過中國。2008年以後，中國對全球新增增長貢獻量保持在30%左右，美國是10%左右，雙方合計是40%左右。面對兩大經濟體增長變化情況，我們要保持高質量的發展，創新引領，對未來發展非常關鍵。同時，我國有“十四五”規劃目標，有減碳的任務，保持經濟可持續的增長更顯得十分關鍵。
第二，我國要繼續大力提升營商環境的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水準，要繼續使中國成為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樂土。2020年，在全球下降40%多的情況下，我國吸引投資是正增長4%，成為全球吸收國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這個成績非常重要，來之不易。面對美國的全方面競爭和打壓，我們要下更大功夫保持全球競爭力，保持對國外投資的吸引力，保持對全球供應鏈的緊密融合和堅定韌性。這就要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來實現。
第三，要堅持多邊主義。要在宏觀經濟政策上與G20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堅定不移地保持政策的持續溝通，同時一定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應對和改變美國試圖引領的“先發達國家後其他國家”，或者“先G7國家後其他國家”的國際規則制定模式。就捍衛國家利益而言，美國是不講道理的，因為這符合拜登政府的需求。拜登明確說了，要把中國排除在國際貿易制定規則之外，對此我們要堅決反製，後續WTO的談判或其他重大談判，我國一定要全方位地參加，提出中國方案，發揮引領作用，持續發出聲音，全面提出要求，堅定捍衛國家利益。
第四，我們須提高對問題研究的全局性、戰略性和專業性。一是全局性，要有全球視野，同時立足國情，充分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對於國際規則的制定要全方位參加。
二是戰略性，即在戰略方向上堅持國際規則的制定，符合中國的發展利益，有利於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的緊密融合，服務於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戰略目標的大局。
三是專業性，我國專業部門對問題研究要更準確，更全面，提供更完整的報告和建議。具體到國際稅制改革的中國審批程序，鑒於美國和歐盟在通過該方案的立法程序方面，均存在不確定性，建議密切觀察美歐立法程序進程，審慎啟動我國立法程序，並以此作為博弈手段，同美歐進行宏觀經濟政策溝通交流，爭取我國的最大利益。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陽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億元的主要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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