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入關的必然性：實力對比與自然因素

滿清入關是歷史的必然，但甲申年迅速佔領半個中國有撿漏成分。

崇禎皇帝煤山自縊、大順政權治國無方、南明政權自相殘殺，以及吳三桂的衝冠一怒，確實給滿清提供了撿漏機會，此不詳述，下面重點談論清朝入關的必然性。

第一，清朝已完成封建化進程

後金政權是由建州女真建立的。建州女真與朝廷的關係較近，其首領也世代受明朝冊封，包括清太祖努爾哈赤。因此，建州女真很早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

努爾哈赤在建立後金的過程中，初步建立了八旗制度，原本松散的部族體制逐漸向集權製過渡。

對於漢人的治理，努爾哈赤起初推行奴隸製，並大肆殺戮反抗者，結果招致動蕩，漢人大量外逃或暴動。此後，努爾哈赤轉而推行“各守舊業”、“計丁授田”和“按丁編莊”等政策，在經濟基礎上向封建制過渡。

但終努爾哈赤一生，殘暴壓製漢人的政策都未改變。皇太極即位後，出於對滿漢矛盾的清醒認識，他將安民作為治國之要。由此，後金政權的統治機制真正由遊牧民族式的粗暴統治轉向適合農耕民族的安定統治。

皇太極在位期間，還曾提倡漢化、優禮士人，以明朝制度為範本完善了官製。在後金與明朝的交戰中，大量漢族士人入仕後金，為後金與之後的清朝的建設起到了極大作用。

第二，明朝滅亡前滿清的實力

在明朝滅亡前夕，清朝已幾乎完全佔領山海關以外，距北京已並非遙遠。在崇禎帝殉國前，清軍已三次突入關內。

在1636年五月，皇太極派阿濟格等領兵出戰，這是首次入口之戰。此戰共俘獲人畜共十餘萬，生擒總兵巢丕昌。於1638年，皇太極命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南征明朝，這次南征兵分兩路，深入山西，攻破濟南，殺明朝宣大總督盧象升；然後北掠天津、遷安，出青山關返還，往返掃蕩數千里。1642年，第三次突入關內，擄掠至山東兗州而歸。幾乎同時，清軍在松錦之戰中俘獲洪承疇，消滅了關外的全部明軍精銳。

皇太極三次發動入口之戰，用意即是損耗明朝軍力與財力，破壞生產。清軍三次入口既沉重打擊了明朝，也體現出明朝華北地區已沒有一條足夠穩固的防線。

到了1644年，抵擋清軍入關的力量僅剩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部，關外也僅剩寧遠一座孤城，幾乎完全失去戰略意義。

第三，寒冷氣候中的農耕劣勢

眾所周知，農業受氣候的影響很大，即所謂的靠天吃飯。在明清時期，全球正經歷一場小冰期，而明末的這段時間正是冰期進入頂點的時候。高產作物玉米、番薯等此時已傳入中國，此時卻尚未普及。

氣候轉涼使農作物產量下降，農民普遍貧困，關於“大饑”、“人相食”的記載頻繁出現。災荒導致流民增多，稅賦減少，國家財政虧空，明朝統治迅速瓦解。

天災為李自成、張獻忠等的義軍提供士兵來源。1637年，李自成被孫傳庭擊敗，率殘兵逃入商洛山中。僅兩年後，李自成突然殺出，轉戰河南，開倉賑濟災民，響應者百萬之眾，明廷再無力鎮壓。

此外，遊牧民族也受天災影響南下掠奪，明朝陷入內憂外患。在掠奪中原物資的過程中，女真人更加團結，而明朝實力被損耗。

最後，明朝自身問題積重難返

明朝晚期官僚士大夫已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改革難以推行，黨爭加劇使明朝陷入不斷的內耗之中。自張居正改革以來，內閣首輔權力的擴大打破了權力平衡，造成皇權與相權的鬥爭。在萬歷皇帝的怠政與有意製衡下，派系鬥爭愈演愈烈。

皇帝對官僚士大夫從某種意義上處於失控狀態。文臣以仁義道德相互攻擊或阻撓皇帝，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皇帝可以以廷杖等方式處罰某些挑頭的文官，但盤根錯節的官僚群體可以聯合抵製，萬歷怠政也與此有關。

在此情況下，閹黨由於與皇權的緊密聯繫遂大行其道，本質上仍是派系鬥爭，仍是內耗，常以國家利益為代價捍衛私利。在派系鬥爭中，閹黨未必盡惡，東林黨等也未必是善。

最後，明中後期以來的以文製武等問題無法解決，武將常陷入朝廷中的派系鬥爭，不能專心守邊禦敵，遼東經略熊廷弼之死即是明證。為清朝崛起提供了絕佳機會。

綜上，滿清在1644年入關如此迅速存在偶然因素，但即使沒有李自成與吳三桂，清軍入關也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