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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三雄變成黑社會,吳用利誘不是主要原因

阮氏三雄是水泊梁山的元老。

晁蓋下決心搶劫生辰綱時,吳用說:這種事情人多了做不成,人少了也做不成。搶劫行動能否順利,取決於有沒有武藝高強的關鍵個人。

吳用所說的關鍵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阮氏三雄。

接著,吳用去石碣村勸說阮氏三雄入夥參與搶劫生辰綱,三兄弟清一色的破頭巾、舊衣服,顯然處於半破產狀態。

三阮的貧困,原因在於官與匪。

自從王倫等人在梁山佔山為王,霸佔了水泊,三阮無法去打漁,斷了財路,大多數時候無所事事,賭博的時候比打漁的時候多。

自古有匪就有官。土匪強盜謀財害命,官府剿匪就是對於百姓的關懷。

但阮氏三雄對官府的印象並不好,“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撣,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都盡吃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

對於傳統社會的百姓來講,匪害民,官擾民,都不是好東西。

某種意義上,官比匪更下作。匪為了自身安全,還講究兔子不吃窩邊草。

官就沒有這些講究,在剿匪的名義下可以無償佔有百姓少得可憐的財產。

百姓也永遠不要指望官把匪剿光,因為匪的存在正是官兵存在的理由。有了匪,才有兵,才有餉,才有官威。

官往往縱容匪,讓匪把事情做大,從而提高自己在朝廷管理中的重要性。

在官與匪的雙重壓迫下,三阮看不到任何希望,他們最大的理想就是成為梁山好漢一樣的人,“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

當吳用發出邀請時,阮氏三兄弟馬上死心塌地的入夥,表示“這腔熱血,只要賣於識貨的!”簡直是,盼星星,盼月亮,盼來了親人吳學究,一副與黑社會分子相見恨晚的姿勢。

以三阮的捕魚本領,如果沒有官與匪的雙重盤剝,完全有可能靠打漁勤勞致富。

以三阮的武功,如果有正常的晉升通道,他們也可能成為有功於國家的將軍。

一個好的社會能夠給其成員提供足夠的關懷,讓人們過上安全而又有尊嚴的生活。按照中國古代文化的理想,在大同社會裡,老有所養,幼有所歸,鰥寡孤獨等弱勢人群都能夠得到來自社會的溫暖,所有人的人都能得到來自制度的關懷。

制度性關懷首先表現為物質生活需求的滿足。傳統社會講皇恩浩蕩,並非空話。《詩 經》裡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老百姓成為王權統治下的臣民,其前提是獲得土地。王者賜予百姓土地,百姓接受王者的長官。忙時耕種,閑時興修水利,災荒時賑災,百姓能夠吃飽飯,就不會有那麽多人加入黑社會。

制度性關懷的另一個方面是追求個體和家族的發展。吃飽了飯,就要出名,就要做官,獲得社會的承認和尊重,這是人之常情。武松追求封妻蔭子,楊志不肯玷汙了清白身子,都是對於個人發展的追求。對於這種追求,傳統社會通過科舉製或者軍功制度把下層精英提拔到權力階層中,滿足其追求發展和成功的需求。

百姓如果能夠感受到上述來自王朝的制度性關懷,往往選擇做順民,對朝廷充滿感恩之心,這時通常天下太平。反之,則會走向亂世。《水滸傳》所描寫的時代是亂世,其時的人們已經不能體會到來自社會的關懷。

飯吃不飽,發展沒有太空,每個人肚子裡都憋了一股鳥氣,隨時準備做好漢。

在這種情況下,三阮對於官府已經沒有信心,小知識分子吳用輕輕一鼓動,他們馬上就變成鐵杆黑社會分子。

接下來,三阮積極參與搶劫活動,殺人放火代替了耕種打魚,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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