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考古與中華文明之山東考古對中華文明的貢獻

鄒平丁工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陶文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之一

經過幾代考古人的努力，山東考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序列清晰，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山東地區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居住，目前發現有數十處舊石器時代遺址，距今40餘萬年前的沂源猿人是山東地區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到距今約3萬至1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山東地區發現了百餘處細石器時代遺址，主要分布於沂沭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兩個地區。扁扁洞遺址為山東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10500年至9500年，有了簡單的夾砂陶器、磨製石器、用火遺跡。扁扁洞遺址的生業經濟仍處於狩獵與采集階段，但陶器的使用、半定居的狀態都為農業生活方式的適應準備了條件。

城子崖遺址出土陶鼎

後李文化距今約8500年—7300年，主要分布於泰沂山脈北麓的山前平原地帶。面積巨大的聚落遺址，大型房址、墓葬和濠溝，大型陶器、磨製石器和陶塑等原始藝術品，動植物考古表明後李人以漁獵、采集和粟作農業為生，為廣譜性經濟，社群組織小型化，部分遺址應為季節性聚落址。小荊山遺址發現有分區的墓葬和環濠，表明社會進入了定居的農業社會。

到北辛文化時期（距今7300年—6000年），北辛文化的分布範圍明顯擴大，已經遍布膠東半島、蘇北和魯中南，遺址達百餘處。北辛文化的農業經濟更加繁榮穩定，進入了平等的氏族社會。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化不明顯，墓葬有分區、分群和分組的現象，說明社會成員歸屬於不同社群，構成了以家庭、家族和氏族等多重社會組織。北辛文化受到了中原斐李崗文化的強烈影響，兩者之間的互動以中原文明對海岱文明的影響為主。中原文化對東方的影響一直延續到大汶口文化早期。

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址主要分布在魯南和蘇北地區，彩陶藝術受到了中原廟底溝類型的影響，並發展出東方特色的彩陶藝術。到中期時，大汶口文化逐漸走向繁榮，社會分化加劇，聚落遺址增多，已經分布至整個山東地區。到晚期時，大汶口文化達到海岱史前文明的頂峰，魯北、魯南和魯東出現了焦家、西康留、崗上、丹土等數座大汶口文化的城址，代表了一個區域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大汶口文化墓地規模進一步擴大，出現了大、中、小型等不同規模的墓葬，說明社會分化進一步加劇。而且，大型墓葬中出現了一些文明因素，如棺槨制度、成套酒食器等禮儀用器、葬豬或狗的習俗、綠松石鑲嵌技術、玉兵器等，這些文明因素被夏商周三代文明所繼承，如在夏都二裡頭遺址中就發現有源自大汶口文化的玉戚，綠松石鑲嵌技術等，商文化中的葬狗、人殉習俗也來自於大汶口文化之中。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文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文字來源之一。

丹土遺址出土玉牙壁

距今4400年前後，在江淮文化因素的影響下，大汶口文化過渡至龍山文化。山東地區進入了城邦文明階段，出現了十餘座城址，主要分布在魯北一線和魯東南地區。海岱地區人口快速增加，遺址增多，中心聚落普遍建築城址，發展出了新的區域性中心。發達地區聚落以城為中心並且連接成組成群，說明出現了區域性的政治聯盟，如魯東南沿海地區的丹土-兩城鎮與堯王城遺址群，魯北山前地帶的城子崖-丁公-桐林-邊線王遺址群，魯西的景陽崗－教場鋪遺址群等。龍山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最大的區別在於社會細胞進一步小型化、社會風貌的世俗化，宗教神權衰落，世俗王權進一步加強，這從社會制度上開啟了夏、商、周三代以城邑為中心的城邦時代的序幕。

兩城鎮遺址出土玉圭

大汶口文化自中期開始向外擴張，這一時期還僅見個別文化因素或墓葬出現在山東之外的周邊地區。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早期時，東方文化因素更加強勢擴張，與之相伴，東方人群也開始了西進和移民的浪潮。其中一支順著沂沭河南下到達淮北地區；一支至豫東南的淮陽地區；另有一支順著黃河西進，促使了廟底溝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形成。在襄汾陶寺、芮城清涼寺和臨汾下靳墓地等遺址中都可見明顯來自東方的文化因素,表明這些遺址中存在部分東方人，而且這些人群構成了社會的上層和部分社會基層。這些文化因素的出現並不是簡單的文化傳播，而是在大汶口文化因素基礎上的創造，這說明在中原文化和東方文化的互動中創造了中華文明的文化基礎。從歷史文獻上看，堯舜禹時期的堯、舜、羿、皋陶等族都具有東方族群的文化基因，孟子就曾說舜“東夷之人也”。現在許多考古學和歷史學家均認為堯都為陶寺遺址，而陶寺文化中的棺槨制度、彩繪圖樣、綠松石鑲嵌技術，墓葬中用豬的葬俗和陶器中的大口罐、折腹尊、高領尊、折腹盆、圓肩壺、小折腹罐、大口缸，玉器中的琮、牙璧、刀、戚、鉞等都來自於東方。東方文化因素是陶寺文化禮製的主要構成部分，這種禮製的傳承也延續到三代時期，從而使東方文化因素滲透進夏商周三代禮製之中。這與歷史學家以文獻所構建的中國早期歷史格局如“夷夏東西”“三集團”說高度契合，也正符合儒家所稱的“禮失求諸野”“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傳統觀念。

城子崖遺址嶽山文化祭祀坑

夏代時，中原地區主要屬於二裡頭文化，東方為嶽石文化（距今3800年—3400年）。夏都二裡頭遺址中也發現有少數來自東方的文化因素，但是總體上夷夏對立，關係不是很緊密。史載“禹興於西羌”，夏人是西人入主中原，與東方族群聯合創造了夏王朝。夏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是中原龍山文化，二是淮北地區汝潁流域的龍山文化因素，三是來自西北地區以花邊罐、牙璋和銅牌飾等為代表的齊家文化因素。其中禮製方面以第三類為主。第一、二類為以陶器為主的文化基礎代表了社會基層的構成。其中第二類因素的形成正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時擴張至淮北的人群所創造的，文獻中說夏王朝的姻親為東南方的夷人，這一地區在商周時期被稱作越人，越人自稱大禹之後，又有禹會諸侯於塗山的記載。這種文化格局和構成不正是對文獻記載的印證嗎？所謂夷夏關係，不僅是以夏變夷，首先是由東夷文化與中原文化共同構成華夏文明，三代之前並沒有夷夏之分，在夷夏共建華夏之後才有了夷夏之別。東方文明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朱封遺址出土玉冠飾

海陽司馬台遺址出土玉璋

商代時，早商文化和嶽石文化和諧並存了一百年時間，中商之後，商文化逐漸往東方擴張，到晚商時期，除膠東外，整個山東地區都屬於商文化的分布區。西周時，周公分封伯禽於魯，太公望於齊，山東地區進入了齊魯文明時期。山東地區逐漸融入中原文明之中。魯國唯周禮是尊；齊太公對夷人“因其俗，簡其禮”，開放而包容，創造了東方的泱泱大國。

東周時，周王室衰徽，北方戎狄入侵中原，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維護周王室權威。因此，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披）發左衽矣。”戰國時，六國紛爭，最終秦國一統天下。秦人雖然崛起於西垂，但是《史記·秦本紀》《孟子》《清華簡》等文獻都記載秦人為少昊之後，源於淮泗地區的贏姓，於商末周初遷往西方，“在西戎，保西垂”。秦文化考古也提供了對這段歷史事實的證據。在爭霸過程中，各國都為統一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準備。其中，尤以秦、齊在制度上的準備最為全面和有效。此外，秦國和齊國也在宗教意識形態上為統一作好了思想上的準備。秦以變法強國，齊國設立的稷下學宮為百家爭鳴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中國先秦思想的繁榮。東方地區魯國所具有的魯家傳統，也逐漸在漢代之後走向前台，與秦、齊創建的國家政治制度一起構成了中華文明大傳統的兩個方面。田氏代齊之後，齊國由陳姓統治。陳姓為虞舜之後，自當來源於東夷，戰國雖七雄，但東西齊秦兩大國都有東方文化基因，最終秦統一全國。

秦統一後，秦始皇實行了一系列經濟、政治、文化的統一措施，又熱忠於巡狩和封禪，重點區域是東方，尤其以泰山為中心的齊魯地區為主。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始皇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封泰山，禪梁父，立刻石，又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山東境內祭祀八神的八主祠已經過系統的考古工作。目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對瑯玡台進行考古發掘。據文獻記載該地為祭祀四時主的地方，秦始皇曾於28年（公元前219年）在台上立刻石。二世元年（前209年），秦二世於秦始皇刻石旁複刻詔書。秦刻石陸續被毀，至今唯有泰山刻石位於岱廟，秦二世刻石保存在國家博物館。

秦刻石

秦雖二世而亡，但是漢承秦製，周秦漢基本奠定了中國古代的宗教和文化基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和基本的社會規範。漢代儒家雜糅了道、法、陰陽等百家思想，體現了兼容並包、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徵，因此具有長久的生命力，這也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西漢時草原遊牧民族不斷進犯中原，漢朝統治者採用了戰爭與懷柔相結合的政策，在與遊牧民族及中西亞文明的互動中，漢民族意識逐漸形成，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也最終形成，歷經兩千余年傳承至今。自漢代至明清，雖然王朝有盛衰分合，但是中華民族文脈不斷，中華文明綿綿不絕。

琅琊台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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