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發院院長：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可濃縮成“儲蓄”

　　姚洋：一則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故事

　　姚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可濃縮為題名為“儲蓄”的短故事

　　來源：北大國發院微信公眾號

　　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堪稱奇跡。關於這個奇跡的原因，有許多故事可以講；但是，無論什麽樣的故事，都可以濃縮成一則簡短的故事，題名是“儲蓄”。

　　這則短故事的起點，是一個常識：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把今天的產出節省下來一部分，花到有利可圖的投資上面，從而提高明天的產出。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家庭，無不如此。過去的地主老財，多數是靠省吃儉用發家的；當代的城市白領，花錢學習的熱情高漲，自然也是希望提高自己的收入能力。近二十年來，我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迅猛，一些人就把投資和基礎設施劃等號了。但是，投資遠不止基礎設施。企業更新廠房和機器設備，自然是投資的一部分；政府和企業的研發也是投資；教育也是投資。過去，國民經濟核算把研發作為政府支出或企業成本，不計入GDP，現在則計入GDP；教育支出仍然記為家庭或政府的當期消費，不算國民儲蓄的一部分，但這並不否定教育作為投資的性質。

　　從李嘉圖、馬克思到索羅，研究經濟增長的經典理論家無不把儲蓄和資本積累放在經濟增長的首位。但不知什麽原因，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儲蓄的作用被矮化。在這個時期，拉美國家把寶全部押注在國外資金上面，結果演變為萬劫不複的主權債務危機，工業化進程戛然而止。以美國為代表的先發工業化國家沒有從中汲取教訓，而是躺在後發國家（先是日本和德國，後來是中國）經常項目盈余以及不斷增長的石油美元之上，開始了寅吃卯糧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敲響了“美國生活方式”的警鍾，而像希臘這種寄生在歐盟身上的國家，更是被國際市場無情拋棄。經濟增長沒有捷徑；節儉永遠是一種美德。

　　由此反觀中國，任何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不得不承認，中國是經濟增長的優等生。即使是按照國民經濟核算口徑，我國的國民儲蓄總量也是驚人的。事實上，我國的高儲蓄從一五期間就開始了。共產黨所繼承的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然而，即使是在那樣困頓的情形下，一五期間的積累率也達到24.2%，二五期間更是高達30.8%．經過三年調整時期，三五期間的積累率恢復到26.3%，到四五期間更是衝高到33.0%。高積累的代價是沉重的。農村實行統購統銷，農民飽受價格剪刀差之苦；城市實行低工資政策，城市居民生活水準停滯不前。可以說，計劃經濟時代的高積累是以犧牲一代人為代價實現的。然而，我們的成就也是毋庸置疑的。通過高積累，我國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培養了大批研發和技術人員以及人數眾多的產業工人，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的國民儲蓄率繼續提高，到2008-2010年達到52%的頂峰。對於一個大國而言，這樣的儲蓄率只有在二戰期間才出現過。和計劃經濟時代不同，儲蓄的主體由國家轉化為居民和企業，兩者合計貢獻了我國儲蓄總量的90%。但是，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最突出的特點是，政府貢獻了10%的國民儲蓄。在政府經常性收入當中，30-40%是用來投資的；在其他多數國家，政府的日常支出往往大於其財政收入，因而要靠借債來維持消費。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政府比世界上多數政府都要節儉得多，所謂“政府太大”的神話，不攻自破。那麽，如何解釋企業和居民的高儲蓄呢？這些年來，學術界給出了很多解釋，但下面幾個解釋可能是最為靠譜的。

　　其一是人口紅利和勞動力轉移，或曰“人口雙轉型”。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計劃生育政策，無意間讓改革開放趕上了我國人口紅利的快速上升期，兩相疊加，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步伐。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我國產品獲得巨大的世界市場，而人口雙轉型壓低了工資，市場擴大所創造的額外價值多數變成了企業的利潤。由於很少分紅，我國企業把幾乎所有利潤都用來再投資，因而，隨著經濟的擴張，企業儲蓄自然提高。

　　其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長。莫迪裡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論告訴我們，一國居民的財富總量和該國GDP的比例是一個常數，因此，一國的居民儲蓄率（財富增加量和GDP的比值）和該國的經濟增長率成正比。莫迪裡安尼本人與他的中國合作者的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我國儲蓄率的提高。基於我國2001-2010年家戶數據的微觀研究，往往得到下面的結論：如果家庭平均收入提高一倍，則家庭儲蓄率提高14 到19個百分點。這完全可以解釋這一時期全部居民儲蓄率的提高。

　　其三是收入分配的變化。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到2008年，勞動者收入佔國民收入比例不斷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從近70%下降到58%的低位。由此而騰出的收入份額，基本上被企業利潤所吸收。這意味著，這段時間裡，我國的收入分配發生了相對的負向轉移，即勞動者的份額下降，資本擁有者的份額上升。凱恩斯早就告訴我們，在一個國家內部，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比低收入者的要低，因而，隨著資本擁有者收入份額的上升，居民的平均儲蓄率必然上升。

　　靠著巨額儲蓄，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資本稀缺的國家，自2016年起，我國更是成為長期資本淨輸出國。展望未來，巨額儲蓄將極大地提高我國的研發和教育投入水準，助推我國實現向創新大國的轉變。

　　然而，凡事總是有兩面性。儲蓄是美德，但也產生煩惱。對於中國而言，最大的煩惱是流動性的增加。由於要維持固定匯率，央行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資產負債表被動擴張，除2015、2016兩年之外，基礎貨幣的投放基本上是由外匯儲備的增長造成的。外匯儲備是我國的對外債權，也就是一種儲蓄，所以，我國M2增長的源頭，是我國對外儲蓄的增長。外匯儲備如同一座水庫，當對外儲蓄增加的時候，這座水庫的蓄水量就增加；而且，除非我國增加對國外產品和服務的購買，否則水柯瑞的“水”總是要流到下遊、即市場裡去的。央行可以做的，是通過控制央票的數量和存款準備金率來調節水庫閘口的大小，視實體經濟情況讓“水”流得快一點兒或慢一點兒，但不能改變“水”的總量。比如，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我國實行了所謂的“四兆”財政刺激政策，許多人說這是“大水漫灌”，但如果看一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就會發現，央行的基礎貨幣發行增速在2008、2009兩年並沒有異常提高，投資的增長主要來自於商業銀行信貸的擴張。這不過是相當於把水庫的閘門開大了一些而已，而不是央行無中生有地製造了更多的貨幣。我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導，而後者的存貸業務產生乘數效應，自然增加貨幣的數量。但是，不同於美聯儲、歐洲央行或日本央行無中生有地製造貨幣，我國央行的基礎貨幣基本上來自於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說到底，“四兆”還是來自於我國的儲蓄。（由此想到，關於中國經濟增長最不靠譜的說法，是說中國的增長是靠“負債驅動的繁榮”。這種說法不僅展現了論者的無知，而且，說得嚴重一點兒，是對幾代中國人勤勞節儉的侮辱。）

　　流動性太多的最大問題，是推高資產價格。無論是房價的上漲、還是股市的泡沫，都與流動性太多有關。這些流動性是儲蓄導致的，因而不能像美聯儲那樣通過央行縮表回收；事實上，如果不增加進口的話，這些流動性將永遠存在下去。在進口不會快速增加的情況下，我們就必須在國內想辦法。在生產方面，大量增加直接融資的比重，鼓勵居民和企業投資科技進步事業，是消解流動性問題的一個辦法。在消費方面，政府應該通過增加支出帶動居民消費，以減緩流動性的增加速度。“勤勞致富”是中國人的美德，也是過去七十年政府政策背後的道德邏輯；但是，今天的中國可能已經到了該“適度享受”的時候了。政府轉型已經講了幾十年，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很多，但根本性的原因是各級政府重生產、輕福利。十九大報告指出，在現階段和未來一段時間裡，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發展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提高普通民眾的福利，應該是實現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的發展的應有之義。新時代需要新思維；觀念轉變之後，中國故事才會更精彩。

責任編輯：孫劍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