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鼎立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
三國時期的政治，風雲變幻，天氣萬千；
三國時期的軍事，金戈鐵馬，氣勢壯闊；
三國時期的經濟，變革重大，承先啟後；
三國時期的外交，縱橫捭闔，奇峰迭出；
三國時期的人物，英雄輩出，業績昭著。
特別是三國人物、三國故事，自宋元以來由於平話、戲劇、小說的傳播，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常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三個臭皮匠，湊個諸葛亮”、“說曹操，曹操到”，已成為人們生活中常用的熟語，可見三國故事影響之深。
由於三國鼎立，“人謀”規劃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三國時期人物的複雜關係，他們的智慧謀略，給人們留下了很多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從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受到很多啟發。這就是三國故事歷久不衰，人們津津樂道的原因。
人們熟知三國歷史，大多來自《三國演義》。《三國演義》是一部演史小說，演史情節多有虛構，但它又不同於時下的一些戲說電視劇，任情所為。
《三國演義》對歷史的演說還是比較嚴肅的，它的虛構多為誇張，或張冠李戴，移甲作乙；或遙情想象，補充細節，很有分寸。
如何看待《三國演義》中的虛構，以及正說歷史的關係呢？
三國鼎立的形成，是一部金戈鐵馬、異彩紛呈的歷史活劇。曹操、劉備、孫權三位創業之主，以及三方的謀臣武將，個個超群絕倫，他們在暴風驟雨般的激烈鬥爭中展示人生抱負，不失時機地建功立名，創造了一個時代……
探索“正史”
《三國演義》，原名《三國志演義》，為了順口，流傳中去了一個“志”字。
《三國演義》是一部成功的演史小說。演史小說，目的是普及歷史，要人們記住歷史，敬畏歷史，給人以借鑒，宣揚某種精神。
演史小說的前身，多是宋元平話。宋代積貧積弱，外患嚴重，統治者醉生夢死。有識之士，以平話戲曲宣傳歷史知識，喚醒民眾，居安思危。
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有借鑒的實際意義。但為了人物形象的生動完整，往往有細節的虛構，並集中在幾個人物身上，以突出作者所要宣揚的精神。
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關羽是忠義的化身，曹操是權奸的化身，這幾個人物虛構較多。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說《三國演義》七實三虛，現在有人做了文本對照的計量分析，有63% 言之有據。
《三國演義》半文半白，許多段落在《三國志》中可以找到。諸葛亮等幾個人物的細節虛構，佔了《三國演義》虛構的一多半。如果進一步做分層次的計量分析，那《三國演義》就不是七實三虛，而是八實二虛，即80% 以上的描寫有史實根據。可以說細節虛，主線實；枝葉虛，主乾實。
因此，我們要極力避免兩種偏向。
一是研究《三國演義》，不能不重視歷史，要研究歷史，對照歷史。如果不懂歷史，又不肯下功夫，往往以“虛構”二字涵蓋一切，可以說帶有這種偏向的研究，就是在“虛構”中研究，所做的藝術分析，也自然是“虛構”的分析，使讀者不得要領。
反過來，另一種偏向，研究歷史，正說歷史，也不能不研究《三國演義》的藝術虛構，否則會把《三國演義》看成戲說歷史。正說三國歷史，就要處處批《三國演義》，同樣是一個大錯誤。
考究“虛構”
對於《三國演義》中歷史人物情節的虛構，還需要做進一步分析。
以諸葛亮為例，他的出場是劉備三請諸葛亮。
《三國志》記載只有“凡三往，乃見”五個字，而《三國演義》竟用重筆描寫，在第三十七回和三十八回兩個回目中，從年底到來年的陽春三月，“凡三往”，洋洋灑灑五六千字，許多情節都為虛構。
特別是劉備最後見諸葛亮，不僅“齋戒三日，熏沐更衣”而往，而且到了草堂，見諸葛亮仰臥於草堂幾席之上，於是“拱立階下，半晌，先生未醒”，劉備立等達數小時之久。這一細節描寫，既表現了劉備禮賢之誠，又烘托了諸葛亮的不凡，真是一箭雙雕，生動地再現了君臣相遇，魚水情深的場景。
實際生活似乎不大可能如此，但這一改天換地的君臣相遇，如此這般才能見其不同凡響，使人深信不疑。
由於“凡三往，乃見”這一大前提史實是真實的，其中的細節描寫不過是遙情想象，這等虛構，不是子虛，而恰恰是補充了史實，因此，它不是虛構，而是藝術真實，補充了被史料省略了的實際上理應發生的事實，只是略顯誇張而已。
再如諸葛亮舌戰群儒，也是遙情想象。諸葛亮過江談判，說服孫權抗曹，幫助劉備奪荊州，孫、劉雙邊平等同盟，這是何等大事，何等艱難的談判！舌戰群儒，既刻畫了諸葛亮，同時也是補充了在實際談判中討價還價的歷史真實。
再如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大前提真實，細節虛構，這些地方就不能以文字的計量統計來判定真實。其他如神借東風、三氣周瑜、搶佔彝陵、智算華容道等為小說家的增飾，用以烘托諸葛亮的多智，這些地方是枝葉虛，主乾實。
“史筆”與“文筆”
《三國演義》第九十二回寫趙雲七十歲，能連斬五將的戰鬥場面，純屬子虛，但在總體結構上，仍屬枝葉，不是主乾。這等虛構，只是熱鬧，也給趙雲一個回光返照。這一回寫的是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先勝後敗，而趙雲是全軍而返。這裡寫趙雲還是為了襯托諸葛亮的神機妙算，誇張先前的實有勝利用以衝淡失敗的陰影。這些地方的虛構，是完全的小說情節，但羅貫中仍然要捕捉一些史影。
小說家創作，因文生事，即按情節發展編造故事；歷史學家創作，以文運事，即用文學之筆寫實有之事，二者完全是兩回事。但在操作中卻有交叉，以及難點、盲點，掌握分寸就是大手筆。
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兼有史筆與文筆之長，章學誠七實三虛的直感，可為定評。羅貫中以講史為主，以警世為用，所以讀《三國演義》，不帶幾分歷史眼光，以戲說觀之，則不得要領。同理，正說三國，如果以《三國演義》為靶子，以戲說眼光看演義，同樣犯錯誤。
-本文摘選於張大可《三國十二帝》序言部分-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