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文章導讀： 美國對中國宣布了“301”調查結果的製裁措施，從而導致了全球市場的震蕩。中方回應稱，將采取一切適當的措施，堅決捍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實際上，301條款本質上是一種單邊報復制度，是對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衝擊和挑戰。
《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13期封面
今年以來，美國對華發動的貿易摩擦不斷更新，繼連續對我國采取“雙反”調查後，美國又針對鋼材和鋁製品根據“232”調查結果進行了全球範圍的征稅，並對華宣布了“301”調查結果的製裁措施，從而導致了全球市場的震蕩。這引起了美國各界的劇烈反響，導致美國三大股指劇烈震蕩，人心惶惶，紛紛擔心中美兩個大國的貿易摩擦會進入到全面衝突和對抗階段。
中國商務部3月29日最新回應稱，美方的行徑開啟了非常惡劣的先例，對中國產品征稅，這是公然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下稱“世貿組織”）規則。美方的惡劣行徑，還可能會引發貿易保護主義的連鎖反應，使本已復甦的全球經濟再次蒙上陰影。同時，美方的征稅舉措還會使美國國內的原材料和消費品的價格上漲，影響美國的製造業和消費者，最終傷害的是美國人民的福祉。中方將采取一切適當的措施，堅決捍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實際上，美國301條款本質上是一種單邊報復制度，是對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衝擊和挑戰。打貿易戰解決不了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只會破壞掉各自的經濟增長路徑和發展勢頭，貿易戰不會有贏家。但中國也不怕貿易戰，中國有信心有能力應對任何挑戰。
《中國經濟周刊》特邀畢吉耀、霍建國、鈕文新三位專家，對美國發起的這次中美貿易摩擦作深入分析，詳解美國發起貿易戰的背景、動機以及中國的應對思路、措施和手段，以避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給全球經濟帶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損失。
針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中國有底氣，也有好牌
《中國經濟周刊》 特約撰稿人、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 霍建國
責編：徐豪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13期）
美國政府為何單方面挑起貿易爭端？
川普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同當前全球貿易自由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美方挑起貿易爭端的借口是貿易不平衡，實則是擔心中國的快速發展動搖其全球霸主地位。美國對華政策有重大調整跡象，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此次中美貿易摩擦體現了川普一貫堅持的美國優先政策理念的膨脹。自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先後實施了一系列其競選時的極端主張，從“禁穆令”到“修圍牆”，從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到重啟北美自貿協定談判，從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到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從基建投資到減稅法案的通過……川普已經基本兌現了其競選時的所有承諾，一貫任性的川普由此更加信心滿滿，他自以為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可以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貿易保護主義動作。
川普先後采取對鋼鐵和鋁的“232”調查以及專門針對中國的“301”調查，恰恰反映了川普執政以來的膨脹心態。川普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是同當前全球貿易自由化完全背道而馳的。當3月23日川普簽署了針對中國的“301”行政製裁命令之後，導致全球股市劇烈震蕩，美國朝野上下發生明顯的爭議。川普這一決策顯然是對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明顯挑戰，是一種倒行逆施的行為。世界貿易組織曾明確表態，美國針對中國采取的“301”調查及製裁措施是違背組織保障措施規則的，是典型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
美國政府單方面挑起貿易爭端，也體現出了美國白宮內閣鷹派人物已佔據主導地位。自川普執政以來，其內閣成員頻繁調整，其中包括因政見不同被開掉的，因無法忍受其偏執理念而主動辭職人員等，替換人員已達到40%。從目前白宮內閣的人員配置看，鷹派人物已佔據主導地位，特別是在貿易領域更加明顯。比如目前的白宮國際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就是一位極端的貿易保護主義者；目前的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也是一位強硬的貿易保護主義者，當年就曾參加過處理美日貿易摩擦並參與了《廣場協定》炮製及重大政策制定過程；現任商務部長羅斯也是一個信奉貿易保護主義的商人出身。這三位人物合成一股勢力都是主張要對中美貿易不平衡采取嚴厲製裁措施的。
從去年年末美國發表的國別貿易政策報告就可以看出，他們一貫認為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不是由於美國經濟結構失衡和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下降導致的，而是由於中國采取了不公平的貿易政策造成的結果。目前看，這3位內閣官員對川普的美國優先理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並將川普一些想法轉化為可操作政策加以實施。從某種意義上說，白宮的貿易保護主義官員已經綁架了川普總統。
去年年末，美國發表的國家經濟安全報告中特別提到，俄中是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並將俄羅斯視為其短期威脅，從中長期看中國才是真正富有挑戰性的競爭對手。此外，包括美國的國防安全報告以及貿易報告等，都把中國描述為其主要的競爭對手，並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的利益。從這些報告可以看出，中國的快速發展與崛起，已經使得美國感到恐懼並意識到了其全球霸主地位的動搖。為此，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已由接觸合作轉向競爭打壓，這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此外，中國經濟的繁榮發展使美國感受到“挑戰”。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上日益逼近美國，而且在國際市場競爭、海外投資、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合作等方面，也使美國日益感到正面臨一種新的挑戰。中美在價值觀和體制機制上的差異也形成了明顯反差。這一切歸根到底都反映在市場競爭方面，而中美貿易的嚴重失衡又是美方挑起貿易爭端最有力的借口。所以從形式上看，目前中美矛盾好似集中在貿易不平衡方面，其實質是中國崛起的過程對美國形成的潛在影響。
美國301條款同WTO規則存在明顯矛盾，集中代表了美國單邊主義的法律體系
美國此次對華采取貿易報復的目的並不完全是為了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而更關鍵的是要限制打壓中國的創新能力和技術進步，延緩中國的製造業振興之路
從本質上說，301條款制度是一種單邊報復制度，其目的是擴大美國出口，是美國產業保護制度的典型代表。該法律源於美國《1974年貿易改革法》第301條款，並由此發展成為針對不同情形的制度安排，俗稱的301條款實際上含有多個條款，包括構成該制度基礎的一般301條款，針對重點關注國家的超級301條款和針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特殊301條款，該制度旨在解決對影響美國商業利益的進口限制進行報復。
根據301條款，美國貿易代表受總統委託，可行使廣泛的權利，美國貿易代表采取的措施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法律規定的強製措施，一類是由貿易代表酌情采取的報復措施。報復措施包括終止適用貿易減讓、加征關稅、撤銷優惠待遇等，此外，美國法律還規定了監督機制，即對於外國政府承諾執行不力的或美國政府對執行不滿意的，美國還可繼續采取報復措施。
301條款主要是針對外國政府不公平貿易政策導致的美國市場受衝擊的危害，其並不針對相關企業，而主要是針對貿易夥伴國的政府政策。根據其條款規定，美國一旦認為其進口由於受到某些不公平的待遇而導致美國經濟受到損害的情況下，美國即可宣布對一國的貿易政策進行調查，並根據調查結果可以采取加征關稅、限制投資等製裁措施。美國曾對歐共體、日本等貿易夥伴使用過“301”調查，上世紀90年代初也曾對中國的外貿產生重要的影響。
但美國301條款同世貿組織的規則存在明顯的矛盾。美國通過的1974年貿易法案當時是在美蘇冷戰期間頒布的，一方面反映了美國的霸權主義，同時也表現了美國保護國內產業安全的極端做法，特別是在其條款的執行程式上更帶有美國一些獨特做法，歷史上曾受到當時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質疑。一段時間內美國曾有所收斂，很少動用該條款。
此次從美國宣布的對中國的“301”調查製裁可能涉及的領域看，主要涉及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機電產品和資訊技術產品。從美國貿易代表在國會聽證會上表態看，美國並不打算針對一般消費品徵收報復性關稅，因為他們很清楚如果對紡織品、玩具等產品采取征稅措施將會影響到美國消費者利益，並將會拉升美國的通脹水準。
美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明確表示，將主要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以及和“中國製造2025”相關的高端製造業產品征稅，包括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及5G技術等。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此次對華采取貿易報復的目的並不完全是為了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而更關鍵的是要針對中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和“中國製造2025”相關的高端產品，以此來限制打壓中國的創新能力和技術進步，延緩中國的製造業振興之路。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既不佔天時，又有違地利，更失盡人和
美國企圖用當年對付日本的手段來對付中國顯然是找錯了對象，當今中國的體量、動員能力和行動能力將會大大超出美國的想象
從目前美國政策之變的性質看，其影響已不僅局限於美國貿易政策變化所帶來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對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衝擊和挑戰，其結果如何才是大家所關注的。分析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可以說既不佔天時，又有違地利，更失盡人和。
3月22日，川普簽署總統備忘錄，道瓊斯指數收盤暴跌逾700點 。（視覺中國）
首先從“天時”的角度來看，全球的市場開放和貿易自由化堪稱是大勢所趨，也是國際多邊貿易組織長期倡導和努力的目標，而公平競爭的原則更是各國普遍接受的理念和追逐的方向。美國前不久采取的針對鋼材和鋁製品全球征稅的做法，從二戰後國際貿易發展史的角度看，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倒行逆施的做法，有悖於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體現了美國逆勢而動的冒險行為。
隨後美國針對中國宣布的“301”調查結果和製裁措施，更是遭到了中國的強烈反對，同時中國也準備好了足夠的反製手段。美國企圖用當年對付日本的手段來對付中國顯然是找錯了對象，當今中國的體量、動員能力和行動能力將會大大超出美國的想象，其結果不僅會影響到共和黨的中期選舉，而且將會嚴重影響到美國經濟的復甦勢頭，美國最後必將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還將遭到國際多邊貿易體制及世界擁有正義感的主要貿易國家的譴責和反對。
其次，從“地利”的角度來說，美國此次單方面宣布對鋼材和鋁產品徵收25%和10%的全球性關稅，其力度之大已超出了外界的想象，其理由既不符合世貿組織第二十一條安全例外的技術條款，也同美國1964年貿易擴大法案中232條款相背離。美國顯然是混淆了經濟安全同國家安全的概念，基本常識告訴我們，鋼材和鋁產品自然同飛機大炮相關，但其產品的不同屬性又決定了其具體的用途。如果說所有出口到美國的鋼材和鋁產品都會影響到美國的國防安全，其結論顯然是不科學的，也是無法令人信服的。
明眼人都知道，美國鋼鐵行業下遊企業的數量規模遠大於鋼鐵生產企業本身的規模，其征稅的結果雖對鋼鐵業本身有一定的保護作用，但對下遊企業的衝擊和傷害遠大於其保護的利益。更不用說，如果川普是想用征稅所得來彌補其減稅的虧空，那就更不靠譜了，相反的結果是，征稅後會導致鋼鋁產品的價格變化瞬速反映在通脹指標上，並部分抵消掉美國減稅政策的實施效果。
在此更值得探討的是，此次征稅在法理上的依據顯然是不足的，現在此案雖還未訴至世貿組織，但其結果已不辯自明，可以看出美國此舉的目的完全是為了保護美國國內的鋼鐵企業，或者說是為了迎合美國的中期選舉在作秀，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其幕後的利益關係。實際情況是，美國征稅舉措既不符合貿易發展的一般理論，也不具備正當的法理依據，更確切地說是美國習慣的霸權主義的做法，缺乏操作的基礎和條件，不僅會遭到來自各方的批評和指責，甚至會遭到強烈反製。
美國征稅舉措既不符合貿易發展的一般理論，也不具備正當的法理依據，更確切地說是美國習慣的霸權主義的做法。（pxhere）
再次，從“人和”的角度分析，美國在宣布全球征稅措施的同時又表示了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可采取豁免待遇，其條件是這兩國必須在今後的北美自貿協定的談判中做出相應的配合，顯然美國是在拿征稅措施作為訛詐手段，想以此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或國際談判主動，至少是企圖以此為要價，開啟同不同國家的討價還價過程。這種談判伎倆用在國際關係的談判層面，無疑顯得既庸俗又很低劣，顯然同其倡導的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並不在同一討論層面。
從目前的跡象看，美國似乎想以高壓和豁免的條件，拉攏其貿易夥伴來共同對付中國，從事態發展看，美國不僅難以實現其合縱之意，結果將不僅傷害美國自身的盟友，而且會使得美國在國際多邊場合的主導地位受到動搖和破壞。從其內部爭鬥來看，白宮內部高層已明顯陷入衝突和矛盾之中，一個政府的內閣團隊三天兩頭在換人，豈能保持其政策的穩定性。從這點看，美國政策已經導致“人和”的喪失。
中國不主動打貿易戰，但也不怕打貿易戰
針對美國的挑釁絕不能放之任之，一定要采取對等的報復措施，甚至可以采取一些更嚴厲的措施。在應對中美貿易衝突過程中，我們完全可以做到將對美談判的條件同已定的改革開放新舉措有機地結合起來
此次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及對華製裁手段旨在打亂中國經濟崛起的步伐。中美一旦陷入貿易戰，隨著相互製裁的不斷更新，其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所以打貿易戰是解決不了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只會破壞掉各自的經濟增長路徑和發展勢頭。所以中國應繼續堅持不主動打，但也不怕打的主導思想，中國有底氣，也有好牌。
首先，中國要理性地對待美方挑起的貿易爭端，既要做好采取反製措施的準備，又要為雙方的談判留有一定的余地。可以采取一些威懾性手段，但最終目的是通過協商談判制定出一個中長期平衡貿易和市場開放的方案，保持中美關係平穩健康發展。其次，有必要采取堅決的反製措施。針對美國的挑釁絕不能放之任之，一定要采取對等的報復措施，甚至可以采取一些更嚴厲的措施。在整個的鬥爭過程中，保持鬥而不破是最高境界，這是體現中國智慧和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驗。再次，積極保持同世貿組織的協商與合作。從目前態勢看，美國的保護主義做法已經遭到世貿組織的批評和指責，很明顯中國是站在國際道義制高點上的，我們應積極保持同世貿組織的溝通，求得世貿組織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團結更多的世貿成員共同譴責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此外，中國要注意加強同歐盟及主要貿易夥伴的溝通。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於新舊動能的轉換之際，十九大及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對我國的中長期發展目標都做了明確的安排。中國正在按照新發展理念砥礪前行，今年又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我國必將推出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新舉措，加快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建設。在應對中美貿易衝突過程中，我們完全可以做到將對美談判的條件同已定的改革開放新舉措有機結合起來。
一是綜合評判中美貿易摩擦及影響。中美貿易衝突一旦更新，其影響將是交織複雜的，很難做出準確的定量分析。從目前一些分析判斷看，有專家認為美國如對我1000多種商品加征25% 的關稅後可能會對國民經濟增長產生0.2%的影響，這些分析都是靜態的，實際影響將是相互交叉很難測算。因為目前的經濟結構當中，我國出口中外資企業仍佔有相當的比例，而在我一般貿易的出口中，還存在著部分進口中間品的因素，所以不能完全根據關稅的總水準和加征的量來推斷對經濟增長價值的影響。應加強綜合評判研究，憑我們的智慧和能力妥善把握並控制事態的發展。
二是要積極擴大進口。美國打貿易戰的意圖一方面是想抑製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通過以加征關稅的高壓手段來迫使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擴大進口，所以從平衡中美貿易的角度，把蛋糕做大，處理好利益的平衡才是最佳的選擇。例如中國可以通過大幅度降低工業品和消費品關稅實現擴大進口的目的，並要特別注意擴大自美國的進口以緩解目前的矛盾和壓力。
三是繼續支持海外投資。特別是要解決對美投資存在的矛盾和障礙，通過鼓勵部分對美出口較集中的商品逐步增加在美的生產和銷售能力。這是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實現互利共贏的最佳選擇。從國際貿易的發展規律看，解決貿易不平衡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過擴大投資逐步調整貿易的流向，緩解直接出口的壓力。
四是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在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過程中，必然會使我國目前貨物貿易項下的順差受到一定影響。鑒於目前我國貨物貿易順差較高，而服務貿易卻持有巨額逆差，更關鍵的是要盡快提高服務貿易的出口競爭力，大幅度降低服務貿易逆差，在此基礎上我們在解決貨物貿易順差問題上才可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我們要加快服務業的開放進程，提高高附加值服務業的出口競爭力，特別是針對服務貿易的逆差部門，更要注意做好貿易平衡工作。
五是繼續探討中美雙方在更寬領域、更大範圍的合作太空。中美兩國在全球事務中存在著眾多的合作可能，在能源領域、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金融市場方面，文化教育、太空領域、高科技領域以及在全球治理和國際貿易投資的規則方面都存在著合作的可能，需要我們雙方以務實的態度積極加以探討，開創新的合作模式，探索新的合作太空，共同造福於兩國人民，為世界積極發展繁榮做出貢獻。
中國巨集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畢吉耀：斷定中美貿易戰到來還為時尚早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燕 | 北京報導
責編：徐豪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13期）
“美國此次借所謂301條款調查向中國發難，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和戰略考量。對此，我們要提高警惕，既保持戰略定力，也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針對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中國巨集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畢吉耀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訪時表示，打貿易戰不僅兩敗俱傷，而且會殃及池魚，各方應保持理性。
川普目的在於擴大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中國經濟周刊》：此次引起中美貿易摩擦的導火索是美國啟動的“301”調查，這也是美國第6次對中國動用301條款。與前幾次相比，這次有什麽不同嗎？
畢吉耀：對中國等競爭對手開征高額關稅，是川普競選時的重要承諾之一，拿關稅做文章也是川普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的第一步。今年年初開始，美國已經宣布將對進口太陽能電池和太陽能板以及大型家用洗衣機徵收臨時性關稅。3月初又表示要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課以25%和10%的重稅。3月23日，美國宣布暫時豁免對歐盟、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韓國等經濟體的鋼鋁關稅至5月1日，其貿易製裁意在中國不言而喻。
無論是美國單方面提高鋼鋁關稅，還是依據其國內銷易法對中國進行“301”調查，並威脅要采取大規模加征關稅等措施，都是違反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協定的單方面貿易保護主義做法。川普此次簽署備忘錄是基於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對華“301調查”報告，“301”是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到310節，一般而言，301條款是美國貿易法中有關對外國立法或行政上違反協定、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采取單邊行動的立法授權條款。WTO成立以後，美國已經很少動用301條款。此次再次動用301條款對付中國，是公然違背WTO多邊貿易協定，用國內法來調整國際貿易關係，是典型的貿易霸權主義。
美國此次發布的“301”對華貿易報告中主要針對的是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反覆強調中國對美國作出的雙邊承諾，包括“技術轉讓和技術合作必須由企業獨自決定，中國政府不得將之作為市場準入的前提條件”，“中國必須對國內所有或開發的知識產權與其他國家所有或開發的知識產權一視同仁”等等，同時列舉了“中國製造2025”的發展規劃，認為中國是有步驟地引進外資，消化吸收技術，從而提高中國的生產水準。川普政府認為這些條款對美國企業不公平，影響了美國企業的利益和競爭力，因此要采取包括加征關稅等在內的措施糾正中方所謂不公平不對等的做法。
但是，從根本上來看，川普的目的還是希望借“301”調查提高談判要價，壓迫中國在降低關稅、擴大市場準入、放寬外資股比限制等方面做出讓步，以便為美國企業攫取更多的商業利益，擴大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以減少貿易逆差。
《中國經濟周刊》：從此前幾次的“301”調查結果來看，中美兩國之間的交涉雖然一度劍拔弩張，但最終都通過協商達成了共識。就此次的貿易摩擦，有學者認為中美貿易關係正處在轉折點上，協商難度變大，此次貿易摩擦有沒有可能更新成為貿易戰？
畢吉耀：從目前階段來看，談貿易戰還為時過早。美國現在的種種作為，包括威脅采取加征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目的是提高談判要價，以便在接下來的協商談判中獲取更大的利益。中美之間是否會爆發貿易戰、貿易戰的規模和烈度會有多大，還是要取決於接下來雙方磋商談判的結果。即使美國單方面決定對中國出口美國產品加征懲罰性關稅，或者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中國也會根據受損情況相應地采取對等的反製措施，以維護中國的合法利益，並視美國的下一步行動繼續做出適度合理的反應。
從貿易摩擦更新到貿易戰要經歷一段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雙方既可能“邊打邊談”，最後雙方做出都能接受的妥協，從而避免貿易戰，也可能會出現談不攏的情況。中方不想打貿易戰，也不怕打貿易戰。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打貿易戰不僅兩敗俱傷，而且會傷及池魚。不但會動搖多邊體制的根基，而且會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衝擊，並威脅到世界經濟的復甦進程。這幾天美國乃至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和劇烈動蕩，就反映出投資者對打貿易戰的擔憂。
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國際分工和市場競爭的結果
《中國經濟周刊》： 川普上台以來一直在強調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如何看待美國對中國貿易長期逆差這一情況？
畢吉耀：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原因是多方面的，歸根結底由兩國經濟結構、產業競爭力和國際分工決定，也受到現行貿易統計制度、美方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等因素影響。從美國的經濟結構來看，服務業佔的比重最大，製造業相對所佔的比重較小。在全球化分工的背景下，即使中國對美出口大幅減少，他仍然需要從其他國家大量進口來滿足國民需求，整體貿易逆差的情況並不會有顯著改善。其次，中國對美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是順差，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農產品和服務貿易方面都是逆差。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包括美國在內的外企搬到中國來生產，許多產品的加工組裝環節在中國，而零組件和元器件則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進口，然後成品再由中國出口到美國，而用於加工組裝的進口中間品的價值也算在中國頭上，誇大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但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貿易長時間存在逆差，並且美對華貿易逆差佔美貿易總逆差的比重最大，勢必造成美國把削減對華貿易逆差作為主要目標。美國試圖減少貿易逆差的意願可以理解，畢竟促進貿易平衡發展是各國都想追求的目標。但是，中美貿易不平衡並不是中方采取了所謂不公平的做法造成的，而是現行國際分工和市場競爭的結果，雙方可以通過協商的方式妥善加以解決，采取單方面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甚至威脅打貿易戰的方式，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可能導致兩敗俱損的雙輸局面。
《中國經濟周刊》：如何看待川普政府此次針對中國違反了美國的知識產權的指責？有聲音認為，這一指責是針對“中國製造2025”，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畢吉耀：中美企業之間的技術轉讓由企業平等協商、自主決定、有償交易，不存在政府強製和乾預。中國企業到美國開展投資和收購，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大背景下的企業自主選擇，遵循商業考慮和市場化原則，相關交易遵守美國法律，並為美國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在美國公眾向美國政府提交的數十份評論意見中，也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支持所謂的“強製技術轉讓”等指控。而且，強調技術轉讓問題並不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川普政府一再強調技術轉讓，是因為中國並沒有違背WTO的相關協定，只能在這些方面找碴，來增加和中國談判協商的籌碼。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定地推進市場化改革、擴大投資準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在自主研發技術開發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成就。比如我們自主研發的大飛機C919、量子通信還有高鐵技術。中國的整個產業都在向中高端發展，同時也會和很多國外的企業進行技術方面合作。美國應該重新考慮過去對於本國一些高科技產品過時的不恰當的限制。
川普為何執意要“倒行逆施”？
《中國經濟周刊》：對於此次川普政府啟動“301”調查，美國企業和智庫普遍對美方單邊行動表示擔憂。在國內反對聲音如此大的情況下，川普政府執意如此的目的是什麽？
畢吉耀：川普奉行所謂美國優先戰略，認為現行的多邊貿易體制以及美國參加的一些額區域貿易協定沒有很好地維護美國的利益，一些國家特別是中國采取不公平的貿易政策使得美國利益受損，導致產業向外轉移和就業崗位流失，聲稱要重構更加公平對等的雙邊經貿關係。川普上台執政後，立即宣布退出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中止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協定（TTIP），並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並且不斷采取反傾銷、反補貼，以及違反WTO協定但方面對鋼鐵和鋁製品加征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全球範圍內製造貿易摩擦。此次，由將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揮向中國，不僅受到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盟國的反對和抵製，也受到美國國內各方面的批評和反對。美國國內許多行業和企業擔心川普的魯莽行為會招致貿易報復，從而不僅不能解決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反而會遭受更多的傷害。
但是，川普執意對中國發起“301”調查，並威脅據此對華采取懲罰性貿易措施，一是他在競選期間一再批評美國幾十年來的貿易政策，並將提高關稅其作為他競選承諾的重要方面，現在要兌現競選時對選民的承諾。二是當下美國又面臨下半年的中期選舉，川普也意圖打“貿易保護牌”向選民拉票，以繼續維持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的優勢地位並爭取未來連任。
中美貿易失衡是川普挑起貿易戰的直接原因，美方要求中國降低美對華貿易赤字1000億美元，進一步開放市場。但中美貿易失衡責任不在中國，除了貿易方面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儲蓄率低下、傳統製造業競爭力喪失和金融等服務業佔比較高，美國長期依賴美元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吸引國外儲蓄或資金流入，以維持其商品進口和滿足國內消費需求，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格局變化和美國限制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又加劇了其對外貿易失衡。因此，對中國施壓並不能解決美國的貿易失衡問題，也未必能達到川普期待的效果。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呈現出增速換檔、結構優化、動能轉換的新特徵，經濟增長不再像以前那樣過分依賴出口，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90%以上，經常項目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從危機前的8%以上降至目前的不足2%，經濟增長主要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
從這方面看，即使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采取加征關稅或其他限制措施，也難以影響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大局，但美國消費者可能要承受進口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福利損失。如果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采取對等的反製措施，美國的一些行業可能會因出口受阻而受到衝擊，並進而影響到這些行業的就業、收入和企業利潤。中國不願打貿易戰，但也不怕打貿易戰，希望美方三思而後行。
美國借301條款發難，有其戰略考量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此次貿易摩擦中值得我們思考或者關注的問題有哪些？
畢吉耀：中美建交40年來，雙邊經貿投資關係發展迅速，互為重要的經貿夥伴。兩國的企業、投資者、消費者都從中獲得了巨大利益。中美關係是互補互惠的，和則兩利，鬥則兩敗。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經濟互補性很強，在經貿、投資、產業發展等眾多領域具有廣闊的合作太空。保持中美經貿關係的穩定健康發展不僅有利於兩國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世界經濟穩定增長。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科技進步和產業轉型更新步伐明顯加快，在一些高科技領域和高端製造業方面的國際競爭力顯著加強，正在趕上甚至在個別領域超過發達國家，這引起了一些頑固秉持冷戰思維人的“擔憂”。他們視中國為對手、進行“經濟侵略”，散布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試圖采取各種手段遲滯和阻礙中國發展。美國這次借所謂的301條款調查向中國發難，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和戰略考量。
這不僅僅是一次偶發事件。我們要提高警惕，既保持戰略定力，也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在戰略上，我們要按照高品質發展要求，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推進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和增長動力轉化，推動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立足自主創新的國內需求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斷增強抵禦外部風險衝擊的能力。在戰術上，要未雨綢繆，既要強身健體，進一步提高我國產業、產品、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要有針對性地準備好應對措施和方案，該出手時就出手，堅決捍衛我國的發展利益和合法權利，維護公平競爭的國際經貿秩序，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適當調整外貿政策取向，更加注重貿易的平衡發展。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更加強調擴大出口創匯和帶動國內經濟增長和就業，那麽現在則要更加注重擴大進口，不僅要繼續鼓勵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國內短缺的原材料，也要適度擴大進口高品質高品質的消費品，以滿足不斷更新的消費需求，倒逼國內供給體系不斷提高品質和效率，逐步降低外貿順差，促進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
美國挑起貿易爭端的兩個歷史“必然”
《中國經濟周刊》 首席評論員、中國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鈕文新
責編：徐豪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13期）
多年來，美國為了各種利益訴求一再拿中美貿易失衡說事兒，以至於摩擦不斷。比如，2003年之後，中美貿易失衡成為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理由，但事實證明，人民幣升值對抑製中美貿易失衡毫無作用，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或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至少從數量上看，影響甚微。現在，川普又開始以此為由揮舞貿易大棒，“201”、“232”、“301”調查等一系列貿易製裁手段不斷推出。
川普為什麽要做這樣的事情？這樣做真能達成中美貿易平衡？或者是為了加大談判籌碼而逼迫中國妥協？其實我一直以為，美國拿貿易失衡說事兒，從來都是“項莊舞劍”，核心目的只有一個：限制，以至於最終擠垮中國經濟，至少它絕不願意看到中國經濟成功地轉型更新、高品質地發展，當年的日本就是中國的前車之鑒。中美貿易摩擦和爭端不是偶然的，這是國際經濟格局演變之下的必然結果。
背景一
全球經濟格局進入後金融資本主義時代
發達國家紛紛回歸實體經濟之後，各國政府既要保護本國市場，同時還要爭奪國際市場，由此加劇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
2015年6月我們提出“全球經濟格局進入後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觀點，現在看，這一趨勢已經更加明顯。比如，英國脫歐已經變成現實，歐共體出現了很大晃動，民粹主義思潮回歸並執掌政權；繼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之後，川普更加激進地推動這一進程，甚至背叛過去40年美國自己主導建立並全力推進的國際經貿秩序和規則；發達國家紛紛以各色手段爭奪全球實業資本、股權資本，為產業資本大開綠燈，比如美國以“降稅+製裁”——胡蘿卜加大棒的方式誘迫他國企業到美國本土投資，同時以“QE+扭曲操作”壓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等等。
這些操作實際都是在重塑產業資本地位，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至少在客觀上相對削弱了金融資本對於經濟的統治地位，金融資本至高無上——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特徵也發生了相當程度的逆轉。如果我們確信這一趨勢，那我們就需要意識到：從奧巴馬開始，美國政壇日益激烈的爭鬥，實際是作為產業資本代表人的總統——奧巴馬、川普與金融資本的政府代理人之間的較量，這是一個特殊的現象，其背後同樣是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刻轉變。
全球經濟格局轉變起源於2008年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讓世界各國看到了一個關鍵問題：一個國家沒有足夠的實業資本，經濟必然是金融化、空心化，即使是美國這樣擁有最強大的貨幣霸權和金融深度的國家，也難逃危機厄運。
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說，華爾街的金融業已經從“產業服務模式”變成“金融交易模式”，這是導致過去數十年間各種金融危機和金融動蕩的直接原因。美國密蘇裡大學經濟學教授邁克爾·赫德森在《全球分裂》再版序言中表示，新自由主義（金融資本主義）是對20世紀70年代前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國際經濟秩序努力的大逆轉，它的實質是美國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權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接管這些國家，從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食利者經濟”。
毋庸諱言，金融經濟其實就是“食利者經濟”，它是利用自身在財富再分配中的優勢地位去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那為什麽金融在財富分配中佔有絕對優勢？因為金融杠杆是經濟領域最高倍數的杠杆。《新資本論》一書說，過去40年，在無度的貪欲之下，金融杠杆不斷放大。20世紀70年代之前（產業資本主義時代），全球信貸總量與全球GDP之比小於1%，但到2000年，這個比值為150%，而發達國家更超過200%。而據麥肯錫全球經濟研究所的不完全統計，1980年，全球虛擬經濟總值與全球GDP的比值為100%多一點，而1995年膨脹到了215%，2005年突破300%達到316%，2010年達到338%，其中美國該比值達到420%，歐元區該比值達到380%，英國該比值達到350%。
如此之高的債務、信用——金融杠杆，其背後的財富再分配越發劇烈而殘酷。美銀美林的數據顯示，除去財富前10%的人口，其余90%的美國人所佔社會財富，已經從30年前的36%下降到22%；1980年之後的30年裡，美國1%高收入人群年均收入增長150%，0.1%高收入人群年均收入增長300%，而其90%的人群年均收入增長率只有15%。2010年，美國排名前25位的基金經理的收入總和是全美500家最大實業公司CEO收入總和的4倍。由此可見，以財富再分配為贏利追求的金融資本主義，使貧富兩極分化登峰造極。
更嚴重的是，當實體經濟所創造的財富無法滿足金融胃口時，泡沫經濟就出現了，金融危機因此而頻頻發生。中國農業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統計，1970年到1997年——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全世界總共爆發金融危機139次，其中44次發生在發達國家，99次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而此前1945年到1970年——產業資本主義時期，全世界總共爆發金融危機僅為39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際意味著貧富兩極分化不僅發生在一國內部，而且發生在富國和窮國之間。分析近40年的金融危機，每一次幾乎都會有一個或多個發展中國家倒下，多年積累的財富一夜之間灰飛煙滅；每一次都會大量消滅中產階層，使一個國家內部的貧困人口大幅增加。
很顯然，維系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延續，地球都會破產的，因此人類必須改變，必須找到新的發展之路。但如何改？這是困擾當今世界經濟的核心問題。從發達國家的選擇看，美國堅定地選擇了回歸實業，德國和日本原來就是實體經濟為本的國家，而其他發達國家有些在觀望，有些也在大力恢復實體經濟。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政府都要保護本國市場，同時還要爭奪國際市場，如果大家都這樣做，“逆全球化、反貿易自由化”趨勢在所難免，其表象就是“貿易戰”頻發。
背景二
中國的和平崛起
中國善意與霸權謀利形成了太過鮮明的反差，這當然會讓昔日霸主感到惶恐不安並進而把中國視為“對手”。全球經濟已經高度一體化，美國哪裡是要和中國打“貿易戰”，分明是和整個世界打“貿易戰”
毫無疑問，一個佔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中國的經濟崛起必將改變世界經濟版圖上舊有的權重關係。中國進入新時代，踐行新理論，讓全世界感到了來自東方大國的氣場，尤其是中國順應全球經濟格局演變，提出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發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互利共贏的世界經濟新格局。這一切，不僅給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而其所作所為更被世界矚目和欽佩。
中國善意與霸權謀利形成了太過鮮明的反差，這當然會讓昔日霸主感到惶恐不安。不管美國是否理解中國堅持和平發展路線，也無論中國如何努力地表達善意，只要美國認為自己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那它就會不遺余力，時時刻刻找麻煩。實際上，打從奧巴馬開始，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就開始不斷發生轉變，而川普當選總統之後，這樣的轉變更加明顯，2018年1月19日，美國國防部發布新版《國防戰略報告》，該報告弱化了恐怖主義威脅，將“國家間戰略競爭”視為美國家安全重點，文中10多次提及中國，並把俄中列為主要競爭對手；之後的1月30日，川普《國情谘文》中明確“大國競爭才是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而中國從過去的“競爭者”定位，被提升至“美國對手”的定位。
有這樣的背景，美國政府執意要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挑起戰端還奇怪嗎？
現在有人認為，中國應當盡可能減少“對美貿易順差”，而減輕自己的貿易壓力。實際上，這不僅做不到，而且無濟於事。2003年開始，美國以貿易失衡為由逼迫人民幣升值。如圖一所示，2005年人民幣開始升值，中美貿易順差不僅沒減少，反而在增加。
為什麽會這樣？因為中美貿易失衡本來就不是匯率問題，而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全球性產業分工帶給中國——出口加工國的必然產物，也是裡根、撒切爾當年主導推動、全球經濟從產業資本主義時代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必然產物。
當年，全球物價因中東戰爭、石油禁運導致的石油價格暴漲而暴漲，美國不去停止戰爭壓低物價，而是通過把聯邦基準利率提高到20%去壓製物價。結果，全球經濟不僅歷史第一次發生滯脹，更重要的結果是，高利率讓製造業企業在美國本土無法生存，而大規模轉移到低成本國家或地區，從而逐步形成了全球化的產業分工，美國以金融、技術、標準和人才的擁有站在產業鏈頂端，通過印鈔就可以獲得他國生產的一般消費品，而此巨額利益被世界公認為“鑄幣稅”，它是霸權貨幣國家的特權。
難怪，當年親手把聯邦基準利率拉高到20%的保羅·沃爾克先生，今天在談及那段經歷時只會淡淡一句“那是政治”。那的確是政治，是美英聯手讓金融財團統治全球經濟的國際政治。
而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有的放矢，獲得了承接這次產業轉移機會，迅速變成了加工貿易大國。中國生產的一般消費品，美國基本不再生產了，於是，中美經貿關係開始了“貿易、債務循環模式”，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將其定義為：美國印鈔購買中國生產的一般消費品，而中國收入美元再去購買美國國債。
所以，只要全球舊有經濟模式不改，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決。這一點，美國的精英們都明白，各發達經濟體的精英們也都明白，但為了自身利益，他們選擇了“方向性失聰”。而中國出於中美關係大局的考量，出於自身經濟長遠發展大局的考量，也會做出適度的妥協和讓步。但中國有自己的底線。
中國經濟正在創新發展、轉型更新。中國的和平崛起，讓霸權主義的穩定性感到震懾，於是中國“威脅論”又此起彼伏，同時會利用各種各樣的手段給中國添麻煩。但他們忽視了一個關鍵的事實，全球經濟已經高度一體化，例如當美國阻止中國電子產品進入美國之時，必定減少中國對韓國、日本以致歐洲的電子元器件的需求。所以說，美國哪裡是要和中國打“貿易戰”，分明是和整個世界打“貿易戰”。美國當局者需要清醒，全世界都不願意看到毫無新意的“貿易戰”，而更希望看到中美成為合作共贏的典範。
國際人士看中美貿易摩擦：“中美激烈的貿易爭端可能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燕 謝瑋 | 北京報導
責編：徐豪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13期）
3月25日開幕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年會上，中美貿易成為熱點話題。針對美國宣布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徵收高額關稅、對中資投資美國設限並在世貿組織采取針對中國的行動等，多位國外專家、學者和企業家表示，美國做法有悖於國際貿易規則，對中國不利、對美方不利，會讓所有人受害。
“中美合作不是選擇，而是命運”
世貿組織原總乾事帕斯卡爾·拉米：
我們需要更開放的社會、市場，所謂的保護，應該是保護我們的人類、星球，而不是其他。向保護主義壓力低頭會讓我們所有人受害。在21世紀，國際貿易需要遊戲規則，而不是基於實力和強權，我們應該鞏固一個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
國際緊張關係仍非常普遍，包括在西方，例如英國脫歐，包括美國的這樣一位民主主義總統上台，用硬實力來取代軟實力的趨勢。那麽，政治和經濟兩者之間的錯位、脫節，可能會加速經濟和文化的變革，對全球化會產生影響，對世界上人們的生活會帶來影響，尤其是對貧困或者是貧富差距都會帶來影響。
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
裡根總統曾經說過，核戰沒有贏家，所以不能開打，這話也同樣適用於貿易戰。如果中美打貿易戰以牙還牙，不太可能共贏。我們需要意識到，美國經濟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他國家的影響，可能是東京、北京、法蘭克福或布魯塞爾，美國受到更多這些國家的影響，而不僅是受到美國自身影響。
在這個世界，美國將繼續發揮獨特的作用，但不是像冷戰結束以後一枝獨秀。未來10年，中美可以意識到核問題、恐怖主義、疾病、脫貧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前景，遠比分歧更重要。中美之間要互相尊重，在共同關注點上進行合作。貿易摩擦難以做到共贏，中美合作不是選擇，而是命運。
“拒絕開放、拒絕貿易的國家，可能會失敗”
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
我的經歷告訴我，擁抱開放、擁抱貿易、擁抱多樣性的這些國家，就能獲得成功。而那些拒絕開放、拒絕貿易的國家，就可能會失敗。中美可以做到1+1等於3，大家通過合作可以把蛋糕共同做大。對於美國和中國來說，大家都從貿易中受益，但可能獲益是不平等、不平均的，所以這是一個大家很關注的問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夠真正關注現存的一些不平等的問題以及它的原因，然後把精力放在這些問題上。
諾貝爾獎得主、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
雖然中美之間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上升，但美國企業還沒有做好將中國排除在它們的供應鏈或商業模式之外的準備。如果雙方真打起貿易戰，最直接的後果將是一場經濟危機，因為這些企業是建立在長期規劃的基礎上，它們已發展了一支熟練的勞動力隊伍和做事的方式，如果進口被切斷了，它們將不得不在其他國家重新找這些東西。中美激烈的貿易爭端可能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國總統川普在試圖破壞全球公認的法治原則，相比之下，大部分美國人都不讚同川普的做法。貿易戰一旦爆發，對中國來說固然有害，但對美國來說更加可怕。美國人特別是普通美國人，非常依賴來自中國的商品。而美國企業則非常依賴中國製造的零件，全球供應鏈是一體化的，這樣會給全球供應鏈帶來極大破壞。
“美國貿易失衡是由內因造成的”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英國皇家經濟學會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
美國政府的這一舉措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他們認為中美間存在貿易逆差，但這實際是由於他們的收入不充足與支出不相符造成的，而不是和特定國家進行貿易造成的。美國這樣的貿易戰處理方式並不恰當，我認為這是由於美國總統誤判而導致的。中美貿易戰對整個世界來說有非常壞的影響，因為它會降低經濟增長率，導致全球經濟下滑。
哈佛大學教授、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原主席馬丁·費爾德斯坦：
美國貿易失衡是由國內原因造成的，我們想消費的超過自己可以生產的。這是很基本的邏輯，但華盛頓政策圈裡的人不理解。而且減少雙邊失衡並不能夠解決全球貿易失衡。比如降低美國和阿根廷的貿易赤字，只會導致美國與另一國的貿易赤字上升。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
美國貿易赤字上升的重要原因在於美國的主要矛盾，即在沒有儲蓄的情況下追求增長。與現代經濟史上任何發達國家相比，美國國內儲蓄率最低。從淨國民儲蓄率這個指標即企業儲蓄、家庭儲蓄和政府支出的淨值來看，2017年前3個季度美國的淨儲蓄率為1.9%，而20世紀最後30年的平均值為6.3%。所以，目前的淨國民儲蓄率還不到過去長期平均水準的三分之一。在缺乏儲蓄情況下，還要保持經濟增長，所以美國要從國外進口資本，同時必須面對經常账戶赤字和多邊貿易不平衡。
去年美國的貨物貿易逆差為7960億美元，其中47%即3750億美元是來自中國，而川普誇張說是5000億美元。需要看到，47%中至少有40%來自中國以外國家製造但在中國組裝產品的供應鏈效應。如果考慮來自中國以外的投入，使用經合組織和WTO提供的貿易和增值矩陣進行調整，則可以將47%份額降至28%。我們的政治家不關心統計數字，指責中國是更容易的事。
責任編輯：劉萬裡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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