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聊的王村村，映照出這個時代精神生活的面相

撰稿 | 任大剛

王村村的身份是“企劃經理”。四年前，他決定成為一個無聊的人。最近他在一檔講演中匯報了四年來，從古典主義無聊進化到現代無聊的種種成就，眾多看客饒有趣味。無聊與有趣總是如影隨形，他以一種無聊的方式，過上了有趣的生活。

01

無聊是一種資格

但王村村沒有告訴我們，他以“無聊”為生的經濟收益到底如何。生而為一個成年人，如果沒有父母或他人資助，須得外出工作養家糊口。無聊本身並不能帶來金錢上的收益。縱深來看，無聊是一種資格。

當絕大多數人為了吃飽肚子，奮戰於田野草原河湖森林，他們並沒有時間去感受無聊，否則生命將受到威脅。也就說，絕大多數的人，如果不工作，立刻就會忍饑挨餓，因而工作的目的是很明確的，是有意義的。他不需要去思考意義問題，活著就是意義本身。而勞動成果會成為一個明確的目的，展示於秋天的某個時段、顯見於逐漸長大的牛羊或漁網拉起來的那一刻。這是耗費時間與生命的獎賞。

極少部分上流社會的人士從繁重的勞作中脫離出來，衣食無憂，他們立刻就會面臨意義的追問。如果發現意義殘缺，無聊感就會陡然上升。

一個很好的例證和對照是，《紅樓夢》裡，劉姥姥從無一言半語言及生活的無聊，而只有努力活著的無奈；小小年紀的林黛玉已能發出感慨“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敏感於生命的冷酷無常，因而與其說她死於疾病，倒不如說死於生命的無意義感。從這層意義上講，無聊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能夠感受無聊的，必定是有閑暇的人。人有閑暇，才會去思考玄遠的意義問題，才會去追問生命之所依傍。

在上流社會內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對任何人表現出無聊。譬如，皇帝可以說大臣是個無聊的人，而大臣不能說皇帝讓他感到無聊。無聊是有等級的，也是一種特權。

02

無聊是現代人的專利

當一個社會完成工業化，絕大多數人像古代貴族一樣，衣食無憂，無聊就成了現代人的專利。有關這一點，在鄙人的另一篇文章《下一個馬雲，是能夠幫助中國人打發無聊的人》中，已有清晰論述。不過，這篇文章只是從商業角度回答了“無聊何為”，預測了一個巨大的商機，而沒有從意識和精神層面回答“無聊為何”。

誠如王村村所言，無聊與兩個決定性因素有關：時間與意義。要度過無聊非常耗時間，而且其過程往往毫無意義，譬如花費六個小時數一碗米到底有多少粒。

米蘭·昆德拉把無聊分為三種：消極無聊，比如打完一個呵欠之後的情緒；積極無聊，沉迷於某種愛好，比如通宵達打遊戲；反抗性無聊，當一個年輕人純是為了一聲巨響，打碎櫥窗玻璃時。

米蘭·昆德拉（圖/視覺中國）

鄙人則認為，所謂無聊，就是感受到著手的事情沒有意義，或者在超過能夠忍受的時間段內，無所事事，沒有意義地空耗。而如果加上上述懼怕皇帝式的無聊，就湊齊了海德格爾劃分的三種無聊：第一種“被某事物搞得無聊”，第二種“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無聊”，第三種是深層次的“某人無聊”。

海德格爾的第一種“被某事物搞得無聊”，比如因為計劃不周，提前來到某個火車站，距離火車到來還有好幾個小時，我們因為火車站無法立刻提供乘車服務、需長時間等待而感到無聊。於是，我們不斷看表，並嘗試用各種無聊舉動來消磨時間。

我們被車站的“拒絕”搞得無所事事，被我們急需抓緊卻拖延著的時間拖住。無聊顯然與時間相關，趕走無聊的方式，就是消磨時間。

候車室裡等待的人們（圖/東方IC）

在工業化的時代，我們都處在“忙”的狀態，即便是休閑，也不過是事前計劃好的“閑”，“閑”是被安排的，是“忙”之間的一種暫時狀態，只不過這種“閑”的安排，不再來自部門或政府而已，它貌似是自由的。但是猝不及防、未經計劃的“閑”，完全可以讓你手足無措，一籌莫展，百無聊賴。

對第二種“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無聊”，海德格爾的例子是，我們受朋友之邀，安排好時間去參加一個晚宴，期間其樂融融，絲毫沒有感到無聊，無聊頂多會不經意閃現，比如我們偶爾會用手敲敲桌子，抽幾隻並不需要的煙，但盡歡歸家之後，我們仍然會感到無聊。

的確，忙於社交和宴飲，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但是一旦社交和宴飲結束，如果無意義感爬上心頭，無聊感將如影隨形。

中國人剛剛結束普遍的饑餓時間並不長，因此全民性地熱衷於宴飲，似乎要把過去數千年的饑餓一並填補，但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明顯表現出對宴飲的克制，並明確表示出無節製的宴飲是意義極其有限的。

為了對抗這種“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無聊”，王村村的辦法是讓自己一直“忙”下去，不要停止，譬如請一次客，需要親自種菜，親自打製鐵鍋和菜刀，親自鑽木取火。這種行為藝術的隱喻是，用盡可能多的時間填滿在現代社會輕而易舉的一件事，其目的是主動地消磨時間，類似於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積極無聊。

王村村為了炒個空心菜，在北京七環外鑽木取火（圖/網絡）

能夠積極無聊的，可以說是最活躍的人，而他們往往最容易感受到無聊，因為他們總是處於工作、社交和宴飲等等“忙”的狀態，一旦“閑”下來，除了必要的休息，便是無所適從。

至於第三種無聊，海德格爾舉例說：“當人們星期天下午穿行於大城市的街道的時候，就會自發地受困於：‘ 某人無聊’。”你穿行於大城市的街道，但是這些整個的場景，跟你有什麽關係呢？“某人真無聊”——照海德格爾的說法，就是只有人才可能自己感到無聊，或者被其周圍的事物和人搞得無聊。 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無聊，暫且打住不做分析。

03

無聊，及其對抗

把無聊作為一種社會性精神世界的表征，是19世紀後半期，西方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的必然。

數千年的人類社會，人都是可以看著後輩呱呱墜地到結婚生子，看著禾苗發芽到成熟，看著牛羊出生到最後被屠宰，看著撒網和收網，也就是說，一個人是忙碌的，但是他可以整個地參與生命的開始與再啟或終結，如果時間與生命是一體兩面，那麽他的整個勞作，灌注了全部的生命意涵。

但是在工業化時代，整個社會至少半數以上的人被卷入到龐大的生產體系中，除了休息吃飯，個人的幾乎全部時間，都被統一管理起來，而且在整個流水線的生產組織中，絕大多數人並不能參與到整個的作業，而只是負責其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在疏於管理的體系內，他的工作其實是可有可無的。這其實是雙重的切割，一方面，一個人每天至少有八小時是被切割出去；另一方面，在八小時之內，你也只是整個生產組織裡一個小小的螺絲釘，是完成一小塊切割下來的事物。

不惟如此，哪怕一個家庭的子女，其教養過程也是流水線式的，他們的相當部分時間，並不跟父母在一起，而是被各種機構有條不紊地輪番塑造，切割，然後組合成一個合格的成品。

那麽，除了養家糊口，工作還有別的意義嗎？坦率地說，毫無意義，所以很多人處在矛盾之中，一面怨氣衝天，一面又歡欣鼓舞地走進工廠和辦公大樓。

每天上下班途中刷著手機的人們（圖/東方IC）

管理學家提供的解決辦法，是賦予工作以意義，最顯著的是建立企業文化。企業文化總是回避企業的最大使命是利潤最大化這一利益訴求，而是把它與社會責任或國家使命相勾連。這樣，你在一個龐大的生產組織裡從事微不足道的工作，不僅僅只是為了養家糊口，而且是在為社會為國家做巨大貢獻。通過意義構建，零碎的個體被整合進一個大的有機體，從而看起來生機盎然的樣子。

此外，在生產組織內部，也開始營造一種親情和友情氛圍，上下級關係得到重新調整，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工作看起來是使人愉快的，值得嚮往的。

再有，西方社會一整套的宗教信仰體系，其瓦解速度相對緩慢，它對緩解人的無聊、空虛感，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隨著工廠自動化程度的提升和服務業的興起，工業化國家從事流水線工作的工人大大減少，更多的人參與到與人打交道的工作中，工作的重複感降低，也有利於無聊感的緩釋。

在晚近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在海德格爾的火車站呆上幾個小時已經不那麽無聊，任何人都可以掏出手機，把沒有看完的電影或文章看完，平時沒時間看完的冗長電視劇也可以名正言順地看完。實在無可看，也可以在“社交軟體”上，社交一番。

技術時代造成的無聊，最終靠技術緩解。

04

中國式無聊

中國作為後發國家，整體而言，可以說工業化剛剛完成不久，但是無聊作為一種顯著的社會情緒，已經彌漫於各個方面，各個層面。

無聊大多來自於重複。全球最大的流水線屬於富士康，而流水線卻又是重複的代名詞，因而富士康不幸成為無聊的重災區。司湯達說：“無聊攫取了一切，甚至自殺的欲望。”但司湯達低估了無聊的危害。

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員工第一跳起，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發生14起跳樓事件，轟動一時，它可視為無聊情緒的極端表現。

試想，祖祖輩輩從未有過如此嚴格管理的流水線生存狀態，直接將那些青工的多面性壓縮到比紙片還要薄，因此約瑟夫·布羅茨基說：無聊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將教會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課……即你是非常渺小的。個人生存的意義除了每個月的工資，就是連續不斷的加班，而且個體之間雖然生活在一起，但是被分配進完全隔絕的空間之內，孤獨感得不到緩釋，人的焦慮、無助和未來感的喪失，使生存和生活失去意義。這印證了本雅明的預言：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只有一件事情是全新的，也幾乎總是一成不變的，那就是死亡。

比較集中發生跳樓事件後，富士康開始改進管理制度，對員工予以必要的關愛，惡性事件雖仍有發生，但有所緩解。

跳樓事件發生後，由富士康工會組織在大陸各廠區發起的“珍惜生命，關愛家人”誓師活動，富士康深圳廠區的員工正觀看誓師巡遊表演。（圖/東方IC）

放眼望去，在今天中國，二三十歲的勞動者已不複他們的父輩那樣，一輩子焦灼於吃飽肚子，他們中很多人即便一年半載不工作，生存並無大礙。但不工作，除非是富二代，又將面臨社會輿論深深的敵意。而且，他們所面臨的工作環境，已經遠遠不如其有正式工作的父輩。

首先是工作的不穩定狀態更為普遍。工作和收入的不穩定，導致未來預期模糊，意義總是在遠方，遠方不清楚，意義就模糊。當然，不穩定的狀態興許說明有創業熱潮，但須知，創業成功的只是極少數，以互聯網創業為例，三年成活率據說也就3%左右。創業失敗跌倒再起的，又有多少？

其次是工作的成就感稀缺。隨著工業化極速推進，中國工商業企業已經走過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階段，出現了很多龐大的帝國型企業，普通員工通常只能在上級制定的工作方向上狂奔，自由發揮的空間已經被嚴重壓縮。如果工作即份內之事，與混吃等死何異？

再次是收入水準趕不上以住房為代表的物價水準。住房可以說是普通中國人最大宗的私有財產，有住房就有自由，有更多的住房就有更多的自由。是故，現代中國人對住房有一種類似於宗教信仰的情感。但是，房價已經被搞得很高，導致很多異地工作的人士購房困難。房子問題的難以解決，跟教徒無法接近上帝是一回事。沒有住房這個上帝，生活便顯得無所依憑。即便忙於工作，也是海德格爾所說的“在某事物中自己感到無聊”。

在今天，王村村式的無聊無疑是人畜無害的，他讓有趣與無聊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繫，他讓自己逃避難以忍受的無聊，從而使生活必須變得有趣起來。但是無聊的另一面，卻已經與酗酒、抽煙、濫交、絕望、仇恨、暴力、自殺、冒險等等刺激性行為相聯繫。

尤其是，互聯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翻篇，網絡時尚的速度遠比傳統的線下時尚要快速得多，在一個以時尚為原則的世界裡，刺激更多，也讓人感受到更多的無聊。

無聊的王村村，映照出這個時代精神生活的面相。工業時代誠然要比農耕時代具有更大的進步性，但是它的進步性更多體現於對肉體的心滿意足，而於人的精神世界卻疏於看護照料。魑魅魍魎乘虛而入粉墨登場，一場巨大的精神危機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