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實、錢智俊
“大道至簡，衍化至繁。”面向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雙循環”新格局看似是一個尚待檢驗的應對新策，但是實則扎根於久經磨礪的歷史規律之中。從中國經驗來看，自新中國成立至今，全球格局幾經劇變，內外壓力多次漲潮。中國經濟正是通過主動重塑內外循環，協同推進內外循環發展，開拓出化危為機、化變局為新局的順勢之道。從國際比較來看，主動重塑內外循環並非易事，對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和基層實踐均提出了嚴峻挑戰。相較於其他後發經濟體，改革開放與制度優勢正是長期以來中國經濟攻堅克難、跨越挑戰的製勝之基。從2020年新起點出發，“雙循環”新格局將是順勢之道在新時代的精準體現。用好用活改革開放與制度優勢，料將成為建設“雙循環”新格局的決勝關鍵。
一、如何應對全球變局？主動重塑內外循環是順勢之道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為適應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幾番劇變，中國經濟的內外循環歷經多輪演進，形成三大特徵鮮明的歷史階段（詳見附圖）。其中，第一階段（1949-1976）依靠“內循環”獨力支撐。第二階段（1977-2019）以“外循環”為主導，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成為“外循環”邊際貢獻漲落的分水嶺。從2020年的新起點出發，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開啟第三階段，以“雙循環”新格局應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回顧第一、第二階段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順勢而為地主動重塑內外循環，協同推進內外循環發展，是中國經濟應對全球變局的有效策略，是在穩定中實現發展、在變局中開拓新局的經驗範式。
（一）第一階段（1949-1976）： “內循環”獨力支撐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在封閉對立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依靠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自力更生的現代化建設。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內外循環主要呈現以下特徵：
起點之一：被脫鉤的“外循環”。受製於冷戰時期的國際形勢，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相對隔絕於國際市場以外。在此階段，外貿進出口額佔GDP比重的年度均值僅為8.0%，遠低於1977-2019年的均值34.3%。一方面，這一格局將基礎薄弱的國內經濟與國際市場的風險因素相隔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全球經濟周期的外溢衝擊。例如，受第一次石油危機影響，1973-1975年全球經濟陷入嚴重衰退，而中國經濟則保持較快增長。但是，另一方面，相對封閉的經濟環境亦產生諸多弊端。在需求側，由於未能對接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無法將外需轉化為經濟增長動力。在供給側，由於錯過了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難以引入國際資本和先進技術發展生產力水準，因此“短缺經濟”的瓶頸難以打破。
起點之二：低水準的“內循環”。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關鍵，在於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匹配。在遠離“外循環”的情況下，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的內部調節機制並不完備，以致供需出現頻繁且嚴重的錯配，降低了“內循環”的通暢性和穩定性。在這一階段，中國經濟主要由計劃經濟體制調節，缺少價格信號和市場機制對要素資源的定價和配置。短期來看，計劃指令的硬性調控，配合以工業投資為主導的擴張方向，能夠較快刺激總需求，推動經濟迅速升溫；但是長期來看，計劃的主觀性、粗放性和非靈活性，疊加本階段“短缺經濟”的客觀掣肘，易使總需求超越總供給，導致高增長難以維系並透支後期需求，從而產生和放大了經濟波動。但是另一方面，在階段性困難之下，中國經濟“內循環”也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實現了一系列從無到有的重大成就，尤其是推動了民族工業體系的自主發展。從長遠來看，自主完成的工業化奠定了未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基礎，也是中國經濟在其後的漫長競跑中超越印度、巴西、阿根廷等新興市場先行者的起點。
起點之三：高波動的經濟增長。“外循環”的被脫鉤，疊加“內循環”的不完備，共同導致本階段中國經濟呈現大起大落的高波動性。除了1949-1952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期之外，這一階段涵蓋5個小經濟周期，分別為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7年、1968-1972年以及1973-1976年。其中，周期峰位和谷位的經濟增速差值最大為48.6個百分點，差值中樞為21.9個百分點，年度經濟增速的標準差為10.5，均為建國以來三大階段中最高。周期峰位至谷位的平均間隔僅約為2年，其中1953年、1956年、1958年、1966年、1970年、1973年、1975年均出現因總需求過快升溫而導致來年經濟增速驟降的轉折。受製於高波動性，本階段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並不高，僅為6.5%，低於1953-2019年的歷史中樞8.3%。
（二）第二階段中前期（1977-2009）： “外循環”邊際增強
這一時期，就外部而言，從中美建交到美蘇冷戰終結，和平與發展重新成為世界主題，經濟一體化浪潮席卷全球。就內部而言，從1977年十一大宣告“文革”結束，到1978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新中國的發展邁過歷史轉折點，步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內外變局之下，中國經濟的內外循環順勢進行了三個層面的重大演進。
演進之一：“外循環”開放對接。從1980年開始，中國經濟融入“國際大循環”的步伐不斷加快，拓展出從邊緣特區向核心腹地、從局部開放向全局開放的“沿海發展戰略”，並以2001年加入WTO為標誌，成為全球產業鏈的核心一環。一方面，通過對接全球市場，“外需驅動—製造業發展—外資流入”的良性循環形成。從需求側來看，1978-2009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佔全球的比重從2.9%躍升為8.4%，也正是在2009年，中國躋身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並保持至今。從供給側來看，1984-2009年，年度引入FDI規模從12.6億美元上升至900.3億美元，至2009年，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資國。得益於對外開放驅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中國經濟供求的主要矛盾從生產水準較低、供不應求的內向型“短缺經濟”，轉向為供大於求（內需）、生產水準較高的外向型“世界工廠”。這也是經濟增速長期位於高位的動力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在快速融入“外循環”的過程中，中國經濟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大氣候的周期性衝擊，例如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因此經濟循環運行的複雜性大幅提升。
演進之二：“內循環”改革攻堅。與對接“外循環”相適應，中國“內循環”中的經濟調節機制也發生了歷史性變革。這一時期，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完善，市場“無形之手”逐步成長，與政府“有形之手”共同承擔起調節供求平衡的重任。在改革初期，走向市場的進程並非一帆風順，階段性陣痛亦反映於“內循環”之中。一方面，初生的市場機制所激活的發展動力，與計劃經濟遺留的“投資饑渴症”相疊加，導致投資規模擴張過快、片面追求高增速的問題。其中，1982年、1984年、1987年、1992年均出現投資驅動的經濟過熱現象。另一方面，“價格雙軌制”退出之後，尚不成熟的市場價格信號缺少穩定性，物價的大幅起落一度對經濟周期形成擾動。其中，1993-1994年，由於政府放開糧食、鋼鐵等產品價格，通脹迅速上行至歷史高位，後經過三年治理，於1998年轉向陷入長達5年的通縮狀態，構成建國以來最為劇烈和漫長的價格調整周期。但是，“內循環”的改革最終功不唐捐，邁過階段性陣痛之後，市場 “無形之手”更加靈活高效地匹配供求兩側，發揮出熨平經濟波動的功能。基於此，較之於上一階段，這一時期的經濟周期平均時長延展約1.8年，其中擴張期平均時長提高約1年。2000-2009年，中國經濟迎來一輪長達10年的經濟周期，其中擴張期為7年，創下建國以來之最。
演進之三：創造“中國增長奇跡”。在以“外循環”為主導、“內循環”同步完善的格局下，中國經濟被壓抑已久的要素活力得到釋放，生產力水準和社會總需求實現長足發展。這一時期共涵蓋5個小周期，分別是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不同於此前階段，在這一時期，經濟衰退僅表現為增速的相對下滑，並未出現經濟總量上的衰減。得益於此，這一時期的年均經濟增速升至9.9%，較計劃經濟階段高出3.5個百分點，亦高於歷史中樞水準。此外，經濟波動幅度明顯收窄，體現出經濟增長穩健性的提升。這一時期，經濟增速峰谷差值的中樞僅為6.6個百分點，最大值僅為7.8個百分點，年度經濟增速的標準差為2.7，均較上一階段大幅下降，擺脫了此前大起大落的弊端。由此發軔，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延綿至今，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增長奇跡”。
（三）第二階段末期（2010-2019）： “外循環”邊際衰弱
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引發全球風險的鏈式傳導，其影響延續十年而未休，長遠又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經濟金融格局（詳見附圖）。受此影響，無論是外部國際環境還是內部增長動力，一系列數十年量級的歷史性轉捩點紛至遝來。為適應這一新變局，中國經濟的內外循環由此開啟新的演進。
演進之一：“外循環”貢獻漸次回落。這一時期，全球治理體系、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地緣政治格局均發生長趨勢裂變。其一，全球經濟長期處於危機陰影，總需求疲弱成為常態。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全球經濟金融余波不斷，相繼發生歐洲債務危機、新興市場貨幣危機、英國退歐風波，2017年全球經濟剛有同步復甦勢頭，即遭到美國主導的反全球化浪潮打斷，危機回潮開啟。其二，中美經貿博弈走向長期化、複雜化。2018年3月以來，美國對華關稅制裁歷經多輪升級，並在2019年8月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博弈範圍向金融、科技、全球治理等領域拓展。兩國經濟局部去一體化的風險加速逼近，由此引致的全球產業鏈重塑亦為中國經濟增加外部不確定性。受此影響，這一時期，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由強轉弱，內需成為穩定經濟循環的壓艙石。2010-2019年，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年均貢獻降至-1.45%，大幅弱於1978-2009年的5.27%。以此為起點，中國經濟由供大於求（內需）的外向型“世界工廠”，漸次轉向供需匹配、內外均衡的內生增長模式。
演進之二：“內循環”邁向高質量發展。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逐步邁過劉易斯轉捩點和勞動適齡人口轉捩點，資源環境約束廣泛顯現，資本邊際回報率亦步入下行軌道，由此增長動力之源從擴大要素投入轉向提振全要素生產率，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受此影響，在“4兆”政策刺激效應衰減之後，中國經濟步入“三期疊加”狀態，然後在新常態下開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轉型。一方面，“唯GDP論”退出歷史舞台，經濟增速穩步下台階。在此時期，中國經濟增速中樞打破8%以上的傳統束縛，逐步下滑至7%以內，但是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位居前列。另一方面，得益於供給側改革、三大攻堅戰等一系列改革舉措，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持續提升，經濟新動能加速成長。據世界銀行評估，2017-2019年中國營商便利度從全球第78名上升至第31名，連年位居全球改革最快的經濟體行列。至2019年，中國“三新經濟”增加值佔GDP比重已升至16.3%。得益於此，經濟增長的穩健性與可持續性得到進一步鞏固。經濟增速峰值和谷值的差異不再明顯，逐年的波動亦更加平滑，年度增速的標準差降為1.3，遠低於此前水準。
演進之三：多維蓄力鋪墊新格局。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這一時期雖然是第二階段的尾聲，但是為第三階段的“雙循環”新格局進行了多層面的充分準備。其一，在供給側，“三去一降一補”、“放管服”等供給側改革果斷出清歷史積累的過剩產能，引導中國供求結構重新匹配，使中國經濟加速從外需依賴走向內生增長，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打開空間。其二，在需求側，脫貧攻堅戰的穩步推進，疊加民生“補短板”的切實發力，使社會經濟發展更加均衡，有效抵禦了2020年新冠疫情對弱勢群體的非對稱壓力，保障了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穩定發展。其三，在金融端，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上升為重要國策 ，防控金融風險和“結構性去杠杆”成為政策重點。金融開始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本位，為後續金融體系讓利實體經濟進行了機制鋪墊。其四，在科技端，隨著全球貿易摩擦向科技領域拓展，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突破“卡脖子”技術瓶頸，成為全國上下的集體共識和聚力方向，“內循環”中的“基礎研究 — 科技轉化 — 商業應用 ” 的創新體系開始加速發育。
二、如何重塑內外循環？用好兩大重器是製勝之基
上述中國經驗表明，主動重塑內外循環是應對全球變局的順勢之道。但是，若放眼於“全球-歷史”的大坐標系，不難發現，每一輪內外經濟循環的重塑都對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和基層實踐提出了艱巨挑戰，全球後發經濟體中能夠平穩跨越這些挑戰的案例並不多見，像中國經濟一樣能夠持續攻堅克難的范例更為稀缺。那麽，相較之下，對於內外循環的調整重塑，中國經濟的製勝之基在哪裡？面對當前全球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經濟有望憑借哪些獨特優勢加快“雙循環”新格局建設？基於中國經驗和國際比較，我們認為，用好兩大重器將是關鍵。
重器之一：改革開放是重塑內外循環的關鍵動力。回顧歷史，面對幾番變遷的全球格局，中國經濟如何從相對落後的起點出發，逐步構建起相對完備的經濟循環體系？我們認為，關鍵動力在於通過堅持改革開放，針對性地打通國民經濟內外循環的核心堵點。回望1978年，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資源稟賦和人口紅利相對充足，但資本供給嚴重短缺，成為製約經濟循環的核心堵點。為了打通堵點，上一輪改革開放雙管齊下。一方面，通過市場化改革，使微觀激勵與國家意志同向而行，同步激活企業家精神和地方發展動力，驅動存量資本與資源要素、勞動力要素緊密結合。另一方面，對內開啟現代化金融體系建設，加速資本形成，對外積極吸引外資，引導國際資本流入，進而獲得充沛的資本增量。伴隨資本供給的持續擴大，中國既有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高效釋放，最終實現要素驅動型的長期高速增長。
著眼當前，中國經濟循環的核心堵點，已並非資源投入總量的短缺，而在於資源利用效率的低下；發展的動力之源，不在於擴大要素投入，而在於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針對新的堵點，十九大以來的改革部署綜合運用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監管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的多重工具，其改革範圍之廣、層次之多、力度之大、破立之深均為四十年來之罕見，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由此湧起。展望未來，以2020年為新起點，構建“雙循環”新格局的過程，本質上是將新一輪改革開放從頂層設計向基層實踐深入推進的歷史進程。一方面，改革料將進一步向“深水區”邁進，通過打贏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國資國企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等改革“硬仗”，針對性地消解中國“內循環”的系統性緩滯、結構性割裂與末梢性阻塞。另一方面，無論全球經濟政治博弈如何演變，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相反，中國經濟料將繼續秉持“ 親誠惠容 ” 理念，與全球體系締結更加豐富的利益紐帶，在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從根本上減弱全球化的倒退風險。
重器之二：制度優勢是重塑內外循環的根本保障。無論是深化改革還是擴大開放，在政策實踐中均不可避免地遭遇種種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兼具的三大優勢，是重塑內外循環的各種舉措能夠切實落地的根本保障。
其一，集中力量辦大事。從力度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互為補充，廣泛調動各經濟主體的力量，共同突破經濟循環的核心堵點。回顧歷史，從宏觀層面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到微觀層面高鐵網絡、5G技術等戰略支點的厚積薄發，均端賴政府宏觀政策、市場微觀調節和各類型主體所形成的強大合力。從韌性來看，不斷改革的國企和國資成為經濟運行中的壓艙石，一方面削弱了市場逐利所催生的順周期性和道德風險，另一方面則避免了西方民粹主義氛圍下的政策短視性和投機性，因此內外經濟循環的建設能夠在全球變局中堅守方向、久久為功。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後的全球治理經驗表明，無論微觀市場主體的信用看似多麽牢固，都可能在市場情緒和流動性的驟變之下產生鏈式崩塌，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大政府”所兼具的財政信用、貨幣信用和政策信譽，是危機中最後的、也是最可靠的防浪堤。
其二，市場機制增活力。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市場機制的地位不斷上升，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逐步升級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明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演進有效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為宏觀經濟循環的發展提供了微觀基礎。從2020年新起點出發，未來中國市場機制的正向作用有望得到多方面提升。一是增量效應，市場配置機制向更多要素資源覆蓋，向要素供給上遊突破，向新經濟前沿延伸，以新的市場打破舊的堵點。二是存量效應，技術層面的數字化升級，疊加政策層面的簡政放權、減稅降費，進一步降低傳統市場交易成本，提升存量市場運營效率。三是整合效應，通過建設統一開放的高水準市場體系，打破城鄉分割與區域分割，降低國內市場準入門檻，以有序競爭、優勝劣汰的方式不斷升級超大規模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其三，攻堅克難破藩籬。全球經驗表明，隨著一國經濟成果累積，各層次利益藩籬亦日漸固化，進而阻滯改革步伐、形成路徑依賴，最終導致經濟循環出現阻滯、失衡和割裂。對中國而言，從能力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監管層進行跨周期、全局性統籌規劃的職能得到增強，從而能夠以時間換取空間、以增量盤活存量、以點帶面、分步協調的方式，有效調節改革過程中不同部門、行業、區域的利益衝突，系統性地降低了破除藩籬的難度。從實踐來看，國資國企改革、金融體系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住房機制改革等重大改革的經年深化，均以“破立結合”、“疏堵並舉”的方式優化了利益分配，未來亦將為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注入新紅利，夯實內外循環發展升級的穩定錨。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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