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鶴鵬
編輯：Yuki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中國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戰役初現曙光，包括湖北省在內的每日新增確診病患大幅減少，痊愈出院的患者數則大幅增加。而在另一條“戰線”上，雖然科學界聲音和科普文章不斷湧現，但在各種微信群中，繼續沉渣泛濫著新冠病毒是生物戰或人工製造等各種說法，既有隱晦地繼續聲稱該病毒不可能經過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帖子，也包括公開地聲討在《柳葉刀》雜誌聯名發聲反對陰謀論的科學家是為了“洗地”。
2020年2月19日，來自27個國家的知名科學家在《柳葉刀》雜誌發表聯合聲明 | THE LANCET
陰謀論實在層出不窮，每到疫情和重大災難時總會湧現。在社交媒體主導傳播的後媒體時代，它就更容易得到火力支持。同時，它也是一系列社會心理機制的產物。探究這些機制，與駁斥陰謀論同樣重要。
新冠病毒人工造？
雖然諸多科普文章已經對陰謀論進行了駁斥，在探討造成各種陰謀論濫觴之前，仍有必要簡單總結下此次有關疫情的各種陰謀論的具體說法，以作為我們討論滋生陰謀論的社會心理土壤的基礎。
最早的陰謀論說法與以往的非典病毒外國造以及轉基因是外國基因戰並無多大不同，對此進行駁斥的科普文章也很早就出現。很明顯，雖然針對不同人群的基因特質的確可能會有不同的疾病感染或發生路徑，但這種理論可能性要受製於諸多現實條件，且不說作為文明社會的基本倫理絕不會被文明國家輕易踐踏，而且生理人口並不等同於國家人口這一點，也讓基因戰全無可能。美國的華裔人口高達380萬，亞裔人口則達到1700萬，何況病毒如何變異根本就不可控也不可預測，有誰會冒著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可能性來“投毒”呢？
與以往造謠轉基因是共濟會控制世界的詭計這種很Low的陰謀論相比，這次疫情中愈演愈烈的陰謀論實際上有了很多新的“進展”。其一是有了更多“理論依據”，一本2015年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製人新種病毒基因武器》成為了陰謀論者自豪的憑據，雖然該書主編、已經退休的第四軍醫大學原教授徐德忠只是質疑非典病毒源於自然很困難，且並沒有提出任何自然起源的證據。
2015年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製人新種病毒基因武器》成為了陰謀論者自豪的憑據
實際上，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研究員的團隊2017年在雲南一個山洞中發現的一處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的天然基因庫，相當於用事實作為反證駁斥了徐德忠等人的猜想。然而，恰恰是石正麗參與的另一項“減毒版人造SARS病毒”的研究，又成為了此輪陰謀論最持久的焦點，這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重點。
在全球科學家和中國全國公眾被新冠病毒搞得焦頭爛額之際，印度科學家也來添亂，他們貼出預印本論文表示，用於新冠病毒侵入人體的關鍵基因結構，插入了HIV基因片段，這在自然界中是不可能的，暗示是人造病毒。
印度科學家暗示用於新冠病毒侵入人體的關鍵基因結構插入了HIV基因片段 | 圖蟲創意
印度科學家的這篇神文，讓新冠病毒陰謀論的愛好者迅速擴展到國際，不但社交媒體上愛好者眾，連美國保守的共和黨參議員Tom Cotton也加入了合唱。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中，Cotton對武漢病毒的P4實驗室可能病毒外泄的謠言“煽風點火”，稱該實驗室距離首批大量病例聚集地的海鮮市場僅“幾英裡遠”（其實隔著長江，遠著呢）。
陰謀論的聚焦
對於駁斥陰謀論，國內外科學界可以算得上積極。除了上面提到的科普文章和在《柳葉刀》上的聯名社論外，在各種會議上科學家也踴躍發言。在最近我參加的在西雅圖召開的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年會上，華盛頓大學Fred Hutch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員Trevor Bedford博士明確駁斥了印度論文映射新冠病毒可能並非自然演化的結論，指出新冠病毒目前的結構完全可能源自自然界的隨機進化過程。相反，我們倒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冠狀病毒中的這些片段是來自艾滋病毒，更不要說是人工組裝的了。
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新冠病毒來自人工組裝 | 圖蟲創意
在主流科學家的一致駁斥下，印度科學家的論文也從bioRxiv生物論文預印本網站上被撤下（不同於已發表論文撤稿，從預印本網站上撤下文章，不需要什麽程序和聲明），無疑，生產這樣的文章來蹭熱點，會對這些印度科學家的聲譽造成影響。
另一方面，在支持新冠病毒人工造的人看來，徐德忠教授則顯得更加形象高大了。微信轉運站發的帖子，更是經常要把徐教授的著作拿來說事。當然，限於他老人家的年資，國內估計也沒有什麽知名學者願意出來駁斥，何況他的非典病毒人工造的說法，因為不是發表在同行評議的論文上，也談不上撤稿。
而就在這一過程中，石正麗研究員所參與的構建“減毒版SARS病毒”（SHC014）用於研究病毒演化規律的研究，則成為了眾矢之的。網絡的指責，則從早期的該病毒可能不慎外流，同時演變成中國一些極端網民認為的美國基因戰武器庫、以及上述的美版陰謀論的“新冠病毒中國造”，其後還加上了武漢病毒所領導出售實驗動物牟利導致病毒外泄這一荒誕不經卻也引發媒體追逐的版本。
而隨後學者們從病毒基因測序和演變規律做出的新冠病毒的傳播可能早於華南海鮮市場的傳染病大爆發這一結論，又讓諸多陰謀論的說法多了一份撲朔迷離。
學者們從病毒基因測序和演變規律研究發現，新冠病毒的傳播可能早於華南海鮮市場的傳染病大爆發 | 生命日報
新冠病毒不是從石頭縫裡冒出來的，在去年12月初華南海鮮市場感染事件之前存在當然有可能。但這與陰謀論者所聲稱的新冠病毒人工造卻八竿子也打不著。在病毒從原始宿主蝙蝠到傳染到人類之間的中間宿主的缺環，可以讓科學家合理的推測病毒傳播的時間，而同時我們需要看到，將新冠肺炎的傳染病源頭定位於華南海鮮市場實際上是一種疾控策略，是基於我們具有的明確科學證據來追溯源頭和控制傳染源。這種基於現有證據的應用手段，本來就不會排斥通過更多科學證據來進一步追蹤病毒人間演化的路徑。
陰謀論的心理基礎
既然陰謀論的說辭其實禁不住邏輯的推敲，為何在每次疫情襲擊時，它總會大行其道呢？這就要從經歷疫情或者其他重大公共事件後人們的心理狀況來分析。
在我最近參加的AAAS年會上，網絡謠言與陰謀論也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華盛頓大學心理學家Emma Spiro指出，在經歷重大的人們一時無法解釋或接受的危機事件時，普通人本能地要通過各種說法來尋找意義。雖然這位心理學家用的數據是2013年波士頓恐襲，但用來說明突然打亂我們現有生活的新冠疫情，顯然同樣合適。對於普通人來講，實在難以理解科學已經如此發達的今天，還會突然出現這種難以控制、難以溯源的大規模感染。
在經歷重大的人們一時無法解釋或接受的危機事件時，普通人本能地要通過各種說法來尋找意義 | 圖蟲創意
既然要尋找意義，為何不能順著科學家一步步的科研進展順藤摸瓜呢？不是這些科學家的工作太末節了，而是因為人類的風險感知往往不是理性驅動的。
美國著名風險心理學家Paul Slovic曾在1987年美國《科學》雜誌上撰文探討人們的風險感知。他提出了驅動人們風險感知的兩個維度，一個是風險事件的悲慘程度，另一個是人們對其不熟悉的程度。因而，人們對車禍這種人們更容易碰到、更加熟悉的災難的風險感，就低於人們對民航空難的風險感，更低於比民航空難發生概率低幾個數量級的核電站事故的風險感。而實際上，有統計表明，民航空難造成的死傷，還遠低於人們驅車去機場路上發生的交通事故的傷亡。
近年來，Slovic還進一步提出，悲慘事件對人們風險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抽象的統計數字。
悲慘事件對人們風險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抽象的統計數字 | Pixabay
這樣的風險感知應用到疫情時人們的心理表現時，其結果就是人們對疫情風險感的空前提升，因而也就更加需要尋求一個意義。而此時，另外的風險感知機制就要發揮作用了。這些機制，首先就是我在本人“科學傳播的科普”專欄中反覆提及的負面傾向。
人們在進化過程中要格外關注負面信息才能更容易擺脫風險。所以他們會無視科學家針對新冠病毒取得的持續科研進展，而更加關注悲慘的特例。
與此同時，人們面對風險並不是積極廣泛地搜集證據得出理性結論，而往往會因為一些早期的特定信息形成思維框架，然後反覆把新獲得的各種提示性信息與這些成行的框架進行快速比較得出結論，這也強化自己早先的判斷。而陰謀論說辭對人們的影響恰恰讓這些心理機制發揮了作用。
面對無法理解的災難，人們要急需尋找一個解釋。陰謀論和其他謠言等負面信息迅速填補了這種需要，當陰謀論的一些要素構成了人們的思維框架後，他們就快速地應用這種框架來解釋新獲取的信息。很多科普文章雖然在第一時間就會駁斥陰謀論，但它們提供的信息往往進不了篤信者的腦子。
很多科普文章雖然在第一時間就會駁斥陰謀論，但它們提供的信息往往進不了篤信者的腦子 | 圖蟲創意
這其實與轉基因現象有很大可比性。當10年前轉基因爭議因為安全證書的頒發被大量負面報導迅速推進公眾話語空間時，人們難以理解政府居然要推進這種被媒體和反轉控們聲稱為有風險的技術，於是陰謀論說辭就乘虛而入，至今也沒有完全消歇。
當然上述的風險感知機制並非都是壞事。政府的疾控工作也要利用這些因素來迅速調動人們共同防疫。應該說，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實際工作，卻對它們的心理機制研究不足，在利用風險感知因素時，並不能很好地區分積極的結果和篤信陰謀論這種消極行為。
心理與社會因素的互動
我們前面介紹的心理機制，其實在學界也一直被詬病，其一是它們往往是一段時間內發揮作用的機制，其二是認知框架形成後，難道正面信息真的就無孔可入了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還要從心理機制與社會因素的互動來分析。
首先從負面角度講，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極大地放大了負面信息。其實早在互聯網成為人們主要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之前，Slovic就注意到政客之間的攻訐讓媒體更容易放大負面信息。在微信時代，負面信息提供者從佔人口數量極少的政客擴展到很多公眾號作者甚至是一條普通帖子的撰寫者，這種效應自然會被不斷放大。
在後媒體時代，眾人都是知識生產者的同時也意味著，其實很多受過一定科學訓練、了解一些科學界內情的人，會克服他們在傳統媒體時代被邊緣化的狀況，突然因為他們能提供特定信息而成為信息源或信息中心。
包括科學家和科普作家在內的正面信息提供者當然一直在努力，他們也當然會影響很多人。實際上傳統媒體基本上不會報導任何陰謀論。但除了後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的公信力無處落地（因為人們壓根不看一篇網上轉的文章是否來自傳統媒體）外，另外的一些心理機制也在幫助陰謀論的支持者和篤信者。
這又都是一些什麽機制呢？首先是信任；其次是信任往往要附著在人們感知到的道德基礎上；第三則是感知到的信息權威性。這些機制與上述的風險感知因素造成的後果，最終共同聚焦到了武漢病毒所的P4實驗室上。
在中國，無疑人們對科學家的信任度是比較高的，但那是對抽象的科學家。清華大學金兼斌教授的研究就表明，人們在轉基因問題上對科學家的信任，就顯著低於對抽象的科學家的信任。其次是道德感知，轉基因就不說了，這次處於風口浪尖的武漢病毒所及其P4實驗室，不斷被造謠者拿出來當靶子，而每一次矛頭一定會關涉到道德判斷，像所長資歷不佳、管理違規、賣實驗動物、科學狂人（指石正麗研究員團隊四處不顧危險來尋找載毒蝙蝠）等，通通被傾倒到病毒所身上。其結果，就是雖然一些造謠水準極低的陰謀論說辭（如賣實驗動物牟利）可能會被人們抵製，但普通人即便抵製了這些低級謠言，仍然會覺得這個科研機構哪裡不對勁兒。
石正麗研究員團隊不顧危險尋找載毒蝙蝠 | 一席
另一個近年來國際科學傳播界關注極高，但在國內卻沒有什麽研究的心理機制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那就是動機性推理。也就是人們在獲取科學、風險信息時，往往選擇符合自己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的那些信息。在國外這一點之所以成為研究熱點，與川普當選前後西方政治極化態勢相關。不要以為中國就沒有這種極化趨勢，只是我們在這裡沒有辦法分析罷了。
回到我們的議題，雖然科學家和科普人士早就出來駁斥帝國主義投毒這種陰謀論說法，但各種官方辟謠平台上，儘管把喝酒防新冠這種調侃都當成了謠言來辟，卻錯過了生物戰陰謀論的大謠言。這不能不放大了這方面的心理趨勢。
還是我的老家內蒙警方動了真格的，把一位造謠新冠病毒是美帝生物戰的網民直接拘留，霎時起到了震懾作用。既然直接的生物戰“不讓說”了，那些不會被封殺的、攻擊病毒所科研人員參與外方陰謀的帖子，在風險感陡升、造謠者活躍、能滿足人們動機性推理（既包括政治因素，也包括道德感知）等諸多信息湧現等因素推動下，自然也就大行其道了。
應對之道
既然如此，那該如何應對呢？首先要承認，這方面國內外的研究是嚴重不足的。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幫助我們理解何以在重大事件後陰謀論如何橫行。針對社交媒體的陰謀論或謠言傳播研究，更多是用大數據印證和拓展了既有結論，而不是從行為干涉角度著眼來破解陰謀論傳播。
所以，探討應對，我們更多還是從實踐經驗結合各種心理機制提出一些建議。首先當然是科研機構自身的研究和行為過硬。包括管理、晉升等各種平常完全是家務事的內部行為，在危機關頭都會成為陰謀論和謠言風起的噱頭。
科研機構自身的研究和行為要過硬 | 圖蟲創意
但這些維系科研的道德行為的舉措，並不能被公眾所感知。他們所感知到的，往往是疫情等危機爆發後被爆出的或者造謠出來的不當舉動。這就要求我們的科學家、我們的科研機構真要把科學傳播當成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舉措來做。人們對科學家取得的成果，往往賦予了道德意義。一個機構積極投身科普的科學家越多，影響越大，人們對其的道德讚許往往也較多。這方面的道理很簡單，人們看科研進展的新聞，大多數人其實不是因為對科學多奇妙的興趣，而是因為相信這種進展會給自己或家人帶來收益。相信這種未來收益本身，就意味著對科學家要信任。
但這個前提是人們要知道這些成果。你從來不報導，或者只是把何人何時發表了何等牛逼論文做成了新聞標題，然後把論文摘要變成中文構成新聞內容，指望公眾因此對你賦予了道德信任，這恐怕是不現實的。
除此之外，科學家傳播能力的培訓，包括危機公關情況下如何發聲、如何交流，這些都應該成為科學家常規訓練的內容。在傳統媒體時代一個機構可以隻培訓一兩位發言人，但在後媒體時代，至少一個機構的科研主力，都應該獲得這些方面的基本技能或熟知相關的求助路徑。“用生命來擔保”這種話，其實對破解科學陰謀論毫無裨益，因為“用生命來擔保”這句話所具有的道德特徵，需要依附在科學家被道德化構建的前提上。而陰謀論已經破解了這種前提。
這些是長線建設。亡羊補牢其時未完，但眼下如何辦呢？要論述科學的危機公關，恐怕又要一篇文章的篇幅。此處其實可以用一個直截了當的辦法，那就是雇傭社會上的優秀危機公關機構，與他們一起工作，虛心學習他們的技巧，同時坦誠、認真和開放地幫助公關專家們提升對科學界的理解，以及共同拓展對人們面對風險信息的心態的理解。
當然，其實科研機構雇傭外部專家，甚至使用經常被妖魔化的“公關”這個詞本身也意味著長線建設。但破解科學陰謀論本身就是一個長線工作，需要整個科學傳播體制做出相應調整。
*作者聲明：我將把本文所有稿酬捐獻給抗疫或後續公益事業。
排版：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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