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拖下的鬍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卻當作國粹了。（清末）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恨日本，便神往於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
這是魯迅先生在《墳·說胡須》中寫下的話。
魯迅先生所指，是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兩次派軍隊跨洋征伐日本，即元朝伐日之戰。這場戰爭對中日後來的歷史產生深遠影響——在日本，形成了“神風”的國家神話；在中國，則有天時不濟的感慨。看法殊異，卻共同認定：如果不是遭遇台風，日本絕非元朝對手。
事實真的如此嗎？
通過翻檢史料，學者周思成發現，事實遠比傳說複雜：
首先，兩次遠征，元朝軍力明顯不足，在戰爭過程中，元軍戰果甚少，基本處在下風；
其次，元軍未派出一流指揮官，幾名高級將領互相掣肘。
其三，元朝準備嚴重不足，甚至不知對手是誰，不了解對方的地理環境。
其四，元軍艦船雖多，但為趕工期，粗製濫造，甚至是河船改裝的，經不起風浪。
綜合以上因素，可知元朝伐日之戰必敗。忽必烈甚至有取敗的動機：元軍參戰主力是南宋降卒，這些士兵社會地位低，皆被刺青，放歸社會亦為害，不如在戰場上消耗掉。
基於這些對細節的鉤沉，便有了《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漢唐陽光·山西人民出版社），本書最大特色在於：在描繪大歷史進程的同時，呈現出以往被忽略的、卷入戰爭中的小人物們。
比如南宋僧人祖元，曾得南宋權臣賈似道欣賞，因戰禍到了日本，又被北條時宗（鐮倉幕府第八代執權）推重，後者恰是元朝伐日之戰的日方主持者……
再如竹崎季長，本是下級武士，多妄言，飽受鄰裡嘲笑。幸元軍來襲，建功心切又無紀律的竹崎率先衝陣，受傷而還，意外成了勇氣的象徵。可戰爭結束後，卻未得封賞，竹崎只好踏上漫漫上訪路……
還有日將少弍資時，才十二三歲。按當時日本作戰禮儀，單騎來到陣前，射出一支小響箭，表示戰鬥開始。沒想到，元軍竟爆發出一陣哄笑，因元軍作戰前，“種種樂器之聲及歌聲群起”，與這樣的熱鬧相比，響射太過兒戲。少弍資時滿臉通紅，跑回本陣……
《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雖是一本小書，卻呈現出歷史的豐富與多元。為更好解讀它，特專訪了本書作者周思成先生。
日本首次被別人打
問：從本書後記看，您在寫博士論文期間，完成了這本小書，您為何如此關注這段歷史？
周思成：中日有兩千多年的友好歷史，其間發生過三次大戰，即唐朝白江口之戰、明朝壬辰倭亂（即明朝抗日援朝之戰），再有就是元朝伐日之戰了。白江口之戰的史料甚少，人們較多關注後兩場戰爭。
元朝伐日之戰對日本的民族主義形成意義重大，在近世之前，日本這是首次被別人打，刺激了民族意識，此前都是它打別人。從明治維新起，一直到昭和時期，日本反覆提起這場戰爭，強調“神風”的作用，將自己稱為“神國”。二戰時，日軍成立自殺式攻擊隊，便命名為“神風攻擊隊”。
在中國，元朝與傳統中原王朝是什麽關係，尚有爭論，不像強漢、盛唐那麽受重視。但元朝伐日之戰打的是日本，所以近代以來，一旦受日方刺激，人們又會想起這一話題。
不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人們對這場戰爭仍有不少的刻板印象，有必要對事實加以鉤沉。
主要史料已經窮盡
問：元朝伐日之戰的史料太少了，還能鉤沉出什麽新東西嗎？
周思成：確實如此。因年代久遠，留下來的記錄很少，日本相關研究較多，所用材料、陳述方式大同小異，主要史料已基本窮盡了。
相比之下，明朝抗日援朝之戰的材料就豐富得多。可以從中、日、朝三方記載中，還原出歷史的原貌，而元朝伐日之戰的記錄太簡單。相關研究的突破點在兩方面：
首先，相關海域的考古記錄，這些年陸續有成果出來。
其次，從元朝文人的文集、碑傳中，找一些相關材料，畢竟元朝伐日之戰有較大社會影響。
在後一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將找到的細節材料組合起來，放在本書中。
渲染此戰，是為捏造“舉國一致”
問：為何日本這麽重視這場戰爭？
周思成：黑船來航（1853年）後，日本被迫打開國門，為凝聚民族認同，需要豎立一個“舉國一致”的標本。元朝伐日之戰被塑造成民族神話——天皇親自祈禱，強藩全力作戰，武士表現勇猛，國民也很支持……這一神話被反覆宣講。
其實，當時日本的實際統治者是鐮倉幕府，它是軍政府，一旦對元妥協，其統治合法性便消失了，只能死戰到底。可見，鐮倉幕府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參戰的，並不是“舉國一致”。
當時日本武士參戰，也只是為了獲取個人的榮譽和利益，並不像日本民族史學所強調的那樣，是所謂“一致對外”。
忽必烈為什麽要伐日
問：一些通俗歷史作品稱，忽必烈之所以伐日，因貪圖日本出產黃金，是這樣嗎？
周思成：在伐日前，忽必烈沒有制定完善的計劃，具體目的是什麽，從史料中，目前找不到任何證據，寫作者只能各自發揮想象力。
我認為，忽必烈面臨合法性危機的壓力，他靠權謀上位，不被其他家族成員認同，只能不斷開疆拓土，來證明自己是合格的大汗。
然而，如果內部問題解決了，是一個健康帝國，擴張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內部問題沒解決，不是一個健康帝國，擴張不僅治不了病，反而可能是毒藥。
問：元朝戰力超強，為什麽伐日卻兩度慘敗？
周思成：蒙古帝國能所向披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情報工作做得好，充分了解對手，可在伐日之戰中，卻毫無作為，甚至不知敵將是誰。當然，鐮倉幕府對元朝也不太了解，只是籠統地稱為“異國人”。
在戰略上、戰術上，忽必烈可能太藐視對手了。兩次伐日失敗後，元朝吸取了教訓，做了一些改變，比如雇了兩名海盜頭子領導水軍，改用抗風能力更強的船隻，忽必烈本想第三次伐日，但他去世了，未能進行。
忽必烈沒拿出全部力量對付日本，包括打安南失敗，犯的也是同樣錯誤。
沒有台風，伐日也未必能成功
問：在戰爭中，日本也沒派出主力部隊，卻幾乎全程壓倒元軍，為什麽？
周思成：戰爭開始時，正是鐮倉政府最盛期，它是一個武家政權，非常尚武，重視軍事訓練，武士的作戰能力很強。元朝伐日之戰後，大量有功武士要求兌現賞賜，鐮倉政府拿不出這麽多資產，由盛轉衰。
忽必烈不了解相關信息，派兵數量太少。我認為，以當時元軍規模，勉強能打下九州，很難征服日本全境。
問：既然如此，日本為何將元軍視為勁敵？
周思成：日本的作戰方式、武器有問題。當時日軍的作戰方式還是單打獨鬥，武士騎馬對衝，到一定距離後互相射箭，決定勝負，有點像近代歐洲騎士的戰法。這種作戰方式決定，日軍披甲重，箭也重，射距、頻率均不及元軍。
元軍則採用集團作戰，用快弓進行覆蓋式射擊，會戰時滿天箭雨，日軍很吃虧，死傷較多，所以視元軍為勁敵。
元朝百姓竟以為打贏了
問：對於伐日這一錯誤決策，南宋降將均大力支持，為何他們能忽悠了忽必烈？
周思成：在南宋降將中，確有一些人是有才乾的，但此時他們的年齡都已比較大，剩下的人在元滅南宋中沒出什麽力。忽必烈看不起這些人，為給未降的南宋將領樹個典型，也會重用一些降將，封個“江漢大都督”之類聽上去很漂亮、其實沒什麽職權的官。南宋滅亡後，降將們連這樣的虛銜也撈不到了，他們鼓動打日本，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在元朝伐日之戰中，忽必烈沒把降將放在重要位置上，只是當成炮灰用。可見，彼此在互相利用而已。
問：第一次伐日失敗，元主將之一劉複亨反而受了賞賜，他後來的墓志銘中竟說他“統軍四萬、戰船九百征日本，與倭兵十萬遇，戰敗之”，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
周思成：不奇怪，當時百姓對這場戰爭既不關心，也不了解。《元史·日本傳》中說：“惟虜掠四境而歸。”《元史·世祖本紀》也說：“賞東征元帥府日本戰功，錦絹、弓矢、鞍勒。”元朝單方面宣布取勝了，大家也就以為勝了，所以看到劉複亨的墓志銘，也不知道他在說謊。
個體命運是歷史魅力的所在
問：本書中涉及了很多小人物，在以往寫作中常被忽略，為什麽您特別關注他們的命運？
周思成：個人興趣吧。我喜歡歷史，就源於對個體命運的關注，他們或處在戰亂中，或處在和平中，從中能體會出人在不同環境中會如何，所以我特別喜歡讀傳記，這是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在歷史研究中，主要分析的是思潮、制度等，但我很關注歷史中的個人。畢竟歷史是由各種小人物呈現出來的，在元朝伐日之戰中，觸動我的不只是忽必烈，也包括被斬首的元朝使節，乃至被卷入戰爭的監視者。
在史料中，我讀到這樣一個案例：一個小人物，他生活在北方，因受大戶欺壓，族產盡失，還背上一身官司，只好跑到南方，參加了元朝伐日戰爭。對他來說，這場戰爭只是為了滿足野心而已，他想在遙遠的國度建功立業，以擺脫個人困境。這場戰爭是統治者為證明自己的威望而發動的，個人參與，是為滿足個體所需，而非民族主義。
在書中，我沒寫這個案例，但它深深地打動了我。
對那段歷史應有距離感
問：對於今天讀者而言，了解這歷史的意義何在？
周思成：可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歷史。歷史的意義不只是勝負，還有勝負背後的東西。
元朝伐日之戰變成日本現代民族神話的資源，反而給社會心理造成扭曲，進而影響了民族發展，對於這一歷史教訓，所有人都應引為鏡鑒。
此外，真實的歷史和塑造的歷史是有區別的。比如明朝抗日援朝戰爭，明朝為樹立萬歷皇帝的形象，將其列入“萬歷三大征”，成了帝國榮耀。後人也引用它，用來證明“歷史上能打贏”。但歷史學家的任務在於探求真相，而不被帝國的意識形態塑造的刻板印象迷惑。
歷史有不同的側面、不同的人物，不能標簽化。如果這本書能幫助讀者意識到這一點，我就很滿足了。
問：閱讀這本書，您的建議是什麽？
周思成：讀書是個人的事，每個人的感受差異很大，我不好提什麽建議。我個人有點希望，就是希望大家能對那段歷史有一點距離感，這樣才能客觀、冷靜。帶入感過強，可能會有先入之見。
文/唐山
周思成：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現就職於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主要研究領域為蒙元史、民族史和軍事史，通曉英語、法語、德語，能閱讀日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維吾爾文和蒙古文。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