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歷史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一段特別的記憶。隨著不同時期研究方法和觀察視角的不同，人們對宋代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
1279年南宋滅亡以後，元世祖忽必烈詔令修遼、金、宋史。但忽必烈之後，歷經數朝卻遲遲未能成書，主要原因是為以遼、金為正統還是以宋朝為正統爭論不休。直到元順帝時丞相脫脫裁定“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才使修纂得以順利進行。元朝對宋的蓋棺之論主要有兩點，一是對程朱理學高度肯定，這與元統治者將朱熹學說定為“國是”一脈相承。其二，元朝史臣在論宋代“其有弊”時指出，“大概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這兩個方面大致也影響了明清的認識。
明朝統治者特別強調對宋朝歷史文化的認同和繼承。重修《宋史》和重視研究宋史成為明代史學的一大特色。有明一代先後產生了123種宋史著述，現存62種。明朝編撰《宋史紀事本末》的陳邦瞻，從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大勢已看到宋代是漢唐之後歷史大變革的時期。明人對宋文、宋詩、宋詞、宋畫的褒揚和批評，更是奠定了宋代文學藝術與漢唐並峙的地位。
到了19和20世紀之交，中西學者均將宋代歷史指向中國近世的開端。1922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系統闡述了其宋朝是中國近世開端的假說。內藤的假說是建立在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的歷史分期方法基礎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認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他的假說產生了深遠影響。
明清以來中國學者提出中國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頭起自宋，與日本學界有本質的不同，主要是從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來看。王國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著名歷史學家金毓黻在《宋遼金史》總論中說：“治宋遼金史，實為治近代史之始基。”最有代表性的是陳寅恪對趙宋文化的高度褒揚：“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那麽宋朝“積貧積弱”的帽子從何而來？其實，早在南宋後期，有識之士就說“民窮”“財匱”“兵弱”是當時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認為宋朝“武備不振”和“積弱”。20世紀50年代末先師漆俠先生在《王安石變法》一書中將“積貧積弱”連用來概括宋神宗實施變法的主要社會原因，1962年鄧廣銘先生將這一概括引入《中國史綱要》宋代歷史部分的書寫，遂使“積貧積弱”成為20世紀後半葉評價宋代歷史的代名詞。
到底應該如何看待“積貧積弱”說呢？根據目前的研究，“積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從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財匱”延續到南宋，地方財政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窘境，“財匱”之說是有充分根據的。而從“民窮”的角度來說，宋代社會最底層的人民，與魏晉隋唐相比，不論是法律身份地位、遷徙自由以及謀生手段，都有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會救濟制度不僅漢唐難以企及，元明清也沒有超過，而宋代大中城市裡五萬貫家財的富戶人數眾多，所以要辯證地看待宋朝的“積貧”。
過去對宋朝積弱的認識有兩層含義：一是國勢弱，二是軍事能力弱。對於前者，大多數研究者都不能認同，因為宋朝的經濟、科技整體發展水準遠不是遼、西夏、金、元所能比擬。而對於後者雖有質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釋。我以為，戰爭具有防禦和進攻兩種基本形式，宋朝戰爭失敗主要是發生在主動進攻戰上，而從防禦戰來看，則多能取得不俗的戰績。
那麽宋人為什麽能打防禦戰而不能打進攻戰呢？這大致有四個原因：一是由於中唐以來兵製變革、選官制度變革，軍功集團從歷史舞台上退出，那種通過軍功受爵的世風被科舉取士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漢唐那種開疆拓土的精神。二是宋朝自太宗朝以後奉行崇文抑武的國策，“崇文抑武”不等於“重文輕武”，自仁宗以後宋朝國防開支要佔到國家財政收入的十之七八，所以並沒有輕武，而“抑武”確實是宋的國策，抑製武將專權，逐步實行文臣統兵和宦官統兵，至北宋末，舉國竟無折衝禦侮之將。三是宋朝實行募兵製，人們當兵主要是為了養家糊口，沒有爭取軍功的動力。四是中唐以後中原王朝喪失了可供馴養軍馬的草原，難以組建騎兵部隊。
可見，宋朝的“積弱”是多種綜合因素形成的。
進入21世紀，國際上開始重新認識明清以來中國在世界歷史的地位，這也使得國內學者把宋代置於當時的世界歷史背景下給予新的評價。目前，宋代經濟革命說、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宋代是中國古代的文藝複興時期等觀點散見於各類宋史論著。可預見的是，宋代歷史的形象仍將處於不斷變化中，這也是宋代歷史的魅力。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9年01月12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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