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中的故事：元朝統治者與文人們的矛盾

不讀書最高，不識字最好，不曉事倒有人誇俏。老天不肯辨清濁，好和呆沒條道。善的人欺，貧的人笑，讀書人都累倒。立身則小學，修身則大學，智和能都不及鴉青鈔。

在整個元朝時代，讀書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是不高的，因為統治者蒙古人本來就是靠武力得天下的，潛意識裡對文化人是看不起的。元朝這個時代比較短命，當然跟這個也是有原因的，大凡任何時代讀書人都是輿論的導向，讀書人過得好不好，就代表著這個國家的經濟發達不發達，像漢朝、唐朝、宋朝這樣的時代，讀書人都活得好得很，成天寫東西，寫得很多，寫出了整個文學史上最華麗的漢賦唐詩宋詞，這些時代的文人們大多還對出將入相有著相當的渴望，很多詞章中都流露出各種希望。而到元人時代，讀書人們則大多持消極態度，雖也有很多人想要達則兼濟天下，但更多的則是想要隱居世外，做個逍遙的高人賢士。應該說元朝讀書人們的心志，更要自由些，更貼近群眾些，畢竟想要當官的很多，真正能當官的就那麽些。

跟唐詩宋詞比，元曲是不多的，唐詩宋詞的數量以萬為計，而元曲則不多，即便是小令的也不到4000篇，雜劇100多部，散套近500套。但就在這極少的元曲，也跟唐詩宋詞佔有相等的地位，而且就是這些數量極少的元曲，將中華五千年的歷史都講了個遍，對明清詩詞小說等皆影響深遠。元朝人來自北方，骨子裡就是草原文化，知識結構較為粗糙，而且蒙古人征服歐亞大陸，極大的膨脹了他們的自信心，就是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如蒙古人，即便是數千年文明繁衍的中原漢人，也被蒙古人視作劣等民族，因此元朝推行種族等級制度，讓文人數量最多的漢族也遭遇了歧視，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支持，都絕對遜於蒙古人。

蒙古人信仰的是天，其宗教信仰不同於漢人的儒墨道法，這種信仰跟中原地區早期的文化，就是春秋戰國以前的夏商文化有點類似，蒙古人就是上天的代理人，是天帝派來管理人間的信使，血液裡流淌著來自天的基因。這種壓迫式的種族態度，直接導致中原地區的讀書人們深刻的意識到，如果元朝仍在，他們的命運就會永遠無法改變。當時的蒙古人對中原文化蔑視感，也就促成了元朝統治者很難重視中原文化，即便如忽必烈這樣擁有深謀遠慮的君主，也無法徹底讓族人實行漢化之策，元朝也就成為中國歷史極少數的進入中原而沒有被漢化的族群。

元朝初期的統治者，甚至對歷經數百年的科舉制度也進行了廢止，這是對中原讀書人們最大的心理打擊，可說是摧毀了他們心中的最後那顆稻草。此後這些文人們對政治的絕望感就貫穿始終，就算是能夠進入朝堂為官的文人，很多也都對朝野政治無能為力，最後也要選擇歸隱山林。讀所謂的聖賢書，讀的越多就越是煩惱，那些所謂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元朝的文人們 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他們才要說不讀書最高，不識字最好。當然這裡更是說的元朝統治者們，他們也不用讀書，不用識字，光憑他們的出身，就決定他們的高官厚祿，這可謂是一語雙關，也是對元朝朝廷的怨刺。

古代的人有立身之說，就是八歲就要讀小學，學孔子的禮、樂、射、禦、書、數之文，這些知識學了來，又是要報效國家的，報效國家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進得朝堂，或者上得戰場。八歲入學，而後數年就不斷的學習，到十五歲的時候就進大學，後來就參加科舉考試，就能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可惜的是，元朝廢止科舉，徹底顛覆了讀書人的思維模式。經數百年傳承而來的讀書人習慣，就此被改變。卸下了農耕技藝的讀書人，在當世就變成了異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就成為這些讀書人的標簽。

如果他們要在這樣的時代生存下來，他們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實現衣錦還鄉的夙願，但是他們讀的書也是不能浪費，而且這麽大的群體，元朝政府也不能放任自流，終歸是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於是元朝人就推崇戲曲雜劇，讓這些讀書人有了新的選擇。寒窗苦讀不能當官，但到雕欄瓦肆去寫小曲，唱劇本，也是能養活自己的。這種風潮在蒙古人定都大都城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泛濫，諸如關漢卿、王實甫、鄭光祖等人，為整個元朝時代的讀書人做了表率，即是活躍在民間，靠著寫劇本也能名垂千古，也能在讀書人中贏得好名聲。

這其實倒是元朝朝廷給中原文化帶來的意外的驚喜，過去的戲曲之事，是三教九流的末位，是上不得台面的，而在元朝時期，雖戲子的地位依然不高，但是居然也能登堂入室了，寫作劇本的讀書人也能贏得達官貴人的喝彩了。讀書人們終於不再糾結何去何從，讀的書終歸是有用處的，終歸是可以博取身前身後名的。也就是從元朝開始，讀書人走出了書齋，走到民間，跟三教九流混跡成群，這才是真的不是迂腐的讀書人，不是隻懂得讀書的讀書人。

過去的杜甫等也是浪跡江湖，才寫得出朱門酒肉臭的好句子，宋朝的讀書人大多崇尚理，就是在書齋裡求學，除了陸遊辛棄疾這樣的大氣魄之人，很多讀書人就是走偏了，看不起征戰沙場的將軍，看不上民間疾苦，於是才出了那麽多身居高堂的讀書人，只會枯燥的說教和空想，出了那麽多文官當道而武將衰微，也才有水滸傳裡林衝空有一身本事也是報國無門。而范仲淹一旦說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就能傳唱後世，說明宋人的這種高堂與民間的脫節已經非常嚴重。元朝，恰恰改變了這個問題。

是《竇娥冤》，是《西廂記》，是《漢宮秋》，都是詞曲作者們融合民間而後的所得，也是將民間所謂粗鄙之故事用書面化的語言表達了出來，用喜劇化的語言表達了出來，這也才能在元人的朝堂裡演繹，才能為民間的百姓所鍾愛傳唱。後來中國人的四大名著，廣為傳唱，也都是在元朝時期出現了原始雛形，在民間幾經輾轉，無數次的表演才奠定其根本地位，而那些漢賦唐詩宋詞，雖則好也，但終歸是書齋裡的東西，街頭巷尾的老百姓讀起來拗口，說起來不自在，而且三五長句，說完就完了，即便就意韻，也就片刻功夫，而不會像元曲裡的故事，從天光微亮說到夜色越濃，都說不完，一個人聽，一群人聽，都會有不同的味道。

因此，元朝的讀書人當不到官，大多都要到戲曲的江湖裡轉轉，認得幾個紅顏知己，寫得幾曲好劇本，在各種遊樂場所傳唱，讓各個階層的人們都能體會到自己的思想，這真就是打破了過去讀書人的視野，以前的文化類的東西，都是讀書人或是朝堂裡的人懂，而此後的這些玩意，民間的人也懂了，又通俗，又能傳唱，於是那些寫得好的人，就成了曲藝江湖裡的網紅，不僅戲子們崇拜，百姓們傳唱，就連朝廷裡的達官貴人們，也要買票來看戲，甚至成為某種風尚。依靠元曲所帶來的魅力，終於促成了蒙古人與中原漢人的大融合，當然，這並非他們所能想到。世間種種，皆被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