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細節解密》：書中一處錯誤，引出一位千古名臣的沉浮

最近咱們的水滸細節解密，大錘一直在跟列位讀者聽友，聊古典小說《水滸傳》中出現名字卻沒有在具體情境中登場的人物。上一期咱們聊的是宋元話本戲劇中北宋仁宗朝濃墨重彩的一文一武，這就是民間傳說中的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

本期大錘要說的，是跟這文武二傑並肩的，甚至地位還要高出他們的，北宋一朝的最著名的文臣之一，同時也是古代讀書人視為楷模之一的千古名臣，這就是北宋著名文臣，范仲淹。

我們後世所熟悉的范仲淹，就是那個在《嶽陽樓記》中留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千古名句的范仲淹。大錘之所以評價說，范仲淹是北宋一朝最著名的文臣之一，這個主要參考有兩項，一個就是後世的評價，這方面范仲淹的評價極高，《宋史》裡面評論說，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而范仲淹當之無愧。

尤其提到，范仲淹重視讀書人的名節風骨，當時讀書人的“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的風氣，乃至當時整個士大夫階層崇尚風度節，就是起始於范仲淹的提倡。”有宋一代對范仲淹的評價一直都是非常高規格的，後來的北宋名臣王安石乾脆稱范仲淹是自己的“一世之師”。

另一個參考點，就是從大臣死後的諡號諡法來看，范仲淹諡號文正，按照北宋司馬光的說法，這個諡號是封建王朝時代文臣去世後的頂級待遇，正所謂“諡之至美，無以複加”。

就是這麽一個大有來頭的千古讀書人典範，在《水滸傳》裡也出現過一回，這就是全書開頭，說在梁山好漢活動之前的北宋仁宗朝嘉佑三年，瘟疫橫行，這時候宰相范仲淹就向皇帝奏報說，要請道教法力高強的張天師來汴梁城修設三千六百個羅天大醮[jiào]，用法術的方式來對抗瘟疫。這才引出了仁宗皇帝派遣洪太尉上龍虎山，無意中放出了山中鎖鎮的108魔星，而正是這下凡到人間的108魔星，最終變成了梁山好漢的36天罡72地煞。

也就是說，按照《水滸傳》的這種設置，梁山好漢們的來到人間，其直接推動者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應該說，作者施耐庵安排這麽大有來頭的一位名臣來充當水滸好漢來到人間的鑰匙，目的大約也是希望借用范仲淹的名氣來為梁山好漢增色的。

但是，通過後世學者的研究看來，《水滸傳》這個情節的安排，實際是錯誤的，首先從時間來說，歷史上的范仲淹，病逝於公元1052年，而《水滸傳》描繪的范仲淹出主意去找張天師來做法這事情，發生在仁宗朝的嘉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58年。這時候范仲淹已經去世六年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是他出來上奏的。

而且，《水滸傳》這段情節，更大的錯誤在於，沒有匹配范仲淹一生的做人做事準則。范仲淹一生之所以成為後世楷模，很大程度源於他遵循儒家治世的精神。簡單來說，在范仲淹那裡，蒼生的分量，要比鬼神的分量重得多的多，歷史上的范仲淹是不太可能在面對瘟疫橫行的時候，給皇帝出主意說咱們去找道士做法吧。

這裡大錘需要解釋一下，《水滸傳》的這一處情節錯誤，實際上也是一個見證，它見證了宋元時期范仲淹在文學藝術小說等領域中形象沉浮的歷史過程。

這裡大錘要繼續借用另外一個歷史名臣來作為對比，那就是包拯，後世公案小說戲劇中的包青天。結合歷史事跡和後人評價，我們可以說，對比後世文學藝術作品中赫赫有名的包青天，范仲淹的歷史地位和名氣其實在歷史上和儒家圈子裡要更大。

但是，通過《水滸傳》稱呼包拯為文曲星的說法，以及對范仲淹這一處客串情節的處理，我們就能夠發現，在宋元時期，包拯的青天形象是不斷上升的，而范仲淹雖然在儒家官學那裡獲得了極高的評價，但是在民間，他在這個時期的藝術形象和地位是不斷下降的。

這個主要原因倒不是說後世的文學戲劇話本之類的作者看不上范仲淹，而是作為儒家讀書人倡導的楷模，范仲淹的接受人群，跟小說話本等俗文學所針對的人群，這兩個群體並不是同一群人。

在俗文學那裡，在小說、戲劇、話本中，需要的是更激烈的表達、更鮮明的性格和更曲折的情節，而歷史上的范仲淹，其性格、故事更符合儒家的標準，但是卻都不太具有這種戲劇化改編的基礎。

也就是說，在宋元乃至到明清的俗文學發展過程中，讀者觀眾們更願意看的是包拯動不動就把犯法的皇親國戚處決，而不是范仲淹這種基本針對讀書人階層的做人治學榜樣。

從這個角度來說，主要是范仲淹有點曲高和寡，不太適應民間的俗文學。所以我們才會看到，《水滸傳》只是想借用范仲淹的名氣，同時又對他的治世主張並沒有深刻的了解，結果就錯誤地把怪力亂神的故事按在這麽一個儒家名臣的頭上。

由此來看，范仲淹的名氣確實不太適合在古代民間小說這個層面上拓展。但是，這種類型上的不適應，絲毫無損於他這樣一位千古名臣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