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保持低調

　　周小川：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保持低調

　　當前人民幣匯率出現大幅波動，國內巨集觀經濟也出現了較大變化。“穩金融”已經部署到位，金融對外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將面臨何種新考驗？

　　“保持低調”、“有所取捨”、“持之以恆”、“避免搖擺”，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11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未來可從四方面推進。

　　周小川表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持之以恆，他指出，有些事要堅持很多年才能逐漸有結果，如果把一些制度性的安排當成調控性工具就很難推行。此外周小川認為，人民幣國際化不是我們自己說的，是要市場參與者願意用人民幣，所以還應該保持低調。

　　面對中國當前金融開放前景、挑戰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再出發，原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薑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等專家學者均發表了主題演講。

　　面對當前大幅波動的人民幣匯率，余永定指出，央行應堅持不對外匯市場進行常態化乾預。“對資本跨境流動管理不能放鬆，對外匯市場停止常態化乾預的政策也應該繼續堅持。”他說。

　　匯率大幅度貶值基本不可能發生

　　“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肯定要推進人民幣自由使用、匯率機制改革。由於對利弊分析不完全一致，總要選擇一部分和放棄一部分，什麽都想要，往往是做不到的。”周小川認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有所取捨。

　　此外周小川指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還應避免出現搖擺。他認為，一些制度安排如果做出搖擺性安排，恐怕對長遠有影響，比如對人民幣國際化等就會出現不利影響。但其實這也難以百分之百避免，因為經濟社會都是面臨著可控的變量少、要應對的問題多的局面。

　　自8月3日央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並宣布將根據需要進行逆周期調節後，人民幣上周在6.83左右徘徊。

　　有觀點認為，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會導致資本外逃。余永定對此觀點予以否定：“金融開放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金融服務業開放是屬於貿易範疇的事，屬WTO管轄範圍；資本項目自由化則屬於資本跨境流動，是IMF管轄範圍的事，不能把這兩者混為一談。不必擔心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會導致資本外逃。”

　　余永定指出，目前中國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這一定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下行壓力，而人民幣匯率下行壓力就會強化貶值預期，接下來或許應該對出現新一輪的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做好準備，可能不會發生，但需防患於未然。

　　“具體來說，應該仔細檢查一下，是否存在資本大規模流出的可能管道，比如對各種‘通’，證券通、滬港通、深港通等等，額度管道管理還是要堅持。與此同時，還要考慮數字貨幣是否也會成為資本外逃新的工具，以及是否存在原來沒有想到流出的漏洞存在。”余永定說。

　　現在市場對於人民幣“破7”問題非常關注，余永定表示，7跟6.9沒什麽區別，他認為央行應當做到沒有任何一個匯率目標要保，中國基本不可能出現匯率大幅度的貶值。

　　“中國采取了資本項目有限開放、匯率有管理浮動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貨幣政策的‘中間解’安排，有效實現了金融穩定、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等目標。”徐忠說。

　　徐忠指出，實際上，匯率完全清潔浮動的“角點解”安排是金融對外開放的最終目標，而實現“角點解”的過程需要連續的“中間解”安排，兩者本質上是目標和手段的區別。當然，在政策實踐中，也存在著“大爆炸”和“漸進式”兩種改革策略，顯然一個連續的漸進式的金融開放路徑更符合中國的實際。

　　金融開放首先看基礎和內生動力

　　近期，中國金融開放步伐加快，外資機構在華投資不斷增添“新版圖”。

　　蔡鄂生出席論壇並發表演講時指出，金融開放，首先要看基礎和內生動力。另外要把開放和監管的松和嚴相比較起來。

　　“不是說金融開放了，監管就要放鬆。”蔡鄂生認為，金融監管政策的調整應當持之以恆，要在規則和法律下解決問題，而不能通過及時調整政策來解決問題。

　　劉世錦指出，任何領域的對外開放要先對內開放，以往一個重要教訓是對外開放之前未能對內開放，尤其是對民營經濟開放。

　　他指出，有的行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往往不是中國人、中國企業不行，而是沒有給最有本事的中國人和企業機會；不要低估中國人和企業在金融領域的創新。

　　劉世錦認為，儘管中國金融業佔GDP的比重曾經到過8%，相比之下，歐美發達國家一般都是6%~7%。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銀行業的利潤佔到全部中國企業利潤的一半，同時超過美國銀行業的盈利水準，而美國銀行業利潤佔全國企業利潤的10%左右。但當前的中國金融業仍難言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仍面臨行業公平準入和競爭、中小企業融資難、促進創新、重組和產業轉型更新等方面的問題和挑戰。

　　劉世錦稱，提高專業化水準，是金融開放的重要方向，如矽谷科技銀行促進創新，社區銀行促進普惠金融，這些都是專業化金融服務的體現。當然，相應的，金融監管的專業化要與金融發展的專業化相配套。
“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增強對大宗商品定價權，需要積極推進《期貨法》立法進程。” 薑洋表示。

　　薑洋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天然橡膠產量佔全球的91%，棕櫚油產量佔全球的88%。但是國內交易所缺乏全球定價權，比如大連商品交易所上市的棕櫚油期貨交易量遠遠超過馬來西亞交易所的棕櫚油期貨交易量，但是在國際上沒有相應的定價權。他認為，中國在開放過程中面臨一定挑戰，觀念還是要加快轉變。

　　法律規則有待進一步完善

　　徐忠指出，應當清楚的一點是，金融對外開放並不是和大門緊閉完全相對的門戶洞開，而是根據本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逐步對外開放。他指出，金融對外開放和金融市場化改革也是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需要協調推進，而非等待全部條件都成熟再推進改革。

　　徐忠認為，當前中國金融市場在法律、制度、規則和監管等方面均有待進一步完善，不斷提高與國際接軌程度。例如，法律方面，金融市場業務的安全高效運行離不開穩健、清晰、透明、可執行的法律基礎，否則可能使金融市場參與者面臨潛在的法律不確定性，影響業務開展，甚至造成風險。

　　其次，徐忠指出，在會計和審計制度方面，我國還有待進一步與國際接軌。例如，按照現行規定，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債券所披露的財務報告，必須要按照中國會計準則或者財政部認可等效的準則編制，在審計方面也應由具有中國證券期貨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如果用境外的事務所就不行，這實際上加大了境外發行人在境內債券的發行成本。

　　第三，子市場建設方面，我國金融市場上外匯和衍生產品不豐富，製約了市場開放的進程。我國各金融子市場發展程度差距較大，開放進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機構開展實際投資面臨不少技術障礙。

　　最後，在稅收方面，我國亟待建立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例如，境外投資者到我國銀行間市場進行投資，按照現行的制度，一些稅費是暫時不需要繳納的。但很多境外機構表示，主管部門無需暫時免收這些稅費，要麽永久免收，要麽給出明確的稅收標準，這樣就可以根據自身的投資策略，確定具體的投資產品。暫時免稅會給外資造成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

　　“無論是金融機構改革還是金融市場開放，很多細節工作都需要扎扎實實地去推進。”徐忠說。

　　編輯：鄒臻傑

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