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賣出了十幾萬幅畫，梵高卻只賣出了一幅，我比他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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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盟超
編輯/ 從玉華
如果產量能衡量藝術，深圳的大芬油畫村大概是世上藝術氣息最濃厚的地方。鼎盛時，全球接近60%的油畫都從這個僅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裡源源流出。
30年前，大芬村還是“大糞村”，因為村前水溝臭氣熏天。
在導演余海波的紀錄片《中國梵高》裡，大芬村有著截然不同的兩面：油畫光鮮亮麗，但作畫的兩口子會在走廊裡爆吵，滿身汗漬的疲倦畫工們橫七豎八地裸躺在地上休息。對徒弟不滿的老畫師把畫筆砸到地上，不耐煩的學生又把它一腳踢開。
他漸漸發現，這些畫工與梵高等大師相隔百年，卻都“在困頓中試圖喚醒自身”。
備受貧困和精神問題折磨的梵高37歲時死去了。他生前只賣出了一幅畫，死後卻成了“世界上最昂貴的畫家”。
梵高曾寫給弟弟一段話：“親愛的提奧，我正走向一個看似很近的地方，但也許它很遙遠。”
金錢、速度與熱鬧
趙小勇被稱為“中國梵高”，20年裡，他臨摹梵高作品10萬張。這些仿畫遍布世界各地。 “你沒受過專業訓練，但畫10萬張的經驗，我們卻沒有。”美院專業人士的這句話，令他很受用。
大芬村10多年前的鼎盛時期，上千家店鋪的年產值一度達到了十多億元——8000名畫工每年製作500萬幅油畫。
“給我幾萬元的訂單，比誇我畫得好高興。”他“累並快樂著”，讀梵高的傳記、看電影時會流淚，覺得大師的孤獨求索令人感動神往。但他也自覺是打工青年，畫畫只是比工廠好的營生，當時心裡更向往白領的BB機和老闆的手機。後來錢愈發多了，就一心想在深圳買房。
周永久來大芬村30年了，剛來時，他壓根兒不知道梵高是誰。畫廊裡的作畫台跟了他10年，上面的顏料積了大概20厘米，各種顏色混在一起，最後呈現苔蘚般的深綠色，有土地般的質感。旁邊的牆被他拿來順手擦畫筆，顏料在上面淤積，摸起來像鍾乳石。他覺得畫工必須勤奮。那時他一個月最多出貨五六千張畫，帶著徒弟做。有徒弟畫著畫著，就坐在椅子上睡著，筆從指縫滑下來。
他手下最多時有33個徒弟，租了兩套二室二廳讓他們住，一架雙層床能睡5個人——下面3個，上面兩個。這在非典時期都不曾改變，當時憂心的周永久用醋把住所擦了又擦，還把玻璃窗全拆了，24小時通風透氣。只是畫不能耽誤。
大芬村在當時迅速崛起，是因為香港和韓國的人力成本高，裝飾畫需求旺盛的歐美客商將大量訂單投向這裡。最開始來此建廠的港商，月訂單從幾千張暴增到幾萬張。一位法國客人要求一個半月造36萬張畫，廠裡的工人被安排成高速的流水線，一人隻畫固定的幾筆，依舊完不成。這帶來了外包生意，吸引了數百位獨立畫師，接著是賣畫布和顏料的原料商。“大糞村”變成大芬村，名氣越來越大，生意如同滾雪球。
做工本身沒樂趣可言，吃完午飯不眠不休地畫同一張畫，一直忙到凌晨。有時畫廊裡的年輕人會突然站起來，煩躁地把筆摔出去，把畫撕得粉碎；還有老鄉拽著他說，“想吐，畫不下去了。”趙小勇那時畫完一輪訂單，一定要休息幾天，躲在屋裡和學徒們打牌，沒力氣乾別的。
周永久那時在村裡溜達，看其他人的畫，遇到好的就想學。他曾遇到偶然南下練習的哈爾濱畫家，人家隻用畫刀，刀頭和刀尾抹不同的油彩，一刀下去，比畫筆連貫，又有漸變的效果，看起來立體自然。儘管只知道畫家在哈爾濱的大概地址，從沒去過北方的他還是心心念念，坐著飛機過去了。4月的哈爾濱，楊樹剛開花，風吹著漫天白絮，他穿著一件單衣在街上發抖。進了飯館點菜，他要小份，人家給端上一盆，他非說人家上錯了。
不過周永久也承認，那時下功夫學畫，純粹好奇，完全沒想過“藝術”“原創”。2004年前後，大芬村也來了一些美院背景的畫師。在周的記憶裡，兩撥兒人互相瞧不起。美院的畫師們高傲，大芬村的草根則覺得對方矯情。那時美院畫師們講究，先把背景打好，幹了再畫其他。這在大芬村不少人眼裡很蠢，浪費時間，明明把背景留出空白，直接填圖案就行——邊緣難免摻色，但不礙事。
美院畫師在大芬村確實也很難堅持。那是拚速度和數量的時代。向往梵高的趙小勇不得不上了油印設備，直接列印底稿，省去作圖，隻負責填色。這是他最後的堅持，因為“只要還拿筆上色，就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每張不同，是藝術品”。
當時的大芬村更流行全套印刷噴繪。機器轟鳴中，三五分鐘就能印出一張畫。畫的表面是平的，幾千張一模一樣，帶著機器燙手的溫度，沒任何筆觸，但特別便宜。
畫架
幸運
去年紀錄片《中國梵高》展映後，主角趙小勇紅了。一次接受採訪，他說：“我一生賣出了十幾萬幅畫，梵高卻只賣出了一幅，我比他幸運。”
梵高一生敏感、脆弱、性格古怪，超前的藝術風格令他缺乏認可。父母對他失望透頂，經濟只能靠經商的弟弟支持，大多數人嘲笑甚至鄙視他。他在情感失意和精神錯亂中把耳朵割下。
趙小勇、周永久等畫工曾一起看梵高的傳記片。趙小勇觀影時痛苦地捏著鼻梁、捂著臉，周永久站著，一言不發。大家崇敬梵高，但都畏懼像他一樣的生活。
趙小勇
趙小勇父親早逝，初中輟學來深圳打工，可人太小，水泥都扛不動。走投無路時，他求工廠收留，不要工錢，管吃住就行。最終繪畫的天賦讓他留在深圳——進了藤編廠畫花紋，後來又去陶瓷廠畫圖案。
那是他第一次因畫畫得到尊重。外國技師點名要他作助手。他在陶瓷廠很快成了“精筆工”，畫的圖案被糊在玻璃櫥窗裡當樣本。上世紀90年代初，深圳月薪差不多五六百元，他賺1300元，每天晚上喝酒，去海邊兜風。
趙小勇在廠裡打工時，潮州人周永久已經來到了“大糞村”，那時村裡還是燒柴的土房，港商的油畫廠也不起眼，公廁和幾間賣雜貨的鐵皮房是僅有的公共建築。他幾乎是賭氣來的——在老家，他是披長髮、打遍四鄰八鄉、臭名昭著的痞子。等到成年謀出路，部隊不要他；開電器維修店的親戚面露難色；隔壁村畫黑白遺像的老頭瞟了他一眼，說“你實在不是畫畫的料”。
周永久覺得自己要爭口氣，結果只有一位大芬村的畫師勉強願收他。司機逼他戒煙，做打水劈柴燒飯所有重活，師弟師妹闖了禍也總懷疑到他頭上。他說自己那時候就“忍”，想出人頭地，有時爬附近的山，望著燈火輝煌的香港，就覺得心情很好。
據說27歲才拿起畫筆的梵高是滿腦子幻想無從表達才選擇了繪畫。1994年，一場大水席卷深圳，港商的油畫廠裡漂出了梵高、莫奈的諸多仿作，水退後全埋在泥裡。周永久興奮地跳到地裡，把它們撿回去洗淨、曬乾，打算回老家吹噓說是自己畫的。一張張晾時，他發現這些畫好看，想學，於是抽空就練，過年都不回家。
一年後，廣交會上來了訂單，恰是他從泥地裡撿來的那些圖案。過了快兩年，他才知道那是仿梵高、莫奈的畫。
“感謝梵高，不只養活了我，也養活了（大芬村）那麽多人。”趙小勇自覺比100多年前的這位大師運氣好太多。
他憑著這份營生在深圳和老家都買了房子，有了車。甚至2008年金融危機，大芬村生意嚴重受挫，他也意外迎來了在荷蘭梵高美術館門前開紀念品商店的客戶。對方不僅給他提供了幾年穩定的訂單，還邀請他去歐洲參觀。
2014年歐洲之行，他戴著墨鏡，余海波等人跟拍紀錄片，歐洲人以為他是大明星，來和他合影。博物館的管理者聽說他專畫梵高，給他豎大拇指，還安排出獨享的參觀時間。
趙小勇終於看到了梵高的真跡，金色的麥田近看呈現出實物般的淡灰，每一幅畫的油彩都沒有他以為的那麽厚，層次卻更豐富。他發現梵高的畫充滿了色彩的漸變和細膩的筆觸，“看不到半點抑鬱，全是熱愛和樂觀。”
他在梵高作畫的咖啡館支起畫架現場作畫——把手機對準天空，螢幕中就是梵高筆下荷蘭天空的顏色。這一場“覺醒”般的經歷令他成了《中國梵高》的主角，有了更大的名氣。
周永久不太明白，余海波明明拍攝自己的時間更久，為何自己成了配角。他自嘲運氣“沒那麽好”。2000年他事業順風，卻被合作夥伴欺騙，卷走了60萬元，為了不總被村裡做畫框、賣畫布的店家追債，一度帶著徒弟搬出了大芬村。
2015年，朋友開發龍華區的建案，對外每平方米1萬元，給他賣6000元，還說先付20萬元首付就行。堅信買東西要全款的周永久拒絕了，於是再買不起房子。現在他們一家五口住租來的房子，3個孩子睡一間臥室。
他沒有積蓄，收入只夠應付花銷。當年的朋友都過得好，他一度羞於見面。即使在今天的大芬村，狹窄的過道裡依舊擺滿了油畫，它們被稱為“畫牆”，是開不起畫廊的人們最後的歸宿。據報導，2008年大芬村最火紅時，也有80%的畫工掙扎在貧困線——他們中很多人在這些間隔一兩米的縫隙裡，把自己的作品掛在牆上，頭上垂著散亂的電線，再在街邊支個畫台，拉上電燈，挨著餛飩攤，或者泔水桶。
畫牆
趙小勇後來因為工廠“無聊”來了大芬村，司機是位畫了一輩子梵高的老人。這位老人幾乎有著梵高一樣的性格——孤僻、酗酒、難以捉摸。他堅持畫要精細，不肯大量複製，因此貧窮，妻子都棄他而去。2015年因肺癌去世時，他獨自一人蝸居在小屋，血吐到床上，手邊沒完成的《麥田與烏鴉》恰是梵高死前最後一幅畫——過了很久，聽不見咳嗽聲的鄰居才發現他的遺體。
“最幸運”的趙小勇也在感受動蕩。歐洲的博物館館長問他“有沒有自己的作品”，他心裡一顫。看到梵高的真跡，他在畫前一遍遍嘀咕“不一樣”——過去參照的畫冊全都有微妙的失真，他感悟的筆法大多錯了。回國後，他立刻憑記憶臨摹了一幅梵高的畫，確實不一樣了。他至今珍藏著這幅畫，3萬元都不賣。
他開始思考，“自己究竟能不能成為真的藝術家？真的被人欣賞？”他清楚放棄臨摹就沒了穩定的經濟來源。他不知道梵高那時是否堅信自己作品的價值。他沒有答案。
村裡的一家畫廊。
時代
在大芬村，很多人是被時代推著改變的。2008年金融危機來襲，大芬村訂單量暴跌60%，人力與原料價格上浮，還陷入與福建友商們的競爭。
今天的深圳，大芬村不再是主角，在呼嘯的快軌和高樓林立裡，它顯得格格不入。村裡五顏六色的小樓被大廈包圍，地圖上周圍路況時常呈現黑紅。汽車的喧鬧裡，村裡很難聽到畫筆和畫布摩擦的聲音——做畫框的店家們毫無顧忌地用電鋸發出轟鳴；油畫村入口的標誌性雕塑被路障圍了起來，鐵鍬電焊在施工。
境外的客人們不再闊綽了。香港人來周永久的店裡，漸漸過了千元就嫌貴；直到2010年，還有加拿大和黎巴嫩的客商打聽仿畫的價格，周永久報了價，對方直喊“NO”。暴脾氣的周永久急了，回敬更多“NO”，趕走他們。
大芬村臨摹複製的歷史在境外客商心中留下了難以抹除的低端印象。前兩年，日本電視台還以“低劣”之類的主題報導大芬村，引發了畫師們的抗議。一位大芬村的貿易商說，她給日本客戶報幾百元的價位，可對方不滿意，非覺得大芬村的畫就值幾十元；全球客戶從網上詢價，普遍還想要便宜貨——時間長了，嫌煩的她編了價目表，直接複製粘貼。最終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信，問的常是“能不能再便宜點”。
失落感席卷著他們。在荷蘭，趙小勇發現“大客戶”的店原來就是個雜貨鋪，自己的畫和五顏六色的襯衣、玩偶擺在一起。他沉默地站在店裡，外國客人就在身邊一件件翻扯。他對著鏡頭嘟囔，“我以為他的畫廊很上等。”
金融危機也影響了周永久，他的徒弟們散了，大多轉了行。閑下來的他反倒有時間琢磨畫。他想畫點不一樣的向日葵，記起了自己當年在哈爾濱學的刀功。他把梵高的仿作和自己試驗的新畫掛在牆的兩邊，自己跑到遠處看，越不同，心裡越得意。直到某天，一個意大利人指著他原創的向日葵說“好”，要花260元買，當時梵高的仿作隻值大約100元，他一度以為自己聽錯了。
周永久從此再沒做仿畫，原創作品現在能輕鬆賣到上千元的價位。他發現人們愈發喜歡獨一無二的作品。這是他滿意的狀態——輕鬆、市場認可，又是自己的表達。不少老畫師以此為出路。
趙小勇也試著改變。他很早就有去荷蘭觀摩梵高真跡的想法，妻子一直不同意，覺得訂單做不完，家裡又需要錢。兩個人總在陰暗的家裡吵，爭執往往被窗外呼嘯的地鐵打斷。等他真去了荷蘭，看到梵高的畫，忍不住就把臉湊上去，盯《向日葵》足足10分鐘，“我畫了梵高20年，比不上這博物館裡的一件作品。”
他迫切地想了解梵高，崇拜他，進而想到自己。他在夜裡順著梵高生活過的街道走，告訴身後的朋友小點聲，別把他老人家吵醒了。紀錄片《中國》裡，他去梵高的墓地參觀，突然想到要拜師——沒有三炷香，他點了三根煙，用幾個青蘋果壘在梵高墓前。他發現自己幾百元售出的畫，在荷蘭的紀念品商店賣約4000元人民幣；喝多了，他喊著要“把我的心態講給梵高聽”，然後吐了。
去荷蘭前，聽從朋友的建議，趙小勇一度去浙江寧波的家居城裡開了畫廊，專賣面向有錢人的上等裝飾畫。那是筆不錯的生意，一個月開張幾單就是幾萬十幾萬元的收入。可他心裡不舒服，自己成了商人，只需進貨，不再畫畫；商城裡的人也在商言商，開始給他好的門面，後來就把他往角落裡趕，沒覺得他做的是“藝術”，沒有尊重。
從歐洲回來後，他有衝動，想再接近梵高，突破自己。他說，自己夢裡見到梵高，大師問他“小勇，你現在畫我的作品怎麽樣了”。他大喊：我已經進入你的狀態了。然後伸手去抓，驚醒了。這種夜晚會讓他難以入眠，滿腦子是梵高。
趙小勇後來在寧波高新區的辦公大樓租了一間畫室，整座樓空蕩蕩的，有些陰冷，他閑時在裡面孤單地畫，用強烈的熱情畫精細的高仿。可狀態不對，心很煩，一個生意的電話就能打斷思緒，不在大芬村那種大家都吵著畫畫的氛圍裡，他反而靜不下心。
最後他完成了6幅自己滿意的高仿作，“像到不能再像。”但放到市面上賣，依舊是幾千元。買家覺得再好也是臨摹，“不知道畫師背後的激情。”他有些心灰意冷。
趙小勇的家裡原本掛著一張仿製梵高的《鳶尾花》，那是他2000年在大芬村接到的第一筆大訂單中的第一張畫。2016年，家裡裝修，他讓愛人把這張畫取下來，賣了6000元錢。買家看中了它的意義和歷史感，趙小勇卻想和它告別。
過去一直畫梵高，他立志要畫自己的畫了。
梵高帶來與帶走的
告別梵高是漫長的。至少在2018年，紀錄片和“中國梵高”的身份讓趙小勇很難擺脫梵高。
他關掉了寧波的畫廊回大芬村創作，適逢《中國梵高》展映，令他聲名鵲起。趙小勇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中國梵高”，一些看了紀錄片的觀眾不遠萬裡跑到店裡拜訪他，握手、合影、買畫，包括日本和歐洲的客人。
他畫的價格也水漲船高了，媒體說一平方米1.2萬元，他說偶爾還會更高。他也又畫起了梵高——隻不過是精細的高仿，澳門的客人出價高，足以調動熱情。一位美國的畫商和他簽訂了合約，一年24萬元保證金，預約他所有原創作品，銷售另外分成。據說這位畫商在中國考察了很多畫家，都不滿意，唯獨對趙小勇感興趣。因為他是“中國梵高”，有“可以塑造的點”，這在藝術圈很重要。
趙小勇還暫時離不開梵高。他給自己和妻子畫像，依舊是梵高的風格，其他原創作品也大多還有梵高的影子。他迄今最滿意的一幅作品是梵高的頭像懸在高處，達·芬奇等一眾畫家在下面伸長脖子、張著嘴，表示驚訝。用他的話說，這象徵了“梵高的地位”。
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包括梵高在廣場上作畫，他站在後面看；或者是一堆沒有眼睛的梵高自畫像，寓意著“梵高，包括我們一生都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他坦承自己現在還是在用梵高的技法表達自己的思想，鑽研出獨特的技法或許要很久。他感到恐懼、焦慮時，依舊會去看梵高的傳記，然後就感到平靜。
周永久倒是迫不及待地想和仿造訣別。那些日子的影響包括至今被砍價，客人仍會說“哎呀，不就是行畫麽，你們這裡好多的”。憤怒的周永久會讓他們“滾蛋”“去村裡撿吧”。
他感到曾經臨摹的經歷讓他更難收獲尊重。有人邀請他供貨，但不能簽他的名字。遇到聊得投機的客人，周永久甚至不吝嗇送畫；但很多時候的感覺依舊是，“你就是大芬村的臨摹畫師”。
在大芬村流傳著這樣的故事：一個身家過億的大老闆，買了別墅，用大芬村的臨摹畫做裝飾。畫很貴，但人們一定會說：不要說你的房子裝修多豪華，也不用說有多少錢，你掛這幅畫，你形象就沒了。
人人都想改變。《中國梵高》記錄了趙小勇從歐洲回來後的一場聚會，人們喝了酒，一位年輕女畫師結巴地表示想畫自己的畫，走自己的路，卻又怕“像梵高那樣的悲慘結局”。
女孩哭了。“時代不可預測。”趙小勇用力握著她的手安慰說，“想畫就畫。”
“我們不是梵高”
趙小勇清醒時也知道，“想畫就畫”說來容易，但“我們不是梵高”，沒他的天賦，也沒勇氣過他的生活。
大芬村依舊是大芬村。時至今日，周永久畫畫，仍要把老式音響開到最大，放震耳欲聾的閩南歌曲；趙小勇的店裡則放英文流行音樂，儘管完全蓋不住隔壁氣釘尖銳的撞擊聲。大芬村一如既往地吵，10多年前聽的深夜電台都停播了，現在大部分人用手機和平板電腦放電視劇。
多數普通畫師的生意仍不好做。大芬村附近書畫交易廣場一樓的門面，一半已被水吧、精品店和外貿服飾佔據。村裡的房租每年都在上漲，地鐵開通後，消費能力更強的白領入住周邊，政府也屢次試圖拆除存在安全隱患的畫牆。曾有畫師在雨天被房東趕出來，畫全都丟在水裡。
趙小勇問一些老畫師為何不原創，答覆幾乎都是“要養家”。熟悉村裡情況的商人惋惜地說，一些畫明明值5000元，但因畫師急需收入，只得一兩千元將就賣掉。還有一些在國外辦過展的，就因為出身大芬村，明明開價五位數的畫，最後也只能幾千塊成交。
去上海莫乾山路的上等畫廊探訪時，趙小勇也能感到這種歧視。有人瞧不起大芬村，覺得就算原創也不是一個等級。大芬美術產業協會的一位長官感慨，“大芬已變成廉價仿製品的代名詞……就連住在深圳的藝術家們也看不起。”
周永久第一次清楚感到和學院派的差異是2003年。那時他有在美院進修的機會，剛去時每天喝酒，和朋友們在教室後面玩。授課的老教授說，“你們畫的多，但顏色理解不透徹，真到原創時會卡住”。周永久不耐煩地頂嘴，說“你能畫我也能畫”。老爺子就笑，不再多說。
課程快結束時，他晚上在學校閑逛，恰巧看到老教授在畫畫，越看越發覺不一樣。他看老人畫一個簡單的蘋果也要刀筆結合，用刀刮出一層淡灰色的背景，蘋果的紅顏料也要額外地調——如果沒人教，這些簡單的道理可能要摸索十幾年。
如今，趙小勇坐在自己的畫廊，面前是精致的紅木桌，旁邊架著他的原創畫。門外有畫工在油畫堆裡睡覺，作品一幅幅從吊頂垂下來。他說繪畫是殘酷的，有些人搞原創，努力，然後失敗。包括美院的一些人，“畫素描好得很，一上水彩就不行了，天賦問題。”
“原創作品需要思想基礎，藝術的燈塔有幾人能達到？”觀察大芬村十幾年的余海波判斷，大芬村絕大多數畫師的嘗試都將是悲壯的。
余海波2004年第一次來到大芬村，感到震撼，“農民工與影響人類精神世界的傑作直接發生關係，折射的是改革開放後整個產業生態和文化形態的演變。”
但也有人能走出來。今年，周永久收到馬來西亞的邀請，9月底將和愛人、徒弟一起舉辦國際獨立畫展。他的向日葵完全沒了梵高的影子，不乏客人為了一幅原創畫爭搶。
周永久
周永久筆下的向日葵
趙小勇也鼓勵身邊的人。他的妻子至今做仿畫，沒膽量原創，加上兩個孩子還在讀書，想多一份穩定的收入來源。這位能盯著電視劇，就仿出梵高名作的女人說，“等孩子長大，我就去進修，再畫自己的”。趙小勇勸她，“梵高就是單純喜歡畫畫，沒想那麽多，表達不出來的思想就畫出來。”
他自己也糾結，有時覺得自己“思想和能力都沒到”，有時又會講梵高的軼事自我安慰，因為梵高也從沒受過任何美院的系統培訓。如今更多時候，他喜歡就畫，不介意別人評論，膽子要大。
今天的大芬村也有了自己的顏色。2017年舉辦的第五屆中國中青年油畫展上，大芬村拿出的不再是仿畫，而是49件原創參展作品。
9月，趙小勇也在原創。他畫了一幅家鄉的街巷。真實的家鄉破爛不堪，瓦碎了，木柱塌了，渾黑的鐵水壺上積滿了厚厚的鏽。可他筆下的村子是湛藍的晴天，有雞，有牛，屋子潔淨靚麗，天上的雲彩被特意加了道白邊，像被太陽照亮了。一點都不像梵高。
趙小勇十分喜歡去年上映的《至愛梵高·星空之謎》。這部影片展示了開放式結局，暗示梵高不是自殺，而是被村落裡取笑他的孩子們誤傷喪命。趙小勇深以為然，因為他相信，梵高足夠熱愛繪畫、熱愛生活。
電影高潮部分用到了梵高決心投身藝術時，寫給弟弟提奧的第一封信。信中說：
“別人眼裡的我是怎樣的？一文不名者、怪物、不合群的人——一個在社會毫無地位，比最卑微者更卑微的存在。但縱使如此，通過我的畫作，我要人們看見，這卑微的肉體裡尚存靈魂。”
趙小勇還記得自己剛來深圳，沒有工作，只能睡馬路、橋洞，甚至睡在山裡的墳地。那時深圳的蚊子像馬蜂一樣大，他睡覺時用膠帶把頭纏上；因為沒有暫住證被警察抓了，老鄉們湊400元才救了他。那時的他從未想過，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作畫，以自己的意志去畫。
攝影/程盟超
原文刊載於《中國青年報》9月19日12版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出品
程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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