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一場好心辦了壞事的歷史悲劇

文|郭天民（讀史專欄作者）

中國變法史上，王安石變法一直爭議很大。

900多年來，褒貶不一，莫衷一是。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對當時的老百姓來說，王安石變法，是一片好心辦了一場壞事。

公元1067年，宋神宗趙頊即位。此時大宋王朝已經建立100多年，各種社會矛盾加劇，積貧積弱。

年輕的宋神宗勵精圖治，渴望重振大宋國威，消除內憂外患，於是起用學識淵博的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時代就躍躍欲試，這次君臣一拍即合，接連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什麽募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馬法，等等，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

這些新法的推出，無一不是從善良的願望出發。王安石希望通過變法，打擊地主豪強對貧苦農民的剝削兼並，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權，在不增加稅賦的情況下，實現富國強兵。

但是新法的推出，遭到了司馬光等人的強烈反對。

司馬光何許人也？

那可是砸缸救人的小英雄，家喻戶曉，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為什麽小時候聰明靈光的司馬光，長大後變成阻礙變法的糊塗蟲了呢？

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也就是說，肉爛在鍋裡，鍋裡就那麽多肉，公家拿得多了，老百姓拿得就少了。

他指責王安石與民爭利。

實際情況如何呢？

募役法是指把原來的輪流服差役改為交錢代替，避免因服役耽誤農活。

這本來只是針對鄉村上等戶的，結果執行過程中一刀切，連鄉村下等戶也要交錢，有的交了錢，仍然免不了服差役。

青苗法是指每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由官府貸款給農民，等秋收後加上一定利息償還，解決農民暫時的困難，同時打擊一些放高利貸的鄉村大戶。

結果執行過程中又走樣了，農戶不管需要不需要，一律貸款，加上貪官汙吏的層層加碼，利息比高利貸還高，有的農民還不起本息，還得去借高利貸。

其他的新法也是大抵如此。

由於新法並不是建立在擴大生產的基礎上，而是對社會財富的乾坤大轉移，從民間流向官府，結果不僅沒有減輕農民負擔，反而使農民的負擔加重了。

這就不僅招來司馬光等官僚的堅決反對，就連普通老百姓，也是怨聲載道。

但是，王安石有過長期的地方官經歷，而且政績斐然，新法的推行，隻不過是把他的地方經驗推而廣之，按比例放大而已。

他以為自己開卡丁車開得得心應手，開F1賽車也一定能夠駕輕就熟。

抱著這種絕對自信，再加上宋神宗的強硬支持，王安石根本不把保守派的批評當回事。

每當有保守派批評他，他便亮出三面擋箭牌：“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還搬出盤庚遷都的歷史進行反駁。

保守派辯論不過他，送了個外號叫他“拗相公”。

為了掃除變法障礙，王安石嚴厲打擊反對變法的官員，不是貶官，就是下大獄。

蘇軾就是因為寫詩對變法說了幾句風涼話，結果既遭貶官，又蹲大牢，還差點丟了性命。

而對那些讚成變法的人，王安石則火速提拔。於是他的身邊聚集了呂惠卿、章惇等一大批小人，他們表面上讚成變法，實則投機取巧，升官發財。

他們報喜不報憂，專撿王安石願意聽的講，因而屢獲升遷。

王安石偏聽偏信，一意孤行，全然不顧民意和變法出現偏差造成的負面影響，終於導致國富民窮，民怨沸騰。

他親手提拔的城門官將自己目睹老百姓流離失所的慘景繪成《流民圖》，秘密呈送給皇帝，並附奏疏要求停止新法。

開封府東明縣的老百姓進京上訪，圍住王安石府鬧事。

這種局面當然不是宋神宗願意看到的，於是不得不叫停部分新法，王安石也只好托病辭職。

在離京赴江寧知府任上，為了不驚動沿途官府迎送，王安石微服私行，結果一路上看到的聽到的全是對他的攻擊和謾罵。

有的貧苦農婦為了發泄對他的怨恨，把自家養的豬和雞喚作“王安石”和“拗相公”。

甚至有老百姓拿著棍棒等候在驛站，準備等王安石經過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

王安石到了江寧府上，悔恨交加，憂憤而死。

令人不解的是，一個連作詩到底是“春風又到江南岸”好，還是“春風又綠江南岸”好，都要仔細推敲斟酌的人。

怎麽在變法這樣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上，卻是如此草率。

王安石是忠實的儒家信徒，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他不坐轎，不納妾，生活樸實節儉，清正廉潔。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然而判斷一場改革的好壞，不能單憑發起者的主觀動機，而應該看老百姓是否從中受益，享受到改革的實惠，是否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平心而論，王安石推出的新法，用現代經濟學觀點來看，是有一定科學性的，而且也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

但是新法太超前了，遠遠超越了他所在的時代，而執拗的王安石偏不肯和時代妥協，和現實妥協，最終導致好心辦了壞事。

王安石變法失敗，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