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諶旭彬
作為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心緒變化與意志浮沉，對抗戰的影響，自毋庸諱言。當日各方勢力，對蔣能否將抗日立場堅持到底，有諸多揣測，並往往據此制定、調整本派系政策方針。蔣日記，為後世讀史者體會其抗戰心緒變化，提供了最原始、最生動的材料。
對蔣介石而言，寫日記，除紀事外，還具有完善人格鍛煉意志、發泄情緒的作用。紀事一項很容易理解，發泄情緒一項，可參見其日記中陣對胡適等人的諸多憤懣之詞。完善人格鍛煉意志一項，則是指因現實困境而生的消極惶恐，與求理想人格而作的自我鼓舞，二者常如拉鋸般，在蔣的日記裡起伏來回、彼此交戰。
試以1938年1、2月份的蔣日記為例。
1月3日，蔣在日記中自勉：“無論國際形勢如何，吾當一本原定方針，忍痛奮鬥到底，當國家危迫之際，若無堅忍不拔之志，將從何處立足。”9日，蔣再度自勉：“近日心地安定，只要能自強奮鬥，則成敗利鈍，聽之天命，不必懸想也。”12日，蔣又自勉：“凡事若不半途而廢，則到最後必能有志竟成。”13日，蔣給自己打氣：“只要我能抗戰到底，則國際形勢終必轉變，倭寇終必失敗。”18日，蔣為自己寫了一句風格清新的勵志格言：“最美麗的人格之花，開放在崎嶇失敗的路上。”
“崎嶇失敗”四字，適足以說明蔣當日對抗戰局勢的基本判斷。
23日，因韓複榘已順利解決，劉湘亦病故，蔣的悲觀心緒有所緩解：
“兩星期以來，自余到汴洛巡視，以至在武昌召集訓話止，其間有極重大之三事。一為拘辦韓複榘，使抗命叛國之徒知所戒懼。二為嚴拒倭寇誘降條件，使倭寇不敢宣戰，亦不敢明言絕交，僅言不以我政府為交涉對手以了之。三為劉湘逝世，四川得以完全統一於中央，抗戰基礎大定。此皆足以懾服倭寇、轉危為安之機也。”
此後約一周左右的時間，蔣對抗戰前途的看法都較為樂觀，心緒也甚好。
先是，1月26日，蔣勉勵自己：“須有頂天立地之精神，得成繼往開來之事業。”27日，蔣又告誡自己：“外柔內剛乃政治家成功之性行，切記切記。”28日，蔣非常樂觀地推測：“二次世界大戰之機已日益迫近，吾人將在大戰中準備如何犧牲，大戰後之結果，與我國之地位如何，均應預作詳切之研究也。”
但現實是，歐洲各國更樂於對德綏靖，美國也尚無意在太平洋對日采取積極措施。2月4日，蔣感歎：“國際形勢，以此次國聯對華之決議案觀之，可謂惡劣已極，然今後當可轉佳，未必即絕望也。”
“未必”二字，適可見蔣內心對“今後當可轉佳”這一判斷並無把握。
為抗衡現實環境所帶來的壓力，整個2月份，蔣幾乎每天都在日記中自我鼓氣。
10日，蔣自勉：“只要能奮鬥自強，則過去失著與將來利害，皆無足慮。”12日，蔣感慨：“凡事皆在於我所有者方能憑恃，至於國際，則只有利害而無是非也。”13日，蔣自勉：“自助天助，自侮人侮。苟能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堅持到底，至死靡他，必可去人侮而得天助。”15日，再度自勉：“語雲：世事都因忙裡錯，好人半自苦中來。蓋謂此亂之中，若無鎮定凝靜之精神，必致舉措失宜；而多歷艱難困苦，乃能磨練人格，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是也。”
18日，蔣承認：“日來心境鬱結，內憂甚於外患，且時起消極之念。”但另一方面，蔣也勸勉自己不可消沉：“既思當茲民族存亡之際，惟有勝利與死而已，何得消極。”19日，蔣以諸葛亮自勉：“余今日之抗敵救國，亦猶諸葛武侯之所言，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不計，乃計之已熟，而決之以義，義之所在，必出死力以赴之。其有不成者，則天意耳。此之謂：盡人事，聽天命。”
諸葛亮北伐中原，乃不可為而為之，故上書後主曰“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蔣以此自況，且謂抗戰之事，當“盡人事，聽天命”，其無勝算之惶恐，與求人格之決心，交織一體，不難體察
20日，蔣自勉道：“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非僅軍事，凡事皆然。死亡中自有生存之道，唯在堅定努力而已。”22日，蔣調整其對國事的認知：“外交形勢日劣，猶應自強自立，此時武器人力尚能持久，不足為慮。惟內部××問題應速進行解決耳。”25日，蔣定下新的抗戰內外基本政策：“今日之政策，對內應使國共合並，對外則與俄作進一步之合作，以應付最近國際形勢之變也。”26日，已有新方向的蔣再度自勉：
“切勿退縮，自陷滅亡，抱定信心，使我靈性得救。”
（注：本文所引蔣介石日記，全部出自《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台）“國史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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