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教育正面臨多個層面的“兩難困境”：一面是素質教育轟轟烈烈20年，如今卻陷入“麻煩治理”，另一面是應試教育不斷強化，大有“軍備競賽”之勢；一面是力推教育大眾化，另一面卻是高度功利化的教育觀念和精英化的教育資源分配。本文論者認為，中國推行教育改革多年卻依舊麻煩不斷，其原因就在於教育制度問題本身，在於人們的教育價值觀還停留在上個世紀。教育是大寫的政治，當前社會一方面批判教育導致階層固化，一方面又追求高度的教育精英主義，這是思維分裂的過程，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結果。面向未來，新的教育價值觀亟待重塑，而教育的良性發展，不僅需要個人和家庭的努力，更需要政府承擔起公共責任。
本文是21世紀教育研究院楊東平院長於2018年10月27日參與文化縱橫“一期一會”主題沙龍的紀要文稿，同時包括修遠基金會研究中心主任柯貴福先生所作的點評。
素質教育的“麻煩治理”
今年正值改革開放四十年，各個領域紀念改革開放的文章層出不窮。在教育領域，華東師范大學袁振國教授提出了“雙優先”的說法，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經驗概括為“兩個優先”：國家優先發展教育，教育優先滿足國家發展需要。
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簡單窺探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教育發展及其實施層面的情況。1993年，《中國國家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要達到4%,這一目標直到2012年才完成，比原本規劃的2000年整整滯後了12年，說明國家的教育發展依舊處於一個低投入的狀態。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教育發展歷史，以不同階段的基本教育特徵為標準，1978年至1988年可視為第一個十年，這是恢復整頓和開拓創新的時期，教育改革剛剛從這裡起步。第二個十年是徘徊迷茫、尋找新路線的過渡時期。第三階段以1998年高等教育大擴招為標誌。此後，90年代末基礎教育的一系列辦學體制改革措施，包括將公辦學校轉為民營學校、高中教育有償收費等，開啟了教育商業化和市場化的路線，而這很大程度上是現在“麻煩治理”局面的源頭。
素質教育的“麻煩治理”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最核心的是中小學生的減負問題；
二是課外培訓熱；
三是高考制度改革；
最後是素質教育的推進。
這方面儘管在大城市的優秀學校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從全國整體來看仍然乏善可陳，“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扎實實”。
應試教育or素質教育？猶豫與選擇之間
素質教育的概念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到1999年頒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其內涵一直是教育領域爭論的熱點，但素質教育站在應試教育的對立面，這一點是大家的共識。
應試教育被視為“復活”和“強化”版的傳統教育，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小學重點學校制度，這些佔比甚少的重點學校成為了應試教育擇校競爭的主要目標，也造成了現在激烈的學業競爭局面。應試教育下競爭程度愈加激烈的同時，其危害也越來越大。而此前，防止“片追”（即防止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政策口號被提出，至90年代，“片追”逐漸被定性為應試教育。
1981年，作為教育部顧問的葉聖陶在《中國青年》雜誌發表《我呼籲》一文，呼籲各方面關注中學生在高考重壓下負擔過重的問題，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1982年教育部的通知中，要求“繼續辦好”重點中小學的同時，處理好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的關係，“保證重點，兼顧一般”。這一通知作為對學生高考壓力過大問題的回應，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基礎教育品質在評估領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同時，因學生承受巨大的學業壓力而飽受公眾批評。以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由OECD組織，針對15歲青少年進行的數學、科學和閱讀三項能力的測試）為例，2012年中國上海作為代表參與測試，當時高居榜首的不僅是學生的學業成就，還有學業負擔。
具體來說，上海學生平均每周作業時間達13.8小時，全球排在首位，而OECD國家的學生每周花費5小時，其他亞洲國家如韓國、日本，學生的作業時間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學業成就第一的代價是過長的學習時間。
擇校熱、培訓熱：應試教育的制度根源
楊東平老師認為，應試教育的問題在逐漸惡化，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
其一，隨著教育培訓業的發展，應試教育的“數字化”生存無孔不入；
其二，為應試教育辯護的聲音越來越理直氣壯，很多人將其視為窮人“上升”的唯一途徑。
為何應試教育屢禁不止、愈演愈烈？有人訴諸於文化傳統，認為科舉留下的應試傳統在如今各種“小升初”、“初升高”模式中得到了延續。但這種社會性偏好，或者說中國家長望子成龍的期望，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背景因素。此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解釋，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中產階級的焦慮等等，這些因素都不是絕對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制度的問題。
1999年，教育部為了貫徹《義務教育法》，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要求所有的重點高中必須與初中脫鉤，這一規定催生了“轉製學校”——重點高中自辦的初級中學轉變成民營機制，搖身變為高收費的翻牌學校，用於彌補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教育發展進入了一個教育產業化的軌道。2005年前後，國務院開始整頓轉製學校，要求各學校明晰性質，非公即民，但這次整頓在很多地方並不徹底，直至今日許多學校的產權也沒能完全界定清楚。
建立一個正常的教育秩序，還需要規範教育方針和教育的基本價值。當今社會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這一方針雖然深入人心，但現實中並不盡人意：追求全面卻導致平均和平庸的情形屢見不鮮。
教育公平的價值被人人稱頌，但在實際的教育現實中卻讓位於效率優先、升學率優先……在印度，私立學校需劃出25%的入學名額給來自低收入家庭、生活水準低下的學生和殘障學生，這既是教育公平概念的體現，也是法定的教育制度。
中國的教育是高度功利主義的，這與文化傳統中“唯有讀書高”、“讀書做官”的說法密不可分。中國的教育也是非常精英主義的，這裡的精英主義指向一種價值觀，即整個教育制度、資源的配置以及教育的重心，都偏向少數精英。而且，多年以來教育發展的重心都偏向高等教育，教育資源的配置傾向於城市。
從應試教育突圍：可能的嗎？
如今盛行的素質教育、基礎教育改革，其核心概念是“從應試教育突圍”。
要實現這種突圍，局部的修修改改是遠遠不夠的。有人認為整體的教育範式需要轉型，亦有人提出要“換賽場”，轉移到新的系統中來進行規劃。楊東平老師認為，三個重要因素影響著教育變革：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其次是教育制度即體制與政策，第三是教育技術。
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這三者的重要性是顛倒過來的。教育技術一直被賦予重要的使命，更有甚者認為只要實現教育資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就能夠發展到未來教育，這其實是一種本末倒置。教育的現代化不僅僅意味著硬體設施的改善，尤其是現在大為流行的互聯網資訊技術，也不僅僅是績效水準的提高，所謂入學率、升學率等等。教育現代化的核心指標是教育品質，區別於常被提及的教育品質。用教育品質來取代教育品質，就是要避免把教育品質狹義理解為考試分數和升學率。教育品質包括學生的身心健康、人格發展、近視率等等，在此基礎上配合教育治理的現代化，才能實現學生的充分發展。
在談論教育改革和發展時，特別需要反思的一個問題是：什麽是好的教育？
實際上，全球範圍內的教育研究一直在思考何為教育目標，尋求知識、學習與教育的再定義。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了一項重要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其中指出“教育的經濟功能無疑是重要的，但我們必須超越單純的功利主義觀點以及人力資本理念。教育不僅關係到學習技能，還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觀，而這在多樣化世界中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
二十年以來，整個世界的教育發展陷入到了功利主義的旋渦中，特別是在人力資本理論出現之後，教育被狹義理解為人力資源的開發，導致了教育的功利主義。當把教育的發展建立在一套經過高度規劃設計的機制上，教育其實也就變成了國家的一項產業，這與教育初始發展的核心概念是有很大區別的。在這種以國家為部門的功利主義教育發展的架構下，人們也就喪失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懷。而且當這種國家功利主義逐漸轉化為個人功利主義，每個人隻關心自己的職業發展，所謂全面發展的公民教育也就成了奢談。
教育的經濟功能無疑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發展必須超越單純的功利主義觀點和人力資本理念。教育不僅關係到學習技能，還涉及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觀，這在多元化的世界當中是尤其重要的。2015年，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其舉辦的LIFE教育創新峰會上發表了一項人本主義教育宣言：“促進教育的人文化、多元化、社區化、生活化，改變長期以來教育重理輕文、智育至上的價值，充實教育的人文內涵，使教育充滿愛的情感和生命的溫度。”中國教育改革出現“麻煩治理”的最關鍵原因在於，在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的21世紀，教育的價值觀卻還停留在上個世紀，這也是楊老師將價值觀視為影響教育變革的核心因素的原因。
樹立新的教育價值觀，首先要超越單純高考制度改革的視角，要實現高中教育均衡發展、高中教育的多樣化，改變現階段升學競爭的單軌道模式，實現學生的多元發展。其次要超越單純的財政視角，一方面改善教育投入的結構，從過度重視“物”轉移到主要重視“人”，另一方面需要供給側改革，鼓勵多樣化辦學如社會辦學、家長辦學、在家上學等等，構建一種新教育生態。最後是超越單純課改的視角，從課程改革走向學校改革。這是以教育家辦學和學校自主管理為主體的變革，北京日日新學堂、雲南楚雄興隆美麗小學、伏羲班等新型學校就是在這種理念下誕生的。
點評
修遠基金會研究中心主任柯貴福先生對楊東平院長的發言做出了的點評。
柯貴福認為，教育是一個真正的公共性議題，它是大寫的政治，是最大的政治議題，因為它涉及到一個社會架構和家庭結構的再生產問題，也就是中國國家和民族的下一代發展問題，也關係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的發展問題，關係到下一代如何能夠更好的生活。之前被視作年輕人的80後、90後很多都成了家長，80後甚至已經成為家長的主流，他們對教育的思考會成為影響社會發展關鍵要素。
柯貴福以北京為例，指出中層家庭是教育活動最為積極、最為主要的參與者。中層家庭的家長本身受過良好的教育，這種切身體會創造了迫切的需求，對下一代投入教育資源的決心很大。但中層家長沒有巨大的財富或實業給下一代繼承，中層家庭的孩子往往還是要進入到高考體系，而在北京，這就意味著從好幼稚園到好小學、再到精英中學、最後北大清華這樣的路線。這必然是對家庭綜合資源投入的比拚，家長不僅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還要投入大量的物質資源，比如買學區房。教育競爭會把整個家庭都往這個規則上趕，類似於教育領域的軍備競賽。柯貴福認為，這一套不甚合理的遊戲規則，其制定者正是學校、政府以及教育產業化的其它重要參與者。批判制度的家長們卻又把孩子往好中學、好小學塞，他們在這個遊戲規則之中只是用腳投票的參與者，不能結成組織來反對規則，所以儘管他們聲音喧鬧，但是卻缺乏政策影響力。
接著，柯貴福談及中西部地區重點中學的“掐尖”現象又稱“衡水現象”。這導致兩個問題，一是優質教育資源的過於集中，一個地級市基本只有一個省級重點中學，只有擠進去才能獲得考入好大學的機會，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二是鄉村文化氛圍的惡化，農村居民原來看得到身邊人能考上好大學有好工作有好出路，但今天大家突然發現再怎麽讀也只能是一般學校、找不到工作，還不如去打工，就沒什麽人願意好好讀書了。
他還談及教育問題在中國如此複雜的原因。他認為，教育除了理論上的三個功能即傳遞知識、培養人格、以及選拔人才之外，還有兩個結構性功能，一個是維系社會分工，另一個一個是階級再生產。精英主義的教育就是進行資源賦權，現在一些央企、中央部委、以及大型跨國企業，許多隻定向招聘幾個學校的畢業生，甚至只要北大、清華的學生，這樣的資源積聚使得壟斷結構越來越強悍，在精英教育體制下社會結構必然固化。現在大家一方面批判社會階級固化，一方面又高度的精英主義，這其實是一個思維分裂的過程，但這是為了讓子女在社會中過上更好生活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當下的選拔體系與孩子素質的天然多元化特徵是不匹配，它可以識別各方面都比較平均的“高水準”，卻很難識別某方面有特長的人。
柯貴福指出，多元化人才選拔體系的缺失，可能與生產力發展水準有關，現代教育體系產生於德國，它與德國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今天已經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我們的教育體系與產業體系的複雜變遷不匹配，可能是比較關鍵的問題。自動化帶來勞工失業、人工智能帶來中層職業的消滅，普通和中等智力難度的工作消失了，但現有的教育體系還在源源不斷生產這樣一批學生，他們甚至找不到工作、養活不了自己。靠個人或靠家庭去解決這一問題存在相當大的困難，它只能由政府主導、肩負起公共責任，它也是國家實現產業轉型或者民族複興必須承擔的一個責任。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