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來自中央的《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 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發布，其中提到“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納入審批地統一管理，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從方向上禁止了幼升小、小升初擇校。
一石激起千層浪。
這份《意見》試圖通過取消義務教育擇校，一勞永逸地解決基礎教育課業負擔過重的問題。在這個解決方案裡，家庭成為了無辜的受害者，而學校和機構是加害者，似乎把他們的利益鏈給一鍋端了，問題就迎刃而解。
事情可能這樣簡單嗎？
在我動筆寫這篇文章的晚上，混血兒喬治寶寶和他的中國媽媽如約而至，他和我兒子早就約好，周四晚上各自年齡段的足球課結束後就到我家玩。
喬治九月份入讀小學，比我的孩子小好幾個年級，不過，兩年前他們就是好朋友了，直到現在，他們仍然在玩那些很幼稚園卻很有想象力的即興戲劇，兩個人自編自導自演得不亦樂乎，床上床下蹦躂。
我跟喬治媽媽感慨，也就只有喬治這麽小的孩子能陪我們玩如此幼稚的兒童戲劇了，喬治媽媽說，喬治的同齡孩子也玩不了，他們早早就上補習班，也是成熟老練的。
這倒也是，喬治的幼兒園同學，很多剛剛通過了民辦小學的入學考試，那可是剝一層皮補課補出來的“上岸”成果；
而喬治呢，由於老外爸爸堅決禁止補課，喬治參加的活動就只有體育和音樂，中文和數學嚴重“落後”，沒法拚民辦，按照統籌，他差點進入一間又遠又差的“菜小”，第二次通知的時候，才終於確認是另一間還過得去的公辦學校。
依依不捨地送走喬治之後，兒子跑來我的電腦跟前，問我：媽媽，上海還有多少喬治寶寶這樣的小朋友啊，跟他玩太好玩了 ！
我調侃道：還有啊，還有一個啊，就是你呀！
不是玩笑，這的確是我們遷居上海之後大大的困惑，究竟還有多少孩子免受幼升小規訓與摧殘，保持好玩的童心呢？
01
《意見》最核心內容
用兩個字概括：減負
用四個字概括：“延遲選拔”
當我閱過一篇篇高學歷上海爸爸一本正經傳授“血淚備考、成功上岸”幼升小經歷的文章時，總是產生很強烈的錯愕感，至於麽？至於這樣麽？
我還只是錯愕，而更多身處其中的家長恐怕是驚恐了。可以想象，任何政策層面的風吹草動都會引起利益攸關群體的密切關注。
近日，來自中央的《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 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就引發了家長和學校的強烈震蕩。
該《意見》圍繞德智體美勞的素質教育目標展開，高屋建瓴，價值呈現上堪稱無可挑剔，體現了國家意志關於教育本質的體認，與教育的普世價值契合，合乎政治正確。
而細讀下來，在實操層面，《意見》最核心的內容可以用兩個字概括：減負，用四個字概括則是“延遲選拔”。可以說，意見回應了當前社會輿論的熱點和民眾的怨言。
《意見》中的“第17條”更是成為焦點，其中提到“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納入審批地統一管理，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對報名人數超過招生計劃的，實行電腦隨機錄取。”
這一石激起千層浪，尤其是在民辦教育發達的城市，比如上海。
上海一民辦小學門口，一位剛面試完的孩子和家長一起走出門口
02
這份《意見》“很北京很上海”
可以說，這份《意見》“很北京很上海”，多數內容圍繞著當前一線城市的“應試過載”和“育兒焦慮”議題，試圖通過取締基礎教育的選拔權力來消解家長的升學焦慮，還包括給學校發禁令，禁止校方給家長布置作業，禁止要求家長批改作業。
這顯然是在回應大城市的密集型撫養模式以及家長關於高競爭育兒壓力的怨聲載道。留守兒童連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都是奢侈，談何家長抱怨作業呢？
再者，那些好不容易能勉強隨父母在城市生活的，父母整天困於生計，苦於積分入學的屏障重重和學位緊張，能有個被城市中產嫌棄的“菜小”讀書就謝天謝地了，哪來的精力和能力輔導作業呢？
流動兒童受教育問題，一直是中國教育公平領域的痼疾
比較遺憾的是，鄉村留守兒童以及大批進城務工人員子弟的義務教育權益和令人憂慮的狀況，在這份《意見》中反饋得並不多。我找了很久，也沒能找到無戶無房隨遷兒童在城市入學更容易的相關條例福音。
實際上，相對於城市中產階層的育兒焦慮，農村留守兒童以及進城打工人員子女在城市享有的義務教育狀況，才是讓人揪心的。
打個不那麽恰當的類比，如果說城市中產的育兒焦慮源自選擇太多的甜蜜的苦惱，有點類似於城市裡的精英女性被媒體憂心忡忡地貼上剩女的標簽予以同情，而鄉村兒童、隨遷兒童的教育權益之困頓，則與農村沒什麽話語權的低學歷低收入男青年娶不到老婆類似了。
因此，分析討論《意見》將引發的教育生態變化時，即便我們在論述中以大城市為例，恐怕也不能忽略城鄉斷裂這樣一個背景和大前提。
03
減負減負，
學生重負從何而來？
回到《意見》本身，以“減負”為教育改革的操作目標，是否可能落實？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追問一下，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重負從何而來，家長焦慮的根源又是什麽？
這裡當然不可能窮盡所有因果鏈條，但大致可以歸納幾個密切相關的因素。
就宏觀環境而言，無論是經濟環境還是政治環境，今天的中國社會處於一個急遽變化的階段，也就是說，階層還沒有固化，人口紅利也還沒吃完，勞動密集型產業仍佔主導地位，因此，教育仍是高投入高回報的。中國父母對教育的高度重視，也就不奇怪了。
“宇宙中心”海澱黃莊的補習班，最後幾排坐著陪讀的家長
高度重視高投入不一定會導向如此強烈的焦慮，比如美國的中產階層對教育的投入也不可謂不多，只不過，人家是基於美國名牌大學的錄取偏好來投入，比如重視體育運動，課外實踐活動。
美國孩子的負擔也不輕，但美國的父母可沒有中國父母的這種焦慮，美國的決策部門也不可能基於減負為目標來制定教育政策，更不可能禁止私立學校以面試考試篩選生源。
哪些國家的孩子比中國、美國負擔輕呢？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對各國兒童福利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荷蘭兒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兒童，緊跟在荷蘭後面的分別為挪威、芬蘭、瑞典、德國、瑞士和丹麥。
可以看得出來，多是福利水準很高、貧富差距不那麽懸殊的歐洲國家。
芬蘭兒童在課堂上
在最近很火的《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Love,Money & Parenting）一書中，經濟學家們就分析過這個問題，他們發現——
兒童幸福指數高的這些國家，父母更重視獨立性和想象力，並且不太執著於對孩子灌輸嚴格的職業規劃，他們對成功的態度更為寬鬆，親子關係也更為親密。
Love,Money & Parenting和兩位作者
而中國還有一些更特殊的社會特徵，比如說獨生子女政策，這也加劇了中國父母的育兒焦慮。
他們會更加孤注一擲地把家庭的資源投注在一個孩子身上，更加承受不起失敗，也往往更不願意接受孩子的天資差異，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也許是比較平庸的那一個，而是以拔尖為目標來培養孩子。
不難發現，采取何種態度何種模式養育孩子，受社會宏觀環境的製約，而不是由教育本身說了算。
04
取消義務教育擇校，
就能全民減負嗎？
因此，減不減負，不是教育政策本身的目標和責任——這往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政府的責任在於提供機會平等，保障教育的公共投入，提供多樣化的教育產品供公民選擇。
至於一代人的課業負擔是輕是重，是“國家—社會—學校—家庭”諸多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靠對學校這單一場域的選拔機制叫停就能控制的了。
而《意見》似乎就想通過施壓給學校和培訓機構，一勞永逸地解決基礎教育課業負擔過重的問題。
在這個解決方案裡，家庭成為了無辜的受害者，而學校和機構是加害者，似乎把他們的利益鏈給一鍋端了，問題就迎刃而解。
事情可能這樣簡單嗎？
如果沒有家庭對教育高投入、對過度養育的執著和動力，光靠培訓機構販賣焦慮和忽悠，家長能乖乖掏錢就范嗎？
如果沒有擇校與升學的密切關聯，家長會無目的地疲於奔命，就為孩子上一所升學意義上的牛校嗎？
包括學區房的火熱，也是與優質教育資源捆綁所帶來的工具理性選擇。
且不說禁止掐尖可能產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暗度陳倉，就算真的全面封殺了培訓機構升學輔導業務和學校篩選生源通道 ，就真的全民減負了嗎？
假設高等教育體系巋然不動，名牌大學全靠數量有限的公立大學扛鼎，雖然經歷了大學擴招、升學率攀高的歷史變遷，但水漲船高的就業門檻，還有高不可攀的一線城市房價、戶籍屏障，無一不在提示，過去上個大學就敲鑼打鼓，慶祝鯉魚跳龍門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過去上個清華北大就出人頭地，就必然成為社會精英的期待，在今天也只能是幼稚的一廂情願。
在這種社會情勢下，很多從應試教育一路走過來的高考學霸們，對下一代的期待只會更高，而無法降低。
當一個家庭沒有百分百確定不參加高考時，他們就無法放棄通過高考謀求國內好大學這一通道的誘惑。
於是，無論如何在義務教育階段大做減負文章，效果總是極為有限的。禁了培訓機構和名校掐尖，那些自詡有能耐的“直升機父母”，只會更加神通廣大地通過課外渠道給孩子追加教育投入，以確保下一代至少延續父母立足於大城市的路徑：高考—好大學—好工作，學歷上門當戶對的配偶……
也就是說，在非高福利國家，在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的國家，醫治教育的病，更加不可能靠動動教育市場的奶酪就完成。
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我們教育的公共財政投入有大幅度提升以前，想要回避“公辦不足，市場和私立來補”的雙軌制，想要複製芬蘭等北歐模式，也是不現實的，反而只會因為遏製了市場而加劇資源緊缺，甚至助長公辦體系權力尋租的腐敗之風。
目前試圖推行的多校派位、中考升學名額分配到校等等方案，都在回歸嚴重依賴計劃手段來主導教育資源分配的模式，這種模式對行政系統而言是高風險的。
比如，在北京的西城區，多校派位已經引發質疑，很多家長對舍近求遠，不按就近原則入學的派位辦法表示不理解，擔心其中有人為的操縱。
同理，如果民辦學校招生采取搖號的措施，究竟由哪一方來操作才能確保公平？
兩位疑似北京西城家長在微博上質疑多校派位政策
這輪改革，如若落地，相當於在高考的短兵相接、正面血拚之前，把競爭者先圈起來吃吃大鍋飯，讓他們蒙著面猜猜啞謎，靠“延遲選拔”來忘卻競爭的激烈與殘酷，從而達到“減負”的效果 。
然而，“延遲選拔”的悶罐子策略關不住高漲的個體利益驅動，而且，正如經濟學家們所分析的，這種強大的精細養育驅動力，恐怕是一種育兒經濟學的理性選擇。
這是一個進一步分化的過程，一方面，基礎教育的政策震蕩與不確定性可能促使留學與高考的搖擺派將決策提前到小學階段，更早確立留學目標，放棄參與國內高考競爭；
另一方面，高考的政策高地、特權階層仍將在應試夾縫中騰出空間，兼顧素質教育，諸如保留選拔特權的公辦超級學校，特別是資源豐富的一線城市牛校牛娃。
05
這一輪改革重創了誰
那麽，留給民辦學校能有多少空間呢？
當失去義務教育階段掐尖的生源優勢，最受衝擊的是應試型民辦學校，比如各地從原公辦系統脫胎出來的民辦初中，他們或洗牌轉型或重歸公辦系統懷抱。
而原來就收費高昂的貴族私立學校，可能更將學費作為一道篩選門檻，更集中為富人階層提供升級的豪華版教育服務，為對接留學而做準備。
還有少部分具備素質教育辦學能力或堅持點教育理想的，或能在中間階層贏得部分市場，為試圖兼顧素質的新興中產提供個性化特色教育，比如北京的一土學校、廣州的北師大南奧學校。
這些學校既不是應試型雞血民辦，又不是奢華貴族學校，他們一開始定位就是素質教育實驗學校，北京的一土學校具有鮮明的實驗性特質，廣州的北師大南奧實驗學校不僅從未在幼升小階段篩選生源，甚至還接收一定比例特殊兒童，進行綜合學校的融合教育實踐。
這些學校目前還屬於小眾需求，其鐵杆支持者是一群具有創新精神的知識階層家長，他們屬於對教育具備高參與度和實驗精神的家長群體，希冀在民辦的辦學自主空間內，深度參與素質教育探索與實踐。
可以推測，“延遲選拔”政策重創的，是花錢買應試教育搶跑權的群體，諸如早早購買學區房，諸如花重金拚民辦應試名校。
這一群體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流群體，政策一旦變化，他們只會把購買力轉移到體系外，仍然繼續購買圍繞應試需求的服務，而不太可能轉向留學或實驗型素質教育陣營。
那麽，什麽情況下，這種高強度應試模式會遭遇家長們主動的抵製與反抗，進而推進高考的變革呢？
當家長髮現唯應試不利於他們的子代建立競爭力而改革高考單一評價方式又不影響公平的時候。
但在仍憂心忡忡於錄取公平的當下，因高強度應試而損害想象力、創造力、獨立性，對這些家長而言並不是致命的，他們拚命想要拽住的救命稻草，就是那一張名牌大學的門票。
這，正是衡水模式飽受爭議卻蔓延全國的深層次原因。
近年來，在公共治理層面，決策者對輿情的反饋越來越靈敏，這看起來似乎不是壞事。
然而，基礎教育改革是關係國民素養、國民福祉的百年大計，當有深遠的謀劃與考量，當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相匹配，與社會福利改革相配套，尤其當與高考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作整全檢視，做好長遠規劃綱要和系統改革戰略，而不是以碎片化的民意反饋方案來割裂系統改革或阻滯長遠規劃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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