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己鄉：我堅持留在這些好事壞事都曾在我身上發生的地方

按：身為一個猶太人和一個東歐知識分子，哲爾吉·康拉德是20世紀歐洲歷史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在他11歲的時候，德國佔領匈牙利，他的父母被送往集中營，他的同學被送往奧斯維辛，他和姐姐因前往布達佩斯而逃過一劫。即便如此，死亡從未遠離。“在1944-1945年的冬天，我想到死亡就像想到，比方說，柴火：它沒什麽稀奇的。它在我的控制能力之外，就像抽出錯牌一樣。”

1956年，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此後，在紅色的革命年代，面對審查與監禁，面對去國與留駐的選擇，身為東歐知識分子的康拉德必須一次次做出行動。他的朋友們、他的前兩任妻子相繼離開了匈牙利，去往更西的國度，或者去往以色列，而他一次次選擇了留下。“我堅持留在這些好事壞事都曾在我身上發生的地方。”

康拉德人生中這兩個篇章組成了一本回憶錄《客居己鄉：一段匈牙利生活》，前半部分“離去與歸來”講述了“二戰”時期作為一個猶太人可能經歷的愛與背叛、危難與離奇。後半部分“日食時分，獨立山丘”聚焦東歐知識分子在革命年代的行動。他以一種私人的角度重新回溯這段歷史，更重要的是，展現了在無論何種情況下身為個體的尊嚴和勇氣。

“何處是家？他們不會殺死我的地方，我知道孩子們安全的地方，個體和文字受到高度推崇的地方，做我自己和想我所想能得到尊重的地方，有一個能在飯後喝酒聊天的安靜角落的地方，孩子們玩捉迷藏和建造沙堡的地方……”

哲爾吉·康拉德的個人故事反映了20世紀歷史的輾轉和波折，而類似的故事遠遠沒有結束。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引發了上世紀最大規模的民族遷徙，而今，全世界依然有數千萬難民因為暴力和衝突而流離失所。與此同時，更多的人，他們生活在自己的祖國，卻從未有歸家的感受。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節選了書中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客居己鄉：一段匈牙利生活

[匈] 哲爾吉·康拉德 著 徐芳園 譯

1945年2月，我們坐在一節紋絲不動的運畜車廂的長凳上。車門敞開，疾風經過積雪的平原呼嘯湧入車廂，把我定在原地動彈不得。我不想長期客居布達佩斯；我想回家——旅程為時一周——回拜賴焦新村，我們的父母於此被擄走，而我們在驅逐行動前一天設法離開了那裡。假若我們晚走一天，就會葬身奧斯維辛。我當時十四歲的姐姐有可能幸存，但我只有十一歲，門格勒醫生把我所有同學，一個不落地，送進了毒氣室。

關於雙親的下落，我們一無所知。我已不寄希望於此：從樓梯走到玄關再到淺藍色的客廳，發現一切如故。我覺得我在那裡將什麽都找不到。但是如果我閉上雙眼，我可以毫不費力地重現往事：走下樓梯，跨過漆成黃色的鐵門，然後看見瓷磚烤爐旁的父親，摩擦著雙手，微笑著，閑聊著，藍眼睛掃視每個人，帶著一種信任又頑皮的凝視，仿佛在問：“我們彼此理解，不是嗎？”飯後他會去陽台，在躺椅上伸展四肢，點一支長長的、插在金濾嘴裡的孟菲斯牌香煙，翻閱報紙，然後打盹睡去。

從我記事以來，我就有種隱秘的懷疑，即身邊的每個人都表現得像孩子。我發覺我的父母也是如此，毫不擔心我們偷聽，他們會在全家合睡的大床上開玩笑取樂：就像姐姐和我會做的那樣。

從五歲起我就知道，要是希特勒贏了，我就會被殺死。有一天早上，我坐在母親的腿上問，希特勒是誰，為什麽說了猶太人這麽多壞話。她回答說她不知道。可能他是個瘋子，可能只是殘忍。有個人說猶太人應該消失。但是為什麽我們要從我們自己的房子裡消失呢，就算我們消失了，我們又該去哪裡？就因為這個希特勒，我的保姆滿懷熱情追隨的希特勒，想出了這些瘋狂念頭，好比說把我們打包送到其他地方去。

希爾達對這一切是怎麽看的呢？她怎麽可能因為我消失而高興，同時又每天早晨如此溫柔地給我洗澡，跟我玩耍，讓我依偎在她身邊，甚至有時候和我一起溜進浴缸？對我這麽好的希爾達怎麽會希望我發生不幸呢？希爾達很漂亮，確實漂亮，但也蠢得很明顯。我很早就斷定任何威脅我的東西都愚蠢透頂，因為我人畜無害。我不同意對我有害的東西能有一樣算得上聰明主意。

……

我的家族居住在農村地區，大部分來自比豪爾縣；一些來自奧拉迪亞，另一些來自拜賴焦新村、德布勒森、米什科爾茨、布拉索夫和克盧日-納波卡。他們是說匈牙利語的猶太人。大多數人現在都去世了。我的五個表親死於奧斯維辛和毛特豪森。父親的三個姐妹和母親的兩個姐妹都遭遇了同樣的下場。我的一個舅舅在街上被箭十字黨——匈牙利法西斯黨——當頭開槍打死。

父親那代人受的是文理中學教育，而我這代人——有紡織工程師、生物學家、物理學家、經濟學家、數學家和作家——畢業於大學。前一輩人曾是商人、工廠主、醫生、銀行家、藥劑師和配眼鏡技師，在被驅逐出境前都是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成員；我這一代則成了知識分子和批判者：領導反對自己父親的罷工運動的左翼工程師，組織了一支遊擊隊的被開除醫學生，和具有反叛精神的人道主義者。

我母親的家族更為富裕，這是我外祖母，而非外祖父，注重實際和具有生意頭腦的結果。與其說我的外祖父是個商人，不如說他是個讀書人，但是他有一個極具商業天分的女婿，通過他，家族生意擴張到家具廠、瀝青石灰廠和伐木林。外祖父算不上嚴格的正統派，但是個虔誠的信徒，廣泛閱讀猶太經文。他同時在奧拉迪亞的改革派和正統派的會眾委員會活動。他愛好繁複的儀式，但也熱愛美好生活：對他來說，從九點工作到十二點就夠了。接下來是家庭午餐，午後咖啡，以及用完晚餐的閱讀時間——在他自己的獨立房間裡，因為到那時他已經受夠了孩子和家庭生活的喧鬧。

他會從奧拉迪亞趕來拜賴焦新村參與逾越節宴席。我作為在場的人中最小的，朗讀《哈加達》問題，而他則朗讀答案。我們的《哈加達》——包含節日和流亡紀念的聖經章節的書——用杉木裝訂並以馬賽克圖案裝飾。上面還有幾幅畫，具體來說有四幅：明智的兒子，邪惡的兒子，當商人的兒子，和頭腦太簡單以至於不知道如何發問的兒子。我尤其喜歡那個不知道如何發問的，但外祖父說這角色不適合我，因為我老是用問題煩他。

在晚間儀式中，一杯葡萄酒會被放在兩扇窗戶之間，供奉給先知以利亞。到第二天早上酒杯就空了。我對先知以利亞的來訪十分著迷。有一次，在育兒室，我聽到相連的餐廳傳來窸窣聲。我從床上蹦起來，透過門縫張望。我看見穿著白色長睡衣的外祖父拿起酒杯，將酒一飲而盡。外祖母去世十年後他再婚了。他當時八十歲。

我們也有一棵堆著禮物的聖誕樹，姐姐會彈起《平安夜》這首鋼琴曲，我們把它稱為“寂靜的夜，神聖的夜”。我的父母不會提到耶穌，但是我的保姆說他會帶來禮物，甚至裝飾聖誕樹。我把他想象成一個飛行的、鳥兒般的造物，和以利亞相反——他乘著火戰車從天空雷鳴而過。但是到最後，我猜他們倆一個都沒來。

1936年，哲爾吉·康拉德和姐姐及父母

我的曾祖父沙拉蒙·戈特弗裡德是第一個定局拜賴焦新村的猶太人。他在十八世紀末到達，並開了一家酒吧，後來傳給了他的兒子沙穆埃爾。沙穆埃爾最終擁有了七十英畝土地，他是一個強壯的人，令人尊重並維持秩序，既不容忍粗話也不容忍喧鬧，而他的產業服務的顧客包含當地的惡徒。從他的照片上看，他有著專注的、很可能是藍色的眼睛，戴著寬簷黑帽，穿著一件紐扣扣到脖子的白襯衫——是個意志堅定的硬漢，膚色黝黑，堅忍不拔，並留著分成兩部分的鬍子。他也作為鰥夫再婚了，當時七十七歲。拜賴焦新村的猶太墓園裡，他們及腰高的大理石墓碑上唯一的文字是希伯來文。

人人都說我的祖母卡羅琳娜·戈特弗裡德是一個和善且好脾氣的豐滿老婦人。她有三個女孩，接著是一個男孩，即我的父親約瑟夫。她溺愛她的獨子，當她過河去聖馬丁的酒吧拜訪她的父親時，她會將小約西打扮起來，穿上海軍裝和黑漆皮鞋，然後帶他乘出租馬車，招來不少譏諷。卡羅琳娜帶著約西坐租來的馬車去看望他的祖父時也是一樣的情形。她在那座房子裡穿褲子，至少上桌時如此，因為幫手和傭人與主人一同在桌上吃飯。

主人，即我的祖父伊格納茨·康，是個錫匠，他和他的雇工們生產水桶、罐頭、浴盆和本地工匠用得著的其它鍍鋅鐵製品。當工廠製品席卷市場時，他悶悶不樂，不得已轉行做零售。到世紀之交，他於1878年創立的五金生意已是本地區最大了。

我的祖母在四十三歲時發現自己再次懷孕，略為尷尬。（顯然，在那個年代，卡羅琳娜和伊格納茨這麽大年紀了還在做愛這件事，還是瞞著人更為合宜。）這次懷孕的產物是我父親最小也最喜歡的妹妹，漂亮的瑪麗什卡，兄弟姐妹中最受寵的孩子。

在拜賴焦新村廢棄且荒草叢生的猶太墓園裡，他們倆與人等高的黑色花崗岩墓碑仍靜靜佇立。那裡已有幾十年無人葬入，也就是說，自從人數約為一千的整個猶太群體從村莊裡消失後。拜賴焦新村也自此變成一座小城市。伊格納茨活得比卡羅琳娜長，他叫人在她的墓碑表面刻上這句話：“你是我的幸福和驕傲。”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墓園裡發生了激烈的戰鬥，但是子彈並沒有在花崗岩柱上留下太多刮痕，它們將長久佇立於此——我是說，如果沒人打算拆毀它們的話。

當我在布達佩斯什普街上對負責分配墓地的官員朗讀父親的資料時，那位掌管巨大登記薄的老先生拍了一下額頭說：“我記得他。名聲不錯。可靠，不欠帳。”顯然他曾經作為旅行推銷員拜訪過我們。父親傾向於購買工廠製品，對這些包裡裝著樣品的遊蕩者保留意見，但是同時他對人有同情心，還富有幽默感，和他相處起來很愉快。他是一個厚道的人，從來沒想過他的債務人有可能逃之夭夭，而他們通常也不那麽做。對於較窮的顧客，如果付不起錢，他會讓他們賒账，他確信遲早他們會設法還上。他從來不買賣不可靠的五金。任何跟他相關的東西都牢靠異常，水壺也好，自行車也好，承諾也好。

父親閱讀好幾種報紙，在戰爭初期開始聽BBC（英國廣播公司）的匈牙利語廣播。我對BBC的四記敲擊聲有種親切的熟悉感，因為當父親試圖在電流干擾音中聽清新聞時，我會依偎在他身後。到了戰爭中期，他也聽莫斯科方面的新聞。我們不得不關上門窗：集中注意力將旋鈕如此這般地轉過四十九、四十一、三十一和二十五短波頻道，我們這樣是在進行顛覆活動。

家庭相冊（在戰爭末尾遺失）裡的一幅老照片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的祖父、我的姑姑們和我的父親都趴在一個漆成白色的圓盆上，頭歪向一邊，要不是有根電線從圓盆裡伸出來，這幅景象算是相當怪異了：其實他們是圍在聽筒旁聽二十年代最早的電台廣播。姿勢不舒服，但是值得為此大費周章。

當時我還不夠格參與這情景，但是到了戰爭期間，在每天的兩點差一刻，我會坐在沙發上，待在父親身後，在靜電干擾中聆聽新聞，真正的新聞。聲音斷斷續續；你真得豎起耳朵聽。我九歲的耳朵負責補充父親漏聽的部分。我對“這裡是倫敦”產生了強烈的喜愛之情，以至於在1944年5月，蓋世太保以利用閣樓上的秘密無線電發報機給BBC發送情報的罪名逮捕了父親時，我由於父親的罪名如此高尚而感到自豪。對他的指控完全是捏造。

我的巴伐利亞保姆，美麗的金發希爾達，因為希特勒拋棄了我們：她的父親禁止她為猶太人工作，不管她和我們待在一起多自在。之後熱心的匈牙利姑娘利維婭來到我家，她不僅德語和法語說得好，還會彈鋼琴。她將及腰的金發編成辮子；我看她梳頭髮怎麽也看不厭。天主教徒利維婭愛上了父親的會計，埃爾諾·沃什海吉，一個安靜、瘦高且博學的人，還是當地足球隊的骨乾。埃爾諾·沃什海吉很英俊，但他是猶太人，這讓利維婭有些猶豫。我們經常跟著保姆一起去足球場，坐在窄小的木製樓梯板上；其他人要麽站在山坡上要麽坐在柵欄上。每當埃爾諾·沃什海吉踢進一球，利維婭和我就會捏緊手掌。偶爾這個誠實的人會坐上餐桌和我們一起吃午飯，但沒多久他就應召參與強製勞動，再也沒回來。

每個星期一，本地的商人都會聚集在父親的店裡評價前一天我們球隊——縣裡的英雄——的表現。漫長談話的其他主題包括雨（珍貴的）、旱災（令人擔憂的）、小麥的價格，以及那個瘋子到底想要幹嘛。政治話題主要和其他猶太人討論；否則還是管住舌頭為妙：法西斯主義已經滲入了一些聰明人的頭腦裡，對他們來說，只有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特裡亞農會議上失去的說匈牙利語的領土。

我的祖先作為猶太中產階級匈牙利人度過了一生。我的父親是整個鎮大約一萬兩千人中最大的納稅人。因此，他被授予紳士俱樂部“賭場”的會員身份，儘管他從來沒去過那裡。釘在通往其產業的街道入口右側的是一張門柱聖卷，一張裝在珍珠母盒子裡的羊皮紙卷，上面有手寫的“什瑪”經文，安息日禱告語的核心部分：“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在他以外並無別神：禁止崇拜動物形或人形異教神袛。

門柱聖卷下方是一塊小小的金屬匾額，刻著匈牙利在1914年的歷史輪廓，在裡面用純黑色畫著1920年的領土，僅剩原來百分之三十的大小，上面還寫著標語“不，不，絕不！”——意為我們絕對不會接受這損失。我家族的成員們認為自己是好匈牙利人和好猶太人。這兩者在二戰之前並未被視為分離的概念。

匈牙利政府參戰投入德國陣營，抱著收復失地的目的，願意送五十萬猶太人去德國集中營作為交換。這生意做得糟透了，因為最後他們不但失去了猶太人，還失去了領土，落得滿是冤罪殺機。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認為：還有些人覺得，儘管有很多匈牙利猶太人死在了奧斯維辛，但數目遠遠不夠。

村莊中間的匈牙利國旗在半旗狀態飄揚，每當一塊國土回歸匈牙利，它就會升高一點。在3月15日，1848年獨立戰爭紀念日，猶太小學的孩子們會穿著白色襯衫和深藍色短褲在小學前面做節日遊行。

父親參與了收復羅塞尼亞及其主要城市——烏日霍羅德和穆卡切沃——的運動。他有一件炮兵軍服，上面綴著一顆白星，說明他的軍銜為一等兵，又有紅飾繩表示他是文理學校畢業生。周末他會穿上軍裝和靴子，在烏日霍羅德的賓館和母親見面。

我在軍銜上比父親升了一級，當了下士。（我的兒子米克洛什沒有繼承這個傳統，在法國陸軍軍銜沒升到二等兵以上；事實上，他因為跟長官頂嘴，被扔進了牢房。）我從七歲開始就對軍事事件感興趣，祈禱蒙哥馬利將軍能在非洲打敗隆美爾將軍，以及同盟國能攻下突尼西亞和比塞大。我是個愛國主義者，能為匈牙利感動落淚，但同時為也能為盟軍勝利而落淚。根據我從新聞片中得知的信息，我試圖想象史達林格勒戰役、斯摩棱斯克戰役和庫爾斯克戰役。黑暗中躺在銅床的床罩下，我會用大拇指輕輕地按壓雙眼，接著新聞片就會在腦海中播放，畫面中出現我自己版本的匈牙利和德國製品，所有的坦克和重型火炮，以及在星夜中逐漸消逝的空戰。

《客居己鄉： 一段匈牙利生活》

[匈]哲爾吉·康拉德 著 徐芳園 譯

三輝圖書|人民日報出版社 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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