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那些救下猶太人的法西斯

二戰時期有個溫馨感人的故事，1943年希特勒當局計劃消滅丹麥的猶太人，集體抓捕送往集中營。勇敢善良的丹麥民眾沒有服從納粹，警察給猶太人安排出逃路線，計程車司機免費載客，漁船搭乘猶太人出海，有8000多人成功逃到了中立國瑞典。

這原本是好事一樁，傳開後卻有些變了味。好事之徒添油加醋，編造說：納粹剛佔領丹麥時，要求猶太人在外衣上佩戴黃色六角星，以示羞辱。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抗議，親自戴上黃星走上街頭，次日丹麥市民紛紛效法，也都佩戴黃星。

這個虛構的故事之所以流傳廣泛，是因為大家一廂情願地認定丹麥國民素質高，天性樂善好施。再參考同時期反猶主義在波蘭（300萬猶太人遇害）、匈牙利（65萬人遇害）等國的盛行，一個結論似乎不證自明：西歐是道德高地、文明之光。

《審問歐洲》一書打破了這個固有印象。作者伊斯特萬·迪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研究二戰、魏瑪共和、1848年革命多個領域。他分析奧匈帝國軍事的著作，受到北約高層的青睞，將軍們想打造一支泛歐洲的部隊，需要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

對中國人而言，伊斯特萬最有價值的研究還屬二戰部分。以往我們把這場戰爭看做善惡對立的正邪之戰，然而研究得越深入，各種問題浮出水面。塞爾維亞、希臘的抗德遊擊隊是否濫殺無辜？維希法國有多大的合法性？丹麥等西歐富國真的厭惡暴徒希特勒？

近年出版界引入《野蠻大陸》、《零年》等譯著，零星地提及了上述問題，但如此系統梳理，《審問歐洲》還是頭一本。伊斯特萬給出不同於主流的意見，動搖了傳統二戰歷史觀的堅固基石。

1940年荷蘭被閃擊戰打敗，很快跟柏林當局合作，該國猶太人死亡率高達75%。荷蘭官員符合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概念，他們並不狂熱偏激，僅僅把管理猶太人當作一份普通工作，細致地搜集猶太人的姓名、年齡等個人資訊，匯編成冊呈交到柏林。假如沒有這些情報，那麽“大屠殺”（Holocaust）執行起來會困難許多。

其實戰爭初期，德國人的監視並不嚴格，荷蘭居民如果要把猶太鄰居隱藏起來，並不會遭到嚴懲，但荷蘭沒有出現辛德勒式的義人。挪威的情形也類似，大眾對本國猶太人的生命漠不關心，沒有盡力拯救他們；法國人乾脆為虎作倀，主動跟納粹一起迫害猶太人。

甚至英國人也有排猶的劣跡，1940年6月德軍佔領英吉利海峽上面的群島，其中一個叫奧爾德尼的小島，成為關押猶太苦工的集中營。當時歐洲各國都淪喪於納粹之手，丘吉爾驕傲地宣稱，英格蘭民族擁有約翰牛精神，堅強不屈。海峽群島的英國居民顯然辜負了丘吉爾的期望，他們對德國人畢恭畢敬，還列出了一份清單，上面寫有當地猶太家庭的詳細地址，主動上交給蓋世太保。

西歐多數民眾選擇跟納粹合作，丹麥營救猶太人是一個特例，而不是常態。選擇性讚頌丹麥，暗合了當下流行的淺薄價值觀：中產階級體面有教養，窮人之所以窮是源於窮人思維。這種邏輯擴大到國際領域就是，西歐人富養出來的，矜貴識體，舉止優雅；東歐南歐窮山惡水出刁民，盛行粗鄙民粹的法西斯。

只要稍微研究下各國猶太人的死亡率，就知道這不符合事實，比利時的數值為60%，比軸心國羅馬尼亞的50%還要高；盧森堡為20%，跟經濟欠發達的意大利持平。

作為法西斯的始作俑者，墨索尼裡在猶太政策上卻有著驚人的包容。在政府高層的默許下，知識界、牧師、修女和普通民眾藏匿了大部分猶太公民，以至於法國、希臘、克羅地亞等國的猶太人受迫害後，跑到羅馬尋找避難所。直到1943年夏末，墨索尼裡倒台，希特勒派軍干涉。在那之後，德國才能在意大利的國土上肆意抓捕猶太人。

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構築在不同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第三帝國宣揚種族特性，日耳曼雅利安人神聖超凡，拉丁人種位居第二，斯拉夫是三流惡劣族群，猶太民族則是病菌、渣滓，不配為人。墨索裡尼對種族排名興趣不大，而且意大利的猶太人口稀少，民眾自然也就沒有反猶情緒。

在反猶主義熾熱的東歐國家，形式略微複雜。羅馬尼亞入侵蘇聯後，在佔領區大規模槍斃猶太人，焚燒他們的家宅。但是本土比較平和，政府還抵住了希特勒的壓力，拒絕交出本國的猶太公民，到了1944年羅馬尼亞甚至成為國際猶太人避難所。保加利亞的做法類似，入侵佔領希臘、南斯拉夫後，把那裡的猶太人移交給德國，但也沒有交出本國的猶太人，國王鮑裡斯保住了5萬猶太子民的性命。

波蘭是猶太人的地獄，各黨派無論左右，在反猶政策達成一致。學者楊·T·格羅斯敘述了耶德瓦布奈小鎮的慘案，鎮上的猶太居民在一夜之間滅絕。暴徒們先用刀刺受害者，再挖去眼睛，割掉舌頭。他們一邊抓捕巡邏，一邊拉手風琴、吹單簧管，以掩蓋婦女和小孩的慘叫聲。值得指出的是，在險惡的環境下，仍有少數人秉持著良心，自發保護猶太鄰居、朋友。以色列政府的“國際義人”名單裡，波蘭有6706個，位居各國之首。

針對這幾個國家的複雜情況，伊斯特萬·迪克提出了一個頗有見解的觀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是納粹的國際夥伴，具有自身獨立性，可以拿猶太問題當作外交籌碼。波蘭已經徹底淪陷，沒有主權地位，在迫害猶太人的時候便無所顧忌，破罐子破摔。

通常歷史形象裡的希特勒，張牙舞爪，對盟友頤指氣使，實際上第三帝國盡量會尊重軸心國成員的主權完整。納粹的勢力範圍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保加利亞、芬蘭，他們跟納粹平起平坐，有極大的自主活動太空，甚至能和柏林政府討價還價；第二類，維希法國、捷克等仆從國，作為德意志國防軍的手下敗將，政務無法自己做主，但好歹有個門面維持；剩下的波蘭、烏克蘭等民族，沒有獨立政府，不設立國家元首，處於最悲慘的亡國狀態。

對於所有國家，納粹不會特意輸出意識形態。丹麥在國王投降後，本國的行政和司法體系原封不動，丹麥納粹黨是一個扶不起的阿鬥，在1943年議會選舉裡得票率僅為2%，社會民主黨獲得最多選票，這場選舉公開公正，德軍總部並沒有插手乾預。荷蘭起初由一個新興政黨掌控，它反對民主，一黨專政，對納粹路線進行了拙劣的模仿。1941年末希特勒叫停了這場政治實驗，讓傳統右派政黨接管。

法國戰敗建立維希政府後，本國的法西斯分子還不願意去投靠，在他們看來，貝當等人是第三共和的遺老，思想僵化，得過且過，底下人撈取一官半職，並非真心信仰國家社會主義。那些親納粹的法國人，抱有愚蠢的理想主義，真心實意地仰慕希特勒。他們聚集在德國駐巴黎大使奧托·阿貝茨的周圍，做著國家法西斯化，民族複興的白日夢。挪威和法國相似，法西斯民族統一黨的成員起初較少，在德意志入侵後，才有大量投機分子跟風入黨。

西歐國家裡固然少有狂熱的極權政體崇拜者，但也缺乏積極的抵抗者。丹麥保護猶太人是件好事，他們確實溫和善良，可他們沒開一槍，就乖乖讓納粹佔領了，沒有該國的工業體系、財力資源，希特勒擴張侵略也不會這麽順利。

德國很少干涉衛星國的內政，但也正因為此，這些國家有自主裁量權，要為自己的一系列罪行負責，無法推卸到希特勒頭上。丹麥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成為法西斯日本的盟友，丹麥的商人在德軍佔領下的東歐，開設跨國公司，壓榨剝削斯拉夫各族。

很多挪威人，受聘當集中營的保安、警察、指揮官，補充人手不夠的德國警力，自願加入德軍的挪威國民以及合作者，人數遠超超過了抵抗者。普通國民溫順服從，配合納粹的各項指令，導致挪威有41%的猶太人被抓捕，死在牢裡。如果德軍佔領區的所有民眾都像西歐人那樣馴服，後果不堪設想。

西歐有不少地段適合展開遊擊戰，荷蘭的田野沼澤，挪威白茫茫的雪山，比利時、盧森堡的森林山丘，但遊擊隊並不活躍，在戰爭末期才有了聲勢。那些不滿納粹的人選擇了其他抵抗方式：印刷英美的報紙，製造罷工給德國軍警添亂，幫助落難的盟軍飛行員逃學生。

二戰的抗德遊擊戰，多數分布在南歐、東歐。遊擊隊員採用了路邊炸彈等非對稱作戰方式，德軍的應對辦法更沒有底線，抓捕無辜居民作為“人質”，1944年在羅馬，每一個德國士兵被遊擊隊殺死，就有10名“人質”被處決，在塞爾維亞則至少是50個“人質”。

毫無疑問，東歐南歐的國家承受了巨大的苦難，但是這些國家製造了同樣多的血案。1941年6月，德軍從布達佩斯征召猶太苦工，原本只需要青壯年男子，但匈牙利政府把老弱病殘一股腦全部送出，加起來共有1.5萬人。斯洛伐克為了驅趕猶太民族，甚至主動倒貼，只要德軍肯接收一個猶太人，就補貼500馬克。

二戰初期，猶太人還能通過當奴工，出賣勞動力，來換得不死。到了局勢僵持的1943年，希姆萊、艾希曼展現了最後的瘋狂，執行“最終解決方案”，即滅絕猶太民族，一個活口不剩。這套方案的執行程度，是檢驗納粹盟友忠誠度的一個指標，德意志的人力有限，無法抓捕全歐洲的猶太人，需要他國配合。丹麥就是在這個時期，營救了8000個猶太同胞。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不同程度地抵製了“最終解決方案”，這三個國家都不是完全的法西斯政體，帶有傳統的保守主義色彩。納粹在勢力範圍內通常跟中右派合作，除非萬不得已，才扶植極右派。這樣的極端情形，軸心國陣營裡隻出現過一例。

匈牙利的攝政王霍爾蒂，出身於奧匈帝國的海軍，他是虔誠的保皇派，跟法西斯的箭十字黨很少有來往。在民族問題上，霍爾蒂表現出高度的彈性，既沒收“匈奸”猶太人的工廠，也庇護“忠君愛國”的猶太商人。古老的天主教保守理念，劃分了“好猶太人”和“壞猶太人”，而極權主義不留回旋余地，猶太人一律是邪惡的。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部分猶太企業正常運營，甚至為納粹生產軍需品。

1940年10月匈牙利發生了一場匪夷所思的煤礦罷工。發起抗議的礦工隸屬於箭十字黨的組織，要求加薪提高待遇。而礦主是猶太人，跟政府高層交情不淺。罷工活動間接妨礙了德製武器的生產，希特勒顧全大局，斷然拋棄了法西斯小兄弟，要求霍爾蒂派兵懲治煤礦工人。從此事可見，二戰的吊詭程度超過了人們的傳統認知。

1944年7月，霍爾蒂拒絕向艾希曼提交猶太人，再加上他私下跟英美接洽和談，希特勒忍無可忍，發起政變突襲，扶植箭十字黨上台。政局洗牌後，艾希曼成為匈牙利的太上皇，啟動“最終解決方案”，50萬猶太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遇害。即便如此，新上台的箭十字黨對艾希曼陽奉陰違，向國際社會表示自己並非完全聽命於柏林的傀儡，首都布達佩斯大約有12.5萬猶太人幸存下來。

1944年的平安夜，戰爭接近尾聲。一個叫貝拉·斯托拉的抵抗分子遭到箭十字黨暴徒的襲擊，貝拉的本職是記者，有能力提供假證件，庇護逃難的猶太人。當時匈牙利一半國土落入蘇聯手裡，箭十字黨總部逃離了首都，左翼人士組建了臨時政府，請求蘇軍停火和解。貝拉恰好是個親英美的自由主義者，打算創辦一份不受蘇聯控制的報紙，他在計劃奪取報社的路途中，跟箭十字黨殘留分子短兵相接，不幸喪命。

貝拉已經跟一個猶太姑娘相愛，打算戰爭結束後結婚，但他永遠無法完成心願。這個未婚妻的弟弟就是作者伊斯特萬·迪克，這件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斯特萬在1948年離開祖國，赴往西歐求學，60年代專攻二戰史。他在查找探尋貝拉·斯托拉生平的過程中，進而發現了戰爭期間匈牙利的複雜情況，萌生了寫書的念頭。

戰後歐洲的一些黨派、政府粉飾形象，塑造了反抗法西斯的光輝形象，即便犯有劣跡，也聲稱自己受到納粹的脅迫。戴高樂就說法國人參與全民抵抗，合作者只是一小撮。波蘭對自己的排猶行為諱莫如深，學者楊·T·格羅斯因為揭露耶德瓦布奈慘案，政府發言人抨擊他侮辱了波蘭的國格。《審問歐洲》全面地檢視了各國對納粹的合作、抵抗和報復，還原了戰爭的多層次立體面相。在動蕩的世界裡，法律和道德意義上是非、對錯，都不是一目了然。那種把二戰簡單化、非黑即白的處理，才是對歷史的最大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