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科辛斯基《被塗汙的鳥》：當“爭議”成為一個作家的全部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俞耕耘/文

《被塗汙的鳥》是一部會帶給人困惑的作品。雖然，作家科辛斯基反覆強調作品完全基於真人實事，紀錄暴行從來沒有“言過其實”。但同時又把作品置於某種“永恆虛構”裡，試圖用近乎神話傳說的敘事處理這種“反猶現實”。“我決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於某種神話境地，一種永恆的虛構狀態，全然不受地理環境或歷史因素的約束。”

科辛斯基的最大分裂正是這種既要指證坐實所受災難的“具體真實”，又想掌握虛構的“絕對特權”。以至於作品在誇飾性的有意報復與紀實性的揭露控訴之間撲朔迷離，晃來晃去。諸多評論的“討伐”即是一個側面佐證。如有認為“這是一本煽動性的紀實作品，影射了可以指認的一些社群在‘二戰’時期的生活”；也有認為他“引用民間傳說和本國習俗細致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是對他們特定的家鄉省份的醜化和嘲諷”。

當一些評論文章總在稱譽科辛斯基揭露暴行，不懼威脅的創作勇氣時，都忽略了他其實總在搖擺躲閃與“騎牆”。面對一些關於失實誇大、歪曲抹黑的指責，他會指出每個細節都真實具體，確有其事。那些村莊就是東歐最落後地區――與世隔絕，被忽略了幾個世紀。村民仿佛一直處在叢林，遵循野性思維，獸性暴力。然而，當攻擊者以“紀實作品”來要求看待，試圖找到現實的映射時，他又搬出民間傳說的“擋箭牌”，強調小說的虛構性、觀念性與抽象性。“我所用的人名和地名根本不能與任何特定的民族群體掛鉤”。

我更願意把這種匪夷所思，模棱兩可，理解為作家的“策略”。只不過這種“雙標”容易受到各方攻擊。這位波蘭作家的現實遭遇，也說明了此種“代價”。他去往美國，放棄母語，改用英語創作此書。作品出版後，作家被貼上叛國者的標簽、受到惡毒攻擊，甚至親屬和自身生命都遭遇威脅。1991年，科辛斯基自殺，一個在大屠殺裡的幸存者，最終沒能承受作品帶來的困厄，不僅令人唏噓。

這種命運似乎早已由小說的主題內容與創作手法所決定。《被塗汙的鳥》與大多數“大屠殺文學”、幸存者作品有明顯區別。它的故事空間既不在戰場、也不在集中營，並沒什麽毒氣室、焚屍爐的集群化、“流水線屠殺”。相反，作家目光“反觀祖國”，寫下的全是東歐東部鄉村裡普遍泛發的愚昧殘忍、惡行和暴力。換言之，科辛斯基的注意力不在於德國納粹做了什麽（因為納粹罪行是系統化的、顯見的），而是關注暴行的土壤氛圍和“群眾基礎”。這就觸及到戰後波蘭最敏感的身份認知問題――既是二戰受害方，同時也是反猶排猶的“前沿”。

故事以7歲猶太小男孩為敘事者，為了免遭集中營的屠殺，他被父母托人送出，在東歐各個村莊、農戶間輾轉逃亡，經受各種暴行得以幸存。迫害與避難，虐待與折磨，成了小說反覆重演的“單曲循環”。科辛斯基就是這樣，寫了一個又一個農戶“領主”，把猶太男孩當成牲畜雜種，晦氣噩運，從而百般凌辱，以虐待取樂。這些“故事群落”集群在一起，形成了規模效應――小男孩很自然生出世間哪裡都是暴行，逃亡鄉村並不比集中營好出多少的絕望厭世。納粹士兵和農莊農戶，在對待猶太人的問題上，並無什麽區別，都是“非人的獸性”。

小說的構思經營很有意味，所謂“被塗汙的鳥”，其實是“農民們最喜愛的娛樂活動之一，便是逮住一隻隻鳥兒，把它們的羽毛塗成彩色，然後放了它們，讓它們返回鳥群中。這些色彩鮮豔的生靈飛到同類中尋找安全，把這些棄兒活活殺死。”這也正是科辛斯基追求的某種永恆寓言的“套子”，它可以裝進去所有故事內核。也許，你會被書中突如其來、俯拾即是的施虐欲望所震撼：被赤裸吊打、被惡狗威脅、被扔糞坑、活埋啄咬、群鼠吞噬、血腥剜目……你甚至會納罕這種迫害和虐待的因果關係是什麽？到底是什麽引發了這些暴行和獸性？

其實作家已經提示給我們了，請注意他的措辭――這是一個最受喜愛的“娛樂活動”。從而，小說揭示了一種不需要因果的暴力，它沒有什麽原由，不是什麽懲罰，只是為了觀看，獲得快感。這樣的趣味，彌漫在小說裡，形成了一種施虐狂症的上癮快感，肉體折磨本來就是目的。那麽被塗成彩色，又有什麽隱寓暗示呢？在我看來，這其實就是一種“標記”，區分同類還是異類、種族和國家的標誌物。在小男孩身上，他的頭髮和眼睛就是這種“彩色標記”，時刻提醒他是未經洗禮的“吉普賽雜種”，隨時受到攻擊和凌辱。

這種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比類，是深刻的，因為它沒有忽視一個要素，那就是這個“彩色”並不是生來就有的，它是被人為“塗上去”的。換言之，所有的區別和罪惡，都是人為區別出來的，那隻鳥原來也是同類，就是鳥群裡的一員。所有種族主義也一樣，人為虛構出猶太人並非同類的謊言，並將其視為一種“常識”散播，最終形成了“共識”。

在冷戰語境下，一個身在美國的波蘭作家寫出如此作品，自然會被政治化，上升到意識形態陣營的對抗。“它歪曲了本國的民間傳說，詆毀了農民的形象，為本國的敵人的宣傳武器提供了炮彈”，諸如此類評論，從未斷絕。令人吊詭的是，即使如此，這部作品的尾聲也同樣令西方陣營不快――因為作家把小說唯一亮色撒在了蘇聯紅軍身上。一個歷經折磨苦難的小男孩最終得到紅軍士兵關懷，並試圖“認同”理解他們。

小男孩也從蘇聯士兵那裡得到了某種教諭：幸存就是為了能夠清算所受冤屈羞辱，對罪行進行審判和復仇。選擇自己的方式復仇，或許是科辛斯基與小男孩的最大觀念重合。在作者筆下，即使故事情節都確有發生，但他的細節呈現和描述興趣，都將仇恨作為第一推動。科辛斯基把原本極好的批判視角與反思維度，活生生地浪費了。他讓小說變為一個單向性、淺層化、堆疊而起的“暴行苦難展覽館”。

用暴力來渲染鋪陳暴行，正如飲鴆止渴，反而把小說搞得像自毀。作家缺乏一種松弛度、調節感，始終發力只會讓肌肉緊繃，一直控訴必然讓神經疲憊。當殘暴成為推土機式的傾倒，小說給讀者只會留下“感受器”的疲勞與鈍化，因為神經怎麽可能接受這種高強度的持續刺激？科辛斯基或許也感到這種寫作失控的危險，在窒息的氛圍裡也稍有一些調劑。在我看來，作家運用了民間傳說的思維正是要達成這種“中和”。它提供給小說一種魔法氣息，本質上是女巫一樣的奇異想象，解釋世界，理解暴行的目光。

小男孩的被救與自贖就是重要轉折。只不過，科辛斯基的復仇與控訴，也陷入到了一個巨大的悖謬裡，這甚至是他自己親手挖就的圈套。長期被壓抑、折磨和凌辱的受害者，反而會全面否定自己，出現迎合迫害者的情結。小男孩會憎惡自己的猶太體征，嚮往迷戀納粹軍官的俊美“威儀”。“這是一張絕對俊美、引人愛戀的臉，皮膚幾乎像蠟一樣細膩”，“他整個人都好像有一種完全是超人的東西……與這個肮髒醜陋的世界對比，這軍官好像是整潔完美的典範，處汙濁而不染：瞧，一張皮膚光潔的臉，大蓋軍帽下的頭髮金黃可愛，一雙眼睛像純金屬一般鋥亮……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嫉妒感刺痛了我，我羨慕他高帽上那個由骷髏和交叉的大腿骨構成的閃閃發光的帽徽。我想，要是我也有這麽一個沒有頭髮的閃亮的頭顱骨該多好，那我就不至於因長有一張吉卜賽人的臉而被體面人士懼怕和厭惡了”。“面對這樣一個用所有力量與尊嚴的象徵武裝起來的顯赫人物，我實在自慚形穢”。

這正是作家觀念的錯亂，他刻意強調了種族的特徵，優劣的對比，就像出於納粹宣傳片的手筆。這種反覆暗示，是否也說明，猶太男孩也潛藏成為迫害者、施虐者的衝動幻想？在我看來，《被塗汙的鳥》並算不上真正的勇氣之作。在批判力度上，作家的個人憤恨遠遠壓過了歷史反思；不知節製的暴力趣味，將原本或許是真實的細節，搞得也像“變形的誇張”。作品的可信度並不是靠作家的追加序言，來強製闡釋，附加辯解。《被塗汙的鳥》被稱為有爭議的作品，雖有政治原因，但科辛斯基自己的藝術處理，描寫趣味和意識觀念也確有缺憾。從某種意義看，那隻“被塗汙的鳥”也像是作家寫照：他激怒了祖國，也並沒有取悅美國；在虛構和紀實之間，也從來沒有鮮明立場。顯然，他被全面“排異”了，這是他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