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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澤平:中國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任澤平 甘源 石玲玲

  要客觀看待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中國在人均GDP、科技、教育、文化、基礎設施、社會福利等各方面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我國地區發展差異較大,雖然京滬津蘇浙閔粵七省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絕大部分省份依然處於中低收入國家水準。

  2001年,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WTO),享受世貿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特別待遇。2001年中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理所當然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WTO,享受發展中國家的特別待遇:1)進口關稅平均稅率14%,而發達國家僅4%;2)繼續享受未加入世貿組織前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單方面關稅優惠;3)過渡期4-8年,長於發達國家的2年;4)允許在世貿組織中享受例外原則,如判定傾銷的標準較發達國家低。那麽,目前中國究竟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是否需要承擔發達國家的國際責任?

  1      關於中國是否仍屬於發展中國家的爭議

  1.1   質疑者:中國已成為發達國家

  1)證據一:中國按照PPP計算的GNI總值世界第一

  購買力平價(PPP)是根據各國價格水準計算出來的貨幣等值系數,用於對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進行橫向比較。PPP的假設前提是同價原則,即各國同類產品的價格相同,例如,中國的GDP為5兆美元,在中國購買一個漢堡需要1美元,而在則美國需要3美元,則中國按照PPP計算的GDP總值就應該是15兆美元。

  2015年中國按照PPP計算的GNI總值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國際上部分國家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按照PPP計算的GNI總值,2015年中國GNI總值19.74兆美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因此,國際上部分國家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理應承擔發達國家在國際上的責任,不應當繼續享受世貿組織給予發展中國家的特別待遇。

  但是,按照PPP計算的GNI和GDP明顯超過發展中國家的真實收入,因此有失偏頗。購買力平價的假設前提是各個國家的同類產品價格相同,但實際上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商品和服務的成本、質量、種類和稀缺程度差別較大,自然價格也就相差甚大,同一件商品在各國的價格千差萬別。此外,購買力平價的前提是收入因素,西方國家的GDP作為產出概念,與收入是相等的,但在中國產出和收入之間存在較大的缺口,中國的GDP並不等於居民收入。經濟學家霍德明曾計算,中國的產出和收入之間的缺口大概是25%-30%。因此,直接用PPP進行換算,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就會被過度修高,超過真實的收入水準。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2)證據二:按照PPP計算的人均GDP達到高收入國家水準

  中國按照PPP計算的人均GDP達到高收入國家水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參考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人均GDP將國家分為先進經濟體(Advanced Economies)、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目前中國屬於新興經濟體國家。2017年,中國按照PPP計算的中國人均GDP達到16806.7國際元,達到高收入國家水準。

  但是,按照PPP計算的人均GDP畸高,且我國人均GDP水準依然低於世界平均。2017年我國按照PPP計算的人均GDP仍然低於世界平均水準,與發展中國家齊平,遑論趕超美德日英法等發達國家。此外,從國際視角來看,雖然卡達、科威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按照PPP計算的人均GDP超過美國、德國等國家,但由於石油國家工業結構單一,依靠自然資源獲得了較高的人均GDP,國際油價波動或軍事活動等會對該類國家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因此國際上很少有將卡達、科威特、阿拉伯等劃分為發達國家的。由此可見,人均GDP並不能作為劃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國家的唯一標準,而更應該參考綜合國力。

  1.2   支持者: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

  1)證據一:中國人均GNI、GDP僅為美國15%

  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人均GNI低於世界平均值,屬於中高收入發展國家。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國民收入(GNI)將國家分4類,包括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GNI的下限是根據每年全球價格水準進行調整,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可以享受國際複興開發銀行提供的優惠貸款支持。2017年中國人均GNI為7310.28美元,僅為美國的15%,與高收入國家還有較大的差距,甚至低於世界平均水準的10387.07美元。

  按照人均GDP計算,我國人均GDP低於世界平均值,距離高收入國家還有較大距離。GNI與GDP大體接近,差額為來自境外的要素收入淨額。按照世界銀行統計,2013-2017年中國的人均GNI為人均GDP的98.5%,因此按照人均GDP劃分,高收入國家的GDP標準約為13000美元。2018年我國人均GDP約9700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13000美元的下限仍有較大距離,且根據2017年數據,我國人均GDP依然低於世界平均水準。

2)證據二:中國人類發展指數(HDI)僅世界中遊

  2)證據二:中國人類發展指數(HDI)僅世界中遊 

  按照人類發展指數衡量,目前中國處於世界中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每年發布人類發展報告,計算和發布人類發展指數(HDI)指標,對一個國家按照PPP計算的人均GNI、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預期壽命進行綜合處理得出結論,指標從0-1不等,指標超過0.8即定義為發達國家。1990-2017年,中國人類發展指數快速提高,但是2017年中國HDI指數也僅達到0.752,世界排名86位,處於全球中遊,與德國(0.936)、美國(0.934)、英國(0.922)、日本(0.909)和韓國(0.901)等發達國家比起來相差甚遠。可見,在綜合水準HDI衡量下,中國目前仍是發展中國家。

2      多元評判標準及中國地位

  2      多元評判標準及中國地位 

  我們可喜地看到,中國在高鐵、互聯網、科技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和發展。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在基礎設施、醫療衛生、科學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我們距離發達國家依然有較遠的距離。

  2.1   科學教育

  2.1.1  科技領域成果顯著:發展迅猛,世界領先

  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快速發展,獨角獸數量僅次於美國,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國家實力的關鍵,而獨角獸企業的誕生是科技領域成績的重要證明。從全球視角來看,美國和中國佔據超七成以上的企業,根據CB Insight數據統計顯示,從2011年至2018年,全球共有292家獨角獸企業。其中來自美國的共140家,佔47.9%;中國共84家緊隨其後,佔28.8%;其他國家合計佔比23.3%。

  中國在專利申請數量、科技期刊文章數量等領域發展迅猛,迅速超越美國。2000年以來,中國專利申請數量、科技期刊文章數量迅猛發展,2010年超過美國和日本,成為全球專利申請數量第一的國家,2016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科技期刊文章發表數量第一的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

2.1.2 科學研發人員密度:數量領先,密度不足

  2.1.2 科學研發人員密度:數量領先,密度不足

  我國科研人員密度低,距離科技強國仍有較大距離。科研人員密度是衡量科技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2016年我國每百萬人中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數量僅1205.7人,低於世界平均水準1473.2人,而最高的丹麥達到7514.7人,韓國和日本也分別達到7153.4人和7113.2人。富於創新精神的科研人員是經濟體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我國距離成為科技強國還有較大的距離。

2.1.3  高等教育入學比例:發展迅速,總量不足

  2.1.3  高等教育入學比例:發展迅速,總量不足  

  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比例51%,高於世界水準,但仍低於發達國家。高等教育院校入學比例佔總人口的比重體現了一國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2017年中國高等教育入學比例僅51%,包括本科和高職院校,而韓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高達93.8%,美國、德國、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學率也分別達到88.8%、68.3%和63.6%。我國傳統歷來注重教育,高等教育普及率不斷提高,但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中國的應用軟體、家電電子製造等領域競爭力強大,但芯片、發動機、基礎材料等基礎領域跟美國比處處是短板。

  2.2   社會福利

  2.2.1  平均勞動工作時間:勤勉有余,效率不足

  中國勞動者休息時間遠低於歐洲和美洲國家,亦高於亞洲諸多國家根據英國《衛報》公布的平均每年工作時間來看,整體呈現亞洲>美洲>歐洲,亞洲傳統較為勤勉,而中國平均勞動時間在亞洲國家中又排名靠前,平均每年工作約2200小時,勞動者休息時間遠低於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再根據瑞銀集團的調查數據,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最長的前五大城市分別為香港、孟買、墨西哥城、新德里和曼谷,都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而平均每周工作時長最短的巴黎、裡昂、莫斯科、赫爾辛基都屬於發達國家城市,工作時長排名倒數第17的倫敦每周工作時間也僅僅33小時,勞動者休息時間遠高於中國。

2.2.2  社會福利支出佔比:相對落後,有待加強

  2.2.2  社會福利支出佔比:相對落後,有待加強  

  我國社會保障支出佔GDP比重僅11.5%,不及歐洲佔比最低的拉脫維亞(14.5%)。根據國家統計局科學研究院的數據,2008-2015年我國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由1428.5元提高至5742元,社會保障總支出佔GDP的比重由5.9%上升至11.5%。但是,和歐洲國家相比,仍然相去甚遠。2014年,歐盟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重高達28.7%,人均社會保障支出7903.4歐元,按當年匯率,約為我國的13倍,即使是佔比最低的拉脫維亞,人均社會保障支出也達到1096.5歐元,社會保障總支出佔GDP的比重達到14.5%,遠高於我國。

2.3   醫療衛生

  2.3   醫療衛生  

  2.3.1  醫療服務覆蓋水準:整體落後,逐步改善

  每千人內科醫生數量遠低於發達國家,甚至低於部分發展中國家。每千人人口的醫生數是衡量人類發展狀況和各國人權狀況的重要指標,以內科為例,包括全科和專科醫療內科從業人員,2016年中國每千人內科醫生數為1.81人,而最高的奧地利則達到5.23人,德國、法國、美國分別為4.19人、3.24人和2.57人,亞洲的日本、韓國也達到2.37人和2.33人,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南非每千人擁有的內科醫生數1.9也高於中國。可見,我國的醫療條件和發展狀況依然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且僅略高於世界平均水準(1.49人)。

  每千人醫院床位數遠低於發達國家,醫療資源仍然匱乏。床位是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核心資源要素,是國際上衡量國家間衛生資源和服務能力的重要指標,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是主要的通用指標。2016年我國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為1.8張,而德國、俄羅斯、美國、日本和韓國的每千人床位數分別為4.2、4.0、2.6、2.4和2.3,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國每千人口床位數達到6張的發展目標,但目前看來仍有較遠的距離。

2.3.2 衛生環境發展水準:相對較差,有待改善

  2.3.2 衛生環境發展水準:相對較差,有待改善 

  清潔的飲用水和安全的衛生設施是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人類基本人權,是衡量一個國家衛生水準和基礎設施的重要依據。

  中國農戶水衝式衛生馬桶使用率僅36.2%,衛生設施建設水準仍然較低。根據國家統計局2016年末的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公報(第四號),全國使用水衝式衛生廁所的家庭僅8339萬戶,佔比36.2%;使用水衝式非衛生廁所的721萬戶,佔3.1%;使用衛生旱廁的2859萬戶,佔12.4%;使用普通旱廁的10639萬戶,佔46.2%;無廁所的469萬戶,佔2.0%,截至2016年,我國仍有大量居民未使用衛生馬桶,基本的衛生條件尚未得到保障,基礎設施建設水準依然較為欠缺。

  淨化自來水覆蓋農戶僅47.7%,仍有超過10%的農戶無法獲得清潔飲用水。2016年我國家庭中10995萬戶的飲用水為經過淨化處理的自來水,佔總人口的47.7%;9572萬戶的飲用水為受保護的井水和泉水,佔41.6%;而仍有10.7%的住戶無法獲得安全保證的飲用水,基本的清潔用水權益尚未得到保障。

  城鎮存量住房衛生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根據2015年的小普查數據,城鎮住宅中仍有25.8%的家庭沒有獨立的抽水/水衝廁所,8.6%的家庭沒有獨立廚房,即使在城鎮,我國的住房基礎設施建設依然不夠完善。

  環境汙染暴露人群(PM2.5)佔比高達56.33%,生活環境較為惡劣良好的環境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程度的重要依據,2016年中國暴露在PM2.5超標環境下的人群高達56.33%,僅低於印度的75.8%,排名倒數第二,而加拿大、美國、德國的環境汙染暴露人群僅7.53%、9.2%和13.46%,亞洲的日本和韓國也僅13.16%和15.5%,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居民的生活環境依然較為惡劣。

2.4   基礎設施

  2.4   基礎設施  

  2.4.1  基礎設施建設水準:部分領先,整體不足

  鐵路基礎設施建設高速發展,出行價格低,仍是中國人出行的首選交通方式。2008-2017年中國鐵路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高鐵基礎設施實現了高速發展,高鐵客運量佔比由不足1%大幅提高至56.8%,速度快、價格適中的高鐵迅速成為中國人出行的重要選擇;此外,2017年中國鐵路客運量超過30.84億次,按照每人年均4次乘坐鐵路,則2017年超過7億人選擇鐵路出行,可見,價格更優惠的鐵路依然是中國人出行的首選交通方式。

  中國公路裡程密度低,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仍有較大距離。2017年,中國公路裡程密度0.51公里/平方公里,而日本則高達3.5公里/平方公里,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印度公路裡程密度高達1.8公里/平方公里,可見,雖然鐵路基礎設施建設高速發展外,我國的其他基礎設施建設水準依然不足,不僅較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也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港口基礎設施質量欠佳,甚至落後於部分發展中國家水準。世界銀行對各國高管進行調查,用港口質量進行劃分,衡量各國企業高管對本國港口設施的感受,1分表示十分欠發達國家,7分為十分發達高效。按照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2017年中國的港口質量僅4.6分,而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的港口質量指數分別為5.8、5.5、5.5和5.3,可見我國港口基礎設施建設水準還較低,落後於南非(4.8),與印度(4.6)的港口基礎設施建設質量水準齊平。

  中國航空客運量遠落後於鐵路客運量,搭乘過飛機的人口佔比遠低於美國。根據中國民航局統計,2017年中國航空客運量5.52億人次,考慮到坐飛機往返至少2次,且存在大量長期出差的乘客和外國乘客,因此2017年中國搭乘過飛機的人次應該不超過2億,相比於鐵路,飛機出行票價更高,尚未成為中國人的出行首選。反觀美國,2017年末美國總人口不超過3.3億,但航空客運量達到9.4億次,即使排除國外乘客,2017年美國至少有3億人次搭乘過飛機,可見飛機是美國人出行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2.4.2  通信基礎設施建設:高速發展,總量落後

  2.4.2  通信基礎設施建設:高速發展,總量落後  

  中國互聯網滲透率高速發展,但依然遠落後於發達國家。2000-2017年來中國互聯網發展迅猛,滲透率由不足1%迅速提高至54.3%,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互聯網滲透率仍然較低,2017年韓國互聯網滲透率最高,達到95.1%,日本、德國、法國的互聯網滲透率也都超過80%,而中國的互聯網滲透率僅與南非(54%)相當,且僅略高於世界平均水準(45.8%)。

  中國安全互聯網密度低、增速快,歐美是中國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安全互聯網伺服器是指互聯網交易過程中使用加密技術的伺服器,是一個國家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衡量指標。從增速看,2011-2018年中國安全互聯網伺服器密度同比增速遠超世界各國,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高速發展。但是。2018年中國每百萬人擁有的安全互聯網伺服器僅447.2個,世界平均水準已經達到6184.3個,和發達國家相比更是遠遠不足。2018年,美國、德國、日本每百萬人擁有的安全互聯網伺服器分別為6.5萬、5.7萬和1.2萬,為我國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3      部分省份媲美發達國家

  3      部分省份媲美發達國家  

  從2017年各省人均GDP角度來看,地區差異較大,京滬津蘇浙閔粵七省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絕大部分省份仍然處於中低收入國家水準按照2018年人均GDP衡量,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7個省市的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達到高收入國家水準的下限,但與美國(5.95萬美元)、德國(4.45萬美元)、日本(3.84萬美元)等國相比依然相差甚遠。除此之外,剩下的24個省份的人均GDP仍然處於發展中國家水準。

  從各省2017年HDI角度衡量,北京、上海、天津、香港、澳門、台灣的HDI超過0.8,江蘇、廣東和浙江已接近0.8的水準,即將比肩發達國家水準,但與德國(0.936)、美國(0.924)、日本(0.909)等國家相比依然差距很大;此外,西藏、雲南、貴州、甘肅等省份的HDI更是僅處於中低水準,西藏HDI指數(0.589)與讚比亞、約旦、阿富汗、海地等國水準接近。

4      距離發達國家還有多遠

  4      距離發達國家還有多遠  

  我們需要清醒的認識到,中國目前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距離成為發達國家還有較遠距離。從人均GDP角度考慮,按照目前6%的同比增速,隨後每年的增速給予0.2%的遞減,預計到2022年我國人均GDP水準將達到13000美元,剛剛達到高收入國家水準的下限,而2017年美德英法日等發達國家人均GDP均超已過30000美元;從HDI角度考慮,按照目前每年0.004的增加值,預計2030年我國HDI水準有望達到0.8的水準線,與發達國家比肩,但美英日韓法等發達國家2017年HDI水準已經超過0.9,我國與他們的差距依然很大;結合科教文衛等綜合發展水準考慮,我國距離成為發達的現代化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5      啟示及建議

  5      啟示及建議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這得益於改革開放帶來的充分競爭。在經濟總量方面,中國與美國的差距逐漸收窄,在科技、互聯網、基礎設施等方面,部分領域成績斐然。

  但是,我們需要清醒的認識到:其一,中國在人均GDP、科技、教育、文化、基礎設施、社會福利等各方面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其二,我國地區發展差異較大,雖然京滬津蘇浙閔粵七省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絕大部分省份依然處於中低收入國家水準。

  要客觀看待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清醒認知中美差距。我們建議:第一,更大力度的推動改革開放。建立更高水準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降低關稅、放開投資限制、內部審查,在科技、能源、教育、衛生醫療、文化體育、金融等領域實現全面開放,充分競爭;第二,進一步補短板。雖然中國在部分領域成績斐然,但基礎技術和關鍵領域的科研實力依然不足,應該加強對薄弱領域的資金投入、人才培養和體制改善,進一步提高綜合國力。

  (本文作者介紹: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恆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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