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橋：下一次產業革命的基礎是認知科學的突破

陳天橋：下一次產業革命的基礎是認知科學的突破在大腦開發方面，我們經歷的產業革命到現在為止，是依賴於信息技術，現在還在吃幾十年前的老本。

匯眾醫療總裁 鄒劍宇 為FT中文網撰稿

在中國互聯網行業BAT格局形成之前，成就霸業的只有盛大。和妻子雒芊芊、弟弟陳大年創業的陳天橋，天賦與格局是被公認的。可惜天不作美，陳天橋傷病纏身，隨之盛大公司私有化，創始人舉家遷居新加坡，公司從實業公司轉型為投資公司。

多年幕後休養之後，陳天橋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因為“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 (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以下簡稱TCCI)，研究院的目標是“通過更好地了解我們的大腦如何感知、學習和與外界互動，促進人們的生活體驗，造福全人類。”2018年TCCI發布了由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 全球首映的一部紀錄片《打開思想的大門》，記錄當下腦科學的現狀，展現陳天橋的意志和願景。2019年3月，TCCI發布了研究院的第一份年報。

近日，就TCCI的腦科學研究事業和他的生命感悟，我與陳天橋進行了一次語音訪談。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節選

“下一個石頭在哪裡？”

陳天橋：我想介紹一下TCCI的整個計劃，TCCI是著力於三個方向來推動大腦研究：第一個是基礎研究，研究在細胞在分子這個層面，人類大腦運作的機理。第二個是臨床研究，主要推動基礎研究在解決人類的三大腦疾病的問題上帶來幫助。TCCI並不研究新藥，是幫助研究新藥，讓人類能夠應用核心和基礎研究的成果。第三個叫做大腦開發，利用我們基礎研究的部分，來推進第四次工業革命。

在基礎研究方面，TCCI創立了加州理工學院陳天橋雒芊芊腦科學研究學院。加州理工在全世界雖然不像MIT什麽這麽有名，但絕對是世界一流的大學。中國的基礎研究離美國還有很大的距離，但是我們也希望中國在裡面起非常大的作用。TCCI在上海創立了臨床研究轉化中心，與華山醫院和上海精神衛生中心達成合作。臨床研究轉化中心專注於解決實際問題。你知道中國是具備很大的優勢，因為我們人口多，樣本多。在做基礎研究的時候，條件也不像那麽美國人那麽死板。

在大腦開發方面，我們經歷的產業革命到現在為止，是依賴於信息技術，現在還在吃幾十年前的老本。就像往一個池塘裡面一顆石頭丟進去，一層層波紋出來，波看著越來越大，把我們所有都圈住了。但它的動力實際上越來越小。所以問題就是：下一個石頭在哪裡？我認為下一個石頭在認知科學。

我們人類科技的發展，歸其本質，是為了不斷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欲望和需求，這種欲望和需求本質上是人的一種感受和認知。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我們發現自己並沒有比一百年前的人真正快樂多少，可見向外尋求，或者說通過改變外界來滿足和討好自己的大腦，並不是解決幸福和快樂的終極之道。所以為了能夠有更大的突破，我們要麽把人類的感知賦予外界，讓他能夠更懂我們，更理解我們的需求，這就是人工智能，物聯網，自動駕駛汽車，機器人，虛擬現實等熱潮的根本；要麽就是根本上了解欲望的本質，揭開大腦這個黑盒子，理解人類感知、決策的過程，讓科技真正從討好大腦，欺騙大腦到破解大腦。無論哪種方式，都需要我們在認知科學上能有根本突破。

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可以做更多，因為我們還年輕。我經常問‘真正的慈善家是什麽樣子？’——真正的慈善家是像一個企業家一樣的來做慈善，而不是一個捐贈家。黑石基金的全球主席蘇世民，捐助了清華蘇世民學院，前天在我家喝茶。72歲的蘇老爺子，業務繁忙，他說蘇世民學院要佔他30%-40%的時間，到現在為止四百位的蘇世明學者，每一個他都親自面試。

我們也想向他學習，單單通過合作來解決這三個問題，我們是不滿足的。

今年開始要真正的直接把錢和我們的資源打到人。我們跳過合作學院，直接打到最年輕的科學家身上。”

面向年輕人的TCCI博士後項目

陳天橋：2018年全世界幾乎所有最重要的神經科學的會議都是TCCI讚助的，我們專門拍了那部《打開思想的大門》的紀錄片，主題就是告訴大家：年輕科學家是最重要的力量。

TCCI曾經想過培養未來社會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培養未來企業家，培養未來的老師或者什麽。但是最終來說是要培養未來的科學領袖，它既包括像諾貝爾獎獲得者，自己有直接的研究；也包括科學機構的負責人，比方說像大學的校長；還包括像一些高端科技企業的CEO和創始人。

我們的世界是一波波地往前推進的。但是世界的原始的推動力一定是在科學家，然後進入到企業家，再進入到政治家。很多互聯網公司利用現在的技術重新組合以後來滿足人的需求，如果真正來一場技術革命，所有的企業全部都重新洗牌。

2018年TCCI花了一整年時間對23所頂級大學，包括哈佛、史丹佛、MIT等，做了一個完整的一個調研，所有的大學都認認真真的完成我們的問卷調查。我們同時訪談了20位頂級的教授，最後完成一本關於年輕科學家的白皮書：年輕科學家遇到什麽問題？該怎麽做？這些工作都是為了最終推出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post-doc program（TCCI博士後項目），我們想給它取一個更酷的名字，目的是培養世界性的下一代科學領袖。

這將是TCCI真正自己來運營的一個項目，我最終希望它是真正一個專注於研究“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學院。神經科學家和精神疾病的專家只是一個基礎，學院還會有哲學家、會有神學家、社會學家、會有心理學家。我們為此在聖何塞買了一個兩百畝地的一個校園作為研究基地。

像我們這樣的企業家，沒有扎實的科學理論基礎，做一個盛大或者做別的公司可以，但不可能懂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技術。我在美國一年半時間見了250個教授，每天如饑似渴學習，因為很多東西完全都不懂。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科學家、博士，他們可以成為著名的企業家。我們希望能夠在年輕科學家裡面找到未來世界的科學領袖。

鄒劍宇：確定上述支持的科學家和項目的對象之後，是一個什麽樣的管理機制呢？

陳天橋：這個請允許我先保密，因為具體細節還在不斷地完善中，但是通過我們和這麽多科學家的溝通和訪談，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這是一個不同於任何一個現有博士後項目的項目，我們對自己項目的獨特價值很有信心。

鄒劍宇：這個企業和學校研究機構結合的想法，對現在美國大學校長的啟示在哪裡？

陳天橋：現在所有的大學校長最關心的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跨學科之間的合作。是因為科學家一沉進去項目，Ta就專心研究不抬頭看了。所以怎麽樣跨學科，是校長們最關心的問題，是整個科學界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第二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麽樣讓年輕科學家能夠拿到錢。校長們頭痛的問題是年輕科學家拿不到錢。因為政府撥款，或者慈善家的捐款，為了安全起見，會優先撥給諾貝爾獎獲得者這群功成名就的科學家。萬一項目輸了，政府是要負責任的。中國也存在這個問題。對於慈善家來說，會把捐款放給已經被證明成功的人，交給研究某個病的最厲害的人。

因此年輕科學家根本沒有管道拿到讓他們自由研究的錢。因為只有自由他們才能夠毫無拘束地做自己的事情。如果這錢是你的老闆給你的，他們都是明確要求你配合他做事情。

鄒劍宇：TCCI確定了合作的年輕科學家有多少人了？

陳天橋：今年正式開始。希望最終做到一年300到400個人。

鄒劍宇：TCCI現在敞開大門，給全美所有甚至全球所有的年輕科學家來參與這個項目。這個方案和加州理工研究中心和上海臨床轉化中心的年輕人項目之間是什麽關係？

陳天橋：他們沒有關係。我們跟華山、跟加州理工是合作關係，我們是在董事會來參與管理。但是聖何塞這個博士後項目由TCCI直接運營，與合作項目之間在業務上面可能是有些重合，但是它們來自於不同的企業和管道。

在TCCI2018年報介紹了我們已經做的事情。2019的重點就是做博士後項目，這是我們的主營業務。還有一些別的項目也將陸續推出，我們請一家谘詢機構在做世界上第一個Brain & Mind Museum（大腦與思維博物館），按照以下三塊內容呈現：人類對大腦探知的歷史，關於疾病與治療康復，以及關於未來科技如AI等於大腦相關的內容。我甚至會在這個博物館裡面建一個寺廟，一個現代寺廟。

鄒劍宇：這個項目投入的資源和日常的工作計劃是明確的，那麽未來在有研究成果、成為一個商業項目的時候，關於所有權和利益分配有什麽樣的方案？

陳天橋：對這一塊我們沒有放很多的心思。我賺錢已經夠多了，所以我們現在是全身心考慮怎麽樣讓這批人真正的為社會有貢獻。當然這批學員的錢都是我們出的，如果他們真的有革命性的突破，我們肯定是近水樓台先得月。

我們（盛大）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風險投資的平台。作為基石LP，我們將投資40個基於科技的風險投資基金。現在已經投了12個，2019年要投到40個，專門針對Deep Technology的風險投資基金，每個基金都有1億美金的規模。因此我們可以撬動40億美金，支持這些早期的項目轉化成為一個Start Up公司。

鄒劍宇：今年若招收年輕學者，你也會挨個自己面試嗎？

陳天橋：當然，這是一定的。我們有一個學術委員會，他們來研究候選人的學術水準和能力，這個我們不懂也不參加。他們推薦過來的人最終是由我和芊芊來拍板。我們面試的東西比學術要更廣一點，包括他們從事的技術對應用有對社會有多大的影響力？這個人有否有領導力？這個人的合作意識是不是強烈？有一系列指標來完成面試。

為何關注大腦和生命？

鄒劍宇：你把盛大退市是你身體有了疾病。疾病與你改變事業軌跡，體驗自己生命是什麽關係？

陳天橋：疾病給了我一個Stop Sign（停止信號）。你看中國有大量的交警和大量的紅綠燈；美國沒有那麽多交警，很多地方沒有紅綠燈，但會在路口放一個紅紅的一個上面寫著Stop Sign標誌，所有開車的人看到暫停兩秒，不管有沒有人，每人被訓練停兩秒。

我們的人生就像在開車。開得習慣了以後，缺乏一個Stop Sign。我原來就每天賺錢，每個季度要給季報，年底要給年終獎，下個季度的增長率怎麽樣？其實你忘了你的人生的意義，你到底是在幹什麽？我覺得疾病給了我一個人生的Stop Sign，讓我重新回到開車這件事情，而不是腦子裡面到處在轉。這可以說改變了我的人生。

鄒劍宇：你是這個時候開始關注腦科學這個領域？

陳天橋：從2013年開始準備到2014年把盛大退市，人生的Next Chapter（下一章節）問題就出現了。你人生的下一章節篇章到底在哪裡？

第一種辦法是回到中國再接著做。有一家PE公司專門飛過來新加坡叫我在中國重新上市。他說你在中國一上市你一定變首富了，因為那時候遊戲業務可以拿到一百倍溢價，盛大的利潤有四五十億。關鍵盛大公司百分之百都是我們自己的，他說：“你可以三四千億都是你一個人的，很快又變成首富或者變成什麽了”，但是我問：“為什麽要重複這個人生？”你30歲做過的事情，為什麽還要40歲做50歲做60歲做，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不想再競爭財富，我第一想到是要為社會做貢獻做慈善。做慈善又有很多種，有的人說我幫助貧窮，有人說他要做教育。最終真正的思考下來，覺得要對社會有根本的推動，就像我剛才說的還是要靠科學。因為比方說你幫助疾病或者幫助教育，你都只能夠對一個人群有幫助。但是每個人都有大腦，每個人都會變老。每個人老年疾病都是跟大腦有關，每個人都會有精神性的問題。所以我們覺得這是抓一點就到全身的方法。

另外一個角度，我是個佛教徒，我對什麽是真相充滿著好奇。再加上我有很嚴重的恐慌症，本身是一個病人，但是吃了一片藥你就可以沒有恐懼了。我好奇“我到底是個機器人，還是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一個人”。

佛教徒不斷地講人生是苦，最早的時候我想就專門來解決苦的問題。比方說痛，研究後就發現大腦決定你痛不痛，很多人在打仗的時候手掉了，可以覺得不痛；很多人手被割掉了以後，他仍然覺得他的手指頭很痛。實際上一切都是自己的大腦。

各條路線不斷地匯總，你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太有趣的方向。我們去年一直覺得很Lucky(幸運)。在我們這個年紀有這麽大的財富，發現很多人都感興趣的領域。我認為就在未來的十年到二十年，腦科學可能產生革命性的變化。而我們的幸運是沒有在三十年前進入，也沒有在它十分成功之後再來。在這個時間節點裡，我覺得我是可以給整個研究做一點貢獻的。

鄒劍宇:你現在說十年可能有突破，你有明確的期待嗎？

陳天橋：對人和對大腦的了解是無止境的，我說的突破當然是階段性的突破。

你能夠想到的人類的最超常的科技預言，大腦都可以列在前幾位。我不能預言我說的這些東西，哪一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就會有突破，但是一定會有一個有突破。你只要突破一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比信息技術的革命還要大。我只要突破一個，就可以顛覆整個產業了，當然這並不是TCCI設立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