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下的大宋之變

《大宋之變，1063-1086》趙冬梅/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編者按

從來沒有哪個朝代像宋朝這樣飽受爭議，有人說它積貧積弱，有人說它文明輝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冬梅認為，從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年司馬光離世，24年間，宋朝政治由盛轉衰，堪稱“大宋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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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接近於理想狀態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在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統治的長治久安為最高目標，追求一個“穩定”——整個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穩定，兩個“安全”——朝廷國家統一的安全和皇權的安全。

為達此目標，王朝政治的理想狀態應當包括下列內容：第一，國家制度的設計傾向於地方、部門、機構、個人的分權製衡，以確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權；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對社會的頻繁騷擾和過度壓榨，以“不擾”為善政，皇帝與朝廷必須承認並敬畏社會所具有的“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集體力量；第三，在政治運作中，一方面，皇帝應當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製於任何利益群體（比如后宮、外戚、宦官、權臣、勳貴、強藩），並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兼聽獨斷，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夠有效地輔助皇帝治理國家，這種輔助不僅僅是作為行政官員承擔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能及時糾正皇帝的錯誤缺失，提醒皇帝統治中可能存在的隱患，防患於未然，弭患於已發，消除小矛盾，避免大衝突。

以上述標準衡量，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於理想狀態，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績”：第一，國家制度設計精良，近乎完美地實現了分權製衡，基本消除了強藩、宦官、權臣、外戚等因素對國家統一和皇權穩定的干擾，做到了“百年無內亂”；第二，政策制定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在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避免過度擾民，所謂“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第三，批評糾錯機制實施有效，這套機制包括複雜精密的輿論、監察、信息溝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評的思想基礎和政治風氣——“最好成績”的政治不等於沒有問題，而是有問題能夠被及時指出，並加以糾正。

影響穩定性的主要因素是人

北宋政治有三項核心特徵：分權製衡的制度設計、追求國家-社會平衡的政策傾向、實施有效的批評糾錯機制。其中，制度設計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或者說惰性，政策傾向與批評機制的穩定性則是脆弱的，影響其穩定性的主要因素是人，可以分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其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無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權力。來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絕，都有權拒絕；他的任何荒謬決定，只要堅持，臣下都不得不執行。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皇權實施強製性約束。

作為皇權的行使者，“皇帝”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作為時間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續，和空間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間統治者，皇帝代表著包括朝廷國家和社會在內的“江山社稷”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他應當作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選擇和決定——這是“抽象的皇帝”。

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權力讓他可以任意妄為、打破一切制度和傳統的約束，當然，這樣一來，皇帝本人、朝廷國家以及整個社會，都將付出慘重代價——這是“具體的皇帝”。

“抽象的皇帝”通過“具體的皇帝”來表達、行使皇權。如何讓“具體的皇帝”更接近於“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戰。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應當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國家與社會利益平衡原則，避免個人私欲的過度膨脹；“抽象的皇帝”還應接納士大夫對皇權的約束，對批評采取開放態度，承認這是一種正向的力量。那麽，怎樣才能讓“具體的皇帝”做到這些呢？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傳統的熏染、儒家經典的學習和士大夫集團特別是宰相大臣的引導。當然，教育不是萬能的，“具體的皇帝”的具體遭遇所造成的具體心理狀態，會影響甚至逆轉政治的方向。

其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樞密院分掌軍政，宰相府隻管民事，宰相府與樞密院合稱“二府”，二府長官構成了廣義的宰相群體。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同時擁有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和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因此，不管是對於國家政策的制定，還是對於批評機制的維護，宰相的想法、說法與做法都具有風向標的作用。作為士大夫集團的領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導、規諫皇帝；作為政府首腦，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納批評的雅量。

其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賦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導、規諫皇帝的權力與責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經典、天意人心與祖宗法度，對皇權施行約束。這種約束，就其本質而言，屬於非強製性的道德約束。因此，作為一個整體，士大夫必須展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或者更確切地說，集體的道德敗壞會使士大夫喪失約束皇帝的力量。

衡量士大夫集體道德敗壞的標準，不是個別人物的道德水準，而是這個群體是否陷入“惡性分裂”。所謂“惡性分裂”，指士大夫群體分裂成為利益集團，集團利益超越朝廷國家的整體利益，成為影響個人與群體政治選擇的決定性因素，集團之間黨同伐異，互相攻擊，甚而至於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現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單等。

一旦陷入“惡性分裂”的局面，“忠義廉恥”必然變成虛偽的口號，士大夫必將跌下道德制高點，淪為權勢的奴仆；而皇帝也將失去超越性，不得不與更善於玩弄權勢的集團結合，一個王朝也就距離滅亡不遠了。

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政治的逆轉

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政治的逆轉，當然這一切不能隻歸咎於王安石，逆轉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經埋下。漫長而艱險的即位過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為失當。神宗少年即位，力圖為父雪恥，“大有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發生變化，王安石作為宰相，只不過是逢君之欲，順勢而為。

首先，王安石變法改變了北宋朝廷的政策傾向。“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在朝廷國家的目標與社會利益之間追求平衡的政策傾向消失了。不管變法派如何標榜“摧抑兼並”“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但是神宗的府柯瑞積攢下來的錢物是事實俱在的。

哲宗即位之初，戶部尚書李常算過一筆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共五千六百餘萬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庫封樁錢及千萬貫，總金、銀、谷、帛之數,複又過半”，總計達一億貫以上。而這是在神宗對西北用兵、開疆拓土、長期消耗之後剩下來的錢物。變法的斂財本質不容否認。

至於新法推行人員的違規操作對當地社會造成的損害，王安石的態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隻問其“實利”多少，“功狀”如何。處理程昉淤田“廣害民稼”案，處理王廣淵在京東強製推行青苗貸款案，皆如此類。

其次，王安石破壞了寬容政治共識，撤掉了批評糾錯機制得以發揮作用的思想基礎。北宋士大夫群體的“惡性分裂”出現在哲宗親政以後，然論其根源，則必上溯至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本人反對“異論相攪”，主張“一道德，同風俗”。在王安石的縱容鼓勵下，神宗不再承認批評是一種正向的力量，斥之為“流俗”，理直氣壯地拒絕約束。

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說，那還有什麽是可以約束皇帝的呢？王安石還告訴神宗，“上身”即“祖宗”，“活著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聽命於太廟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徹底“解放”了，皇權被從無形的籠子裡放出來，北宋政治從寬容走向了專製。

神宗朝的專製，按照時序，首先表現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專製”，然後表現為“皇帝的專製”，宰相淪為高級秘書，南宋政治中特別突出的“權相”現象，即濫觴於此。這兩種專製在本質上都是皇權的專製。正如劉子健先生觀察到的，“從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權力逐漸被皇帝和權相集中起來，官僚參議朝政的空間近乎於無，沮喪越來越普遍地成為士大夫的典型心態”。

最終，以逐利為目的的政策傾向，斤斤計較的賞格罰條，過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殺官員個人能動性的用人方針，培養出工具性極其突出的“新官僚”，他們服從、高效、無心肝，隻關心上之所欲，不關心下之所苦。其極端典型是神宗禦筆親題的“內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的吳居厚。如學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潤一樣將新法推廣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日常所面對的正是利益的算計和官位的升遷。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新計程車風開始形成。”仁宗朝歐陽修那種“但民稱便，即是良吏”的為官理念，和“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的行政作風，一時煙消雲散。

神宗與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當時的宰相曾公亮歎為天意。這天意的背後，是君臣間共同的思想基礎——王安石與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響。南宋的李燾作北宋編年史《續資治通鑒長編》，記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即位之前，神宗曾親自抄寫《韓非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

讓學術的回歸學術

我希望讓學術的回歸學術，以樸素的歷史學態度來觀察“王安石變法”——把它“回放”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結果。

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從“現在”看顯得非常“先進”“具有現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額信貸、免役法像現代稅制，然其本質卻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歷史時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釋就必然是“不倫不類”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提出來，用現代的邏輯去解釋、包裝，這種做法，是打著歷史的旗號反歷史，必須警惕。

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國家政策，政策要實現，必須作用於社會。因此，要評價新法，必須看它在當時的實施效果，包括對朝廷和對社會兩方面的效果。總體而言，新法具有強大的斂財功能，與民爭利，“富國強兵”。

綜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難斷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對宋朝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破壞。個人認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對於宋朝最大的損害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製，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制失效，腐敗橫行，朝廷國家因而喪失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國破家亡的慘劇雖然發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卻在王安石與神宗。

（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