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0 月，著名作家何頓患病住院，醫生診斷為直腸癌，惡性腫瘤。手術的前一夜，何頓陷在對死亡恐懼與對生命思索的複雜情緒中，感覺到荒涼而茫然。朦朧之中，他仿佛看到兒時居住的 " 幸福街 " 上那個最漂亮的女孩林阿亞。林阿亞經過何頓的時候回頭瞟了何頓一眼，用一種他曾經最熟悉的、不屑的眼神。緊接著，陳曼秋、黃國輝和張小山等幾個玩伴也來了，仿佛從時間隧道裡跑來。那一刻，何頓做了一個決定：如果明天我能從手術台上醒來，我一定要寫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故事。
2018 年 12 月，何頓長篇小說《幸福街》由湖南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雖然兒時生活的幸福街再也回不去了，雖然少年愛慕卻追不上的姑娘永遠也沒有再遇見，但是，何頓始終還了自己一個心願。
病榻上寫出《幸福街》
" 我最初想當畫家。老師說要有文化才能當畫家，不然只是一個畫匠。然後我就開始讀書，讀世界名著，讀哲學著作。從圖書館一網袋一網袋地帶回家去看。學校熄燈後打著手電筒看、點著煤油燈看，大學 4 年都是這樣過來。當時同學們給我起了一個小名，叫我托爾斯泰。"3 月 6 日，驚蟄節氣，何頓坐在龍灣國際紫湖香醍一座臨湖的小高層裡，跟記者聊曾經讀書的往事。窗外，一片新綠。
求學時代不斷讀書的過程裡，何頓的興趣從美術轉為了文學：" 美術不能充分表達和宣泄自己的所思所想，我們這一代人的理想，需要安放 , 唯有文學。"
大學畢業之後，何頓當過老師，拿 45 元一個月的工資。後來幹了兩年裝修，雖然賺了一些錢，但感覺沒有什麽意思，又回頭乾起了文學。這是宿命。
何頓原名何斌，何頓這一筆名最初用在 1985 年《芙蓉》雜誌第六期《結婚那一天》上，那是他發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說處女作。改名何頓，是因為仰慕美國巴頓將軍，" 他那麽傑出、那麽威風 "。何頓希望自己也能像巴頓將軍那樣勇敢有力、堅不可摧。
所以，2015 年何頓因為直腸癌住院時，感到 " 驚訝、煩躁、不可思議和丟臉 "。因為每次部門體檢，他的各項身體指標都是最好的。他還堅持每周打兩次羽毛球，打得渾身大汗淋漓。怎麽可能就直腸癌，還惡性腫瘤了？住院的日子裡，何頓每天都在與癌細胞作戰，吊水、打針、化療 …… 病痛時常讓他忘記了巴頓先生的威風，淪為一個自怨自艾、煩躁易怒的病人。
手術前夜，他望著病床邊小黑板上的 " 惡性腫瘤 " 幾個字陷入對生死的思索。他想到了高中時代就讀過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想起了書中影響了幾代人的名言 "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每個人只有一次 …… 當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 "。讓他漠然的是，自己並沒有 " 悔恨 " 和 " 羞愧 "，只有 " 人的一生毫無意義 "" 人死了，一切努力和榮譽都煙消雲散 " 的消極感和荒涼感。
" 奧斯特洛夫斯基一生隻活了 32 歲。《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他 20 多歲時創作的。一個人在 20 多歲時，即使雙目失明，思想也是向上的、奮鬥的。我已經 56 歲了，如果我躺在手術台上沒醒來，也比奧斯特洛夫斯基多活 24 年。" 何頓坦言，當時確實有與奧斯特洛夫斯基一比，自己已經 " 賺到了的 " 小農意識，這是人只有在生死關口才會有的胡思亂想。
那晚，在半夢半醒之間，年少時期與何頓同住一條街的女孩林阿亞忽然閃現，用一種她一貫的、高傲的、不屑一顧的眼神瞟了他一眼。然後，陳曼秋、黃國輝、張小山，這些兒時的玩伴在何頓最空虛的時刻閃現，跟他說話。甚至他們的衣著、發式、臉型和眼神，抽煙和走路的姿勢也如放電影一般清晰可見。那一刻，何頓冒出一個念頭：如果能從手術台上醒來，一定要將他和他們的故事寫出來。
所幸的是手術很成功。當何頓能半躺半坐在病床上時，就迫切地開始寫作了。他讓家人把折疊小案桌支在病床上，把筆電電腦擱在案桌上，開始了《幸福街》的第一行字。哪怕與病魔的鬥爭讓他精疲力竭，哪怕寫作進度緩慢而力不從心，但文學的支撐，讓他感到踏實。
真實的幸福街，中國版的《請回答 1988》
黃家鎮。幸福街。這是小說《幸福街》的地理坐標。
熟讀何頓作品的人對黃家鎮都不會陌生，這是何頓作品裡常常出現的一個虛擬地名。但說到幸福街，雖然是如今的地圖上找不到的一個地名，但長沙老口子們都知道，這是真實存在的地方，它就是位於長沙市天心區書院路街道妙高峰下的一條老街——青山祠。
何頓說，自己以前跟父母住在湖南第一師范，後來搬到青山祠。上世紀 60 年代青山祠改名為幸福街，上世紀 90 年代又改回青山祠。雖然現在的年輕人不一定知道幸福街，但幸福街裡有它自己獨特的韻味。
有人將《幸福街》稱為中國版的《請回答 1988》，認為《幸福街》共譜了幾代人難忘的回憶。《幸福街》帶有作者深刻的個人經驗，他的家庭、朋友、同學之間的故事在小說中都有反映。
" 當時我們的幸福街上住著五六戶人家，就如我書裡的一樣，寫他們，我閉著眼睛都知道。"《幸福街》裡的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原型，那些人都是自然來的，所以何頓在寫作時甚至連提綱都沒理。
文革、上山下鄉、恢復高考、改革開放 …… 作為一位 "50 後 " 作家，何頓經歷和見證了中國社會動蕩的年代，作家自己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長篇小說。為同代人立傳，為共同的青春立傳，何頓帶著這樣的使命寫完了《幸福街》。幸福街，雖然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地名，但是幸福兩個字，卻帶著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幸福街》在封面的裝幀設計上，是黑色背景下一家人在吃飯，書名和圖案都是紅色燙金的。無論時代賦予我們什麽，唯有豁達，才是面對生活的正確態度。
《幸福街》既有時代之滄桑，也有市井生活瑣碎的情趣。書裡的那些小人物似乎就生活在我們身邊，他們的柴米油鹽，甜酸苦辣、喜樂悲歡，立體化地呈現於我們面前。許多對話，仿佛就是書裡的人在你對面嘮著家常。" 作為作家，如果說我有什麽野心的話，就是做時代的記錄者和書記員，我希望百年以後的讀者，手裡捧著一本《幸福街》，就知道當時湖南的生活就是這樣。" 何頓說。
為何生活在一條街巷上的少年，最後卻有著如此不同的命運？何頓給了我們每個人一把真實的匕首，見證了歷史的波瀾壯闊，也見證了歷史表象下深層次的人生際遇。就如著名評論家胡平所說的那樣，何頓把他的筆力深入到歷史情境中的個體，來探索和考察，處在相同的歷史情境之下，為何每個人選擇自己人生方向會不一樣？
" 小說中的人物，猶如我們真實的這一代人。有知識的人和沒有知識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沒有知識的人，眼光短淺，哪怕能夠擁有短暫的成功，也不能長久，因為沒有足夠知識能夠支撐起他們，很快就會垮了。知識結構不完整的人，很容易一條道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相反有知識的人，在一條路行不通時，會有第二條、第三條路。有知識的人是餓不死的。"
用上帝之手，安排一個重逢
何頓當時生活的幸福街，有兩個漂亮的姑娘，一個是林阿亞，一個是陳曼秋。這兩個女孩的名字，都被寫進了小說《幸福街》裡：林阿亞和陳漫秋，除了為曼字加了一個三點水的偏旁，何頓甚至沒捨得改她們的名字。
在很多讀者看來，林阿亞和陳漫秋兩位女性形象塑造得非常出彩。在那個年代，美麗的少女，卑微的出身，苦厄的遭遇，可是，她們始終沒有放棄學習，沒有放棄自我成長，沒有放棄對希望的追尋。
" 林阿亞和陳漫秋，你個人更喜歡誰？" 記者問。
" 林阿亞和陳漫秋，都是很美好的女子，我個人更喜歡林阿亞一點。" 何頓回答。
何頓的回答其實在記者的意料之中。因為，在書中，何頓安排了她跟何勇相戀，而何勇正是作者自己在小說中的投射。
何頓坦言，在生活中的林阿亞，確實長得很漂亮，自己也確實追求過她，但一直沒追上。" 她就是那種特別高傲的女孩，常常用那種不屑的眼神來瞟我。所以，直到我做直腸癌手術前夜，想起她，閃現在眼前的，還是她瞟我一下的那個不屑的眼神。不過她這樣，我反而覺得她特別有味道。"
作為小說作者，猶如上帝，可以任意安排人的命運。或者是為了實現生活無法成全的願望，何頓在寫《幸福街》時，一開始並不打算將林阿亞和何勇分開。林阿亞與何勇相愛，何勇對林阿亞非常好，林阿亞因為成分問題，不能參加高考，準考證也是何頓想辦法弄到的。但直到寫到林阿亞考上了複旦大學，何頓才覺得不能這麽安排，他們一定會分手，這才是現實。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幸福街》在出版前還改了一個結局。小說原本寫到何勇在墳前祭黃國輝和張小山時就結束了，" 他突然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假如 "。但有人提意見說這個結局太蒼涼，何頓就重新改了一個，這一回他借他的上帝之手，為林阿亞和何勇寫了一個重逢，猶如《東京愛情故事》裡赤名莉香和永尾完治的重逢那樣。" 其實很多曾經相愛的人，由於各種原因分開後，若乾年後總是要再見面的。" 何頓說。
事實上，自 1981 年隨著父親從河東調到了河西的某部門工作，何頓一家就搬離了幸福街，後來他再也沒見過林阿亞和陳曼秋，可是在他內心空落、思緒蕪雜的時候，這兩個幾十年再沒見過的姑娘，依舊能帶給他最初的溫暖與慰藉。
2019 年 2 月，當年幸福街裡的 " 沙家浜 " 劇組春節聚會，當年街上的姑娘如今都已經成為了外婆和奶奶，她們聚在一起捧讀《幸福街》，淚流滿面，據說裡面就有真實的、當年演阿慶嫂的陳曼秋。聚會的視頻發在了朋友圈，何頓看到了，驚覺歲月的變遷。採訪結束時，何頓將手機上的視頻點開給記者看，但到底哪一個是陳曼秋，何頓笑而不答。
瀟湘晨報：《幸福街》這本書寫的是長沙的故事，裡面的幸福街、光裕裡、黃春和粉店、異南春飲食店等都是長沙人熟悉的地方，但為何在小說中又將幸福街所在的黃家鎮設定為一個湘南小鎮呢？
何頓：幸福街寫的是長沙的故事，但虛構了一個鎮。我的祖籍在郴州，父親是郴州資興市人，所以，我把這個虛構的小鎮放在了湘南。
我以前在省會某報紙連載了長篇小說《尋找愛情》（現名 " 物欲動物 "），小說寫的是湖南 H 鎮，裡面有一些情節，比如去餐館吃飯的時候蒼蠅滿天飛，在當地賓館住宿接到特殊服務的騷擾電話等，雖然寫的小說，但因為發在報紙上，就會被人認為是新聞。所以導致 H 鎮相關部門來投訴，認為這是誣陷等等。可見以本身存在的地名為原型代入到小說中，會給雙方都帶來困擾。此後，我在寫作中會注意把真實的場景代入到一個虛構、不存在的地方，來解決這個問題。
平時，我喜歡去各地的小鎮逛逛，包括長沙的靖港鎮、銅官鎮、朗梨鎮，包括郴州的資興市裡、桂東縣城、汝城縣城、宜章縣城等，我喜歡在這些地方小住一兩晚，與當地的居民交流來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我很早以前的作品就開始寫黃家鎮了，那是一個存在於我心中的城鎮，它其實是很多小鎮的縮影，把我心裡的很多東西裝進去了。
瀟湘晨報：您小時候生活在青山祠，後來在很多小區居住過，最近這些年，您住過桔園小區、龍灣社區，最喜歡哪個小區？哪個更像幸福街？
何頓：可以說長沙的每一條老街，都有與幸福街契合的地方。因為我們這些生活在長沙的五六十歲的這一批人，當年長沙市的街道都去玩過、走過、看過，交到的朋友圈也比較廣。我讀的小學是一師附小，中學是十七中，高中是十一中，同學也散布比較廣，所以各條街都去過，感覺每條街都是幸福街一樣。很多街道都有與幸福街契合的地方，也有可能記憶是把這些街道美化了，回憶起來就特別美。
《幸福街》的時代是不是一去不複返了。現在的小區生活，各人進各門，平時不來往不走動，其實，也挺好的。
瀟湘晨報：《幸福街》這本書中有很多意象是您著力刻畫的，比如枇杷樹、梨樹、柚子樹、楊梅樹，您不厭其煩地描寫它們的開花、結果，您是想通過它們的榮枯來展現什麽？
何頓：其實寫作之初並沒有太多的想法，人與自然脫不開關係，樹木算是一種環境描寫吧。梨樹、柚子樹、楊梅樹，那些樹也真實地存在於當年的幸福街，算是幸福街記憶裡的重要景象。當時的房子很矮小，大多是平房，相較之下，樹木就顯得特別大。我們那群孩子們就在那樣一個樹木茂盛的小巷子裡穿梭、生活，書寫它們，其實也是一種對生活的再現，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發現那些春華秋實的樹木始終讓人充滿希望。這倒正是我想要表達的一點點心思。
瀟湘晨報：您很善於將湘言湘韻轉化為文學話語，您的小說中有著非常濃鬱的長沙方言特色，這濃鬱的戀鄉情結也讓很多長沙人愛讀您的作品。這種寫作風格，是怎樣形成的？您是準備一直堅持這種風格下去？會不會有改變？
何頓：我在文學創作早期腦子裡全是長沙話，是自然地運用長沙話去思維。我以前的小說，長沙方言特別多，比如《我們像葵花》等等。真正有改變，是從《湖南騾子》開始，用書面語更多。因為顧忌到有一些太本土的方言，外地人看不懂。這次寫《幸福街》，因為是寫自己身邊的人的故事，還是本土語言更真實、更親切、更有力量。但為了大多讀者的閱讀體驗，所以，我注重長沙話與文學審美的融合。大眾能讀得懂的話，都用了方言，讀不懂的地方就改成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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