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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如果命運給了一條看起來讓你絕望的路，那也沒準兒是好事呢。它隻對那些它特別看得起的人，才會這樣安排。命運如果讓你一開始就順順當當、叮叮咣咣，你就要小心囉，這條路走下去往往是通向平庸，一事無成。如果荊棘叢生、危崖險途，你也不要絕望，更不要自殺輕生，從無路之路上走出來的，往往通向意料不到的結局，那結局無非是兩種可能——不是讓命運毀了你，就是你改變了命運。
——周濤
董夏青青 | 文
以一名寫作者的眼光打量周濤，最羨慕周老師寫作有長氣，一是幾十年間筆耕不輟，二是詩有長詩，散文有十三萬字的《遊牧長城》，都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他倒是當仁不讓，提筆直接寫長篇。在中國現代當文學史上，三樣文體的完成度和文學價值都如此令人注目的作家著實少見！
周老師曾在一次聊天中談到，人為什麽要當作家？一個原因就是作家可能會“生出”更多的孩子。每一部新書都是他的一個孩子。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注入的心血、能量和基因，出版社是它們的產房，編輯是接生護士，它們也是誕生。它們也許只是普通的孩子，不被看好，束之高閣或冷藏於圖書館與書店。但是作者還是對它抱有希望和不滅的幻想。作者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孩子，希望它們能擁有不朽的生命。
而且，一個作家的創造力並不像人類的常規生育受製於時間規律，只要他心裡還有混沌龐雜而活躍新奇的詩思哲想，有絢爛瑰麗而深沉磅礴的意念情慮，那麽他的創作力量就是脫離重力向上飛騰的，直追永恆。《西行記》這部奇書用周老師戲作的小詩來說，正可謂“老來文章鈍刀斧，切肉不成能剁骨。莫道少年善鳴囀，且聽荒林吼如虎”。
上世紀70年代是一盆面，四十多年的歲月是流水，以水和面揉成團，這麵團不可謂不勻、不筋道。離開《西行記》中所寫的時代和喀什老城已幾十年，但周老師並未讓時間成為矯飾與自我美化的裝點，或豢養記憶，讓過往事實受自己的頭腦支配與校正。周老師依然像一個能喊出“看，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孩童般坦誠話語，保有對比現實的真實更為“真實”的興趣，發現並道出真理。特殊年代，人們的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受到政治環境和歷史氣候的影響。而《西行記》所寫的，恰恰是一個人如何不被時代與政治吞沒的故事，這也是周老師在本篇小說中提供的最為珍貴的人文視角。
喬治·奧威爾在《我為什麽寫作》中談到，所有作家都是在四個混合的動機驅動下寫作的，“純粹的自我主義”“審美的熱情”“歷史性的衝動”，以及“政治目的”。
這是在廣泛意義上使用的“政治”一詞——想要沿著某一方向推動世界，或是改變人們對應當追求的那種社會的觀念。
距離小說中故事發生的時間已逾四十年了，為什麽現在才寫？也許一方面是因為“健忘有時是出於自己的本能，因為懷著對往昔的記憶是不能前進的，它捆住了雙足”。另一方面，周老師在人生功課已完成大半之時，才真正洞悉他及他筆下的主人公姬書藤沒有被吞沒與消化的命運是如何實現的，以及這種抗拒被異化的意志在當下具有怎樣的意義與價值。
在姬書藤生活的年代，人們在極大程度上受到歷史情境的約束，“這種社會氣氛不自然地提高人們的聲音，或者相反的去窒息它，改變這一切比例”。而對待大時代疾速行駛的列車，很多人甚至來不及看清一閃而過的車燈，就不知不覺地被裹挾、被席卷。姬書藤這個人物的可貴，就在於儘管他家庭落難、個人意志受阻，其思想與情感也不能自主地屈從於環境的影響，但他仍然謹慎地避免個人良心從懸崖跌落，期盼著憑借個人意志從荒野裡走出一條路來。
讓我十分感動的，是書中姬書藤與所謂“反派”角色程牆似友似敵、非友非敵的一段交往。儘管兩個人在政治浪潮中分立不同的潮頭浪尖，但這兩人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健全的、磊落的，他們之間的分歧是思想和所處利益階層的分歧，卻沒有摻雜告密、構陷、迫害等陰損的惡鬥手段。政治雖然影響了他們各自的生活與命運，卻沒有侵蝕與損毀他們的人性基礎。甚至連程牆最後的自戕，也具有了某種程度的“士”的色彩。
所謂生活，無非就是說生命活過的地方，時間和地點。它們曾經存在過，然後消失，無影無蹤，留不下多少痕跡。大部分生活都看起來毫無意義，平淡無奇，瑣碎平庸，過去就過去了，像一些垃圾，毫無價值地堆積在人的記憶裡。有誰會認為自己的經歷就是傳奇呢？沒有，人們都會覺得自己的生活和別人大同小異，不管你吃了什麽，屙出來的都差不多，誰也尿不出葡萄酒，屙不出珍珠瑪瑙來。
這些“垃圾”堆積在那裡，塵封在記憶中，任憑歲月的風塵一層一層地覆蓋，歷史的霜雪一遍一遍地淹沒，漸漸被遺忘，偶爾被提起，卻因為沒有任何價值，而被扔得更遠。
它們，這些“垃圾”早就死了。
它們就像兵馬俑一樣，站立、列陣，有面型，有表情，但是永遠發不出聲響。這些時間的殉葬品，誰能讓它們活轉過來，告訴你它們經歷過的事物呢？誰又能想到，這些被深厚的土壤埋葬了的各種生活的“垃圾”，有時候像種子一樣，反而在埋葬中獲得了生存的機會呢？
——摘自《西行記》楔子
讀《西行記》時，我每每被周老師的這種由智慧與善意構成的“天真”所深深打動。“當我說‘天真’這個詞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幼稚、天生的平庸或者故作粗俗，我把天真理解為一種新穎的感受能力，一種直感，一種內在的純潔。”這種內在的純潔使得姬書藤儘管身處政治鬥爭的漩渦，卻保持了一顆充滿人類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姬書藤這個“有公民的熱情，有對藝術強烈的愛，有強烈的正義感”人物形象的出現，實現了歷史上每一位偉大作者著書立說的潛在心願——獨立人格的構建與真善美的傳承。
價值觀影響對事實材料的看法及證明的邏輯。《西行記》裡曾有一個情節，姬書藤在被程牆妻子舉報後遭受巨大壓力，身上開始蛻皮，他用蛻下來的皮寫了一封悔過書。這個細節令人震撼，而之後更震撼的是，“蛻皮”仿佛是一次“間離”的表演，即便無數次蛻掉姬書藤身上的皮，他的心都不會更換，還是那一顆。對姬書藤來說，他永遠不會讓靈魂與精神降維，無論何時、何種境地，他都會用愛與美的活力、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具體的存在，來抵禦一切對生命、性靈的戕害與扭曲。更何況他身邊還有莊延這樣一位美好的女性——她有一副結實的身體和清醒而健全的頭腦，她的生命力能幫助其他人在最艱難的境遇中活下去。從多個女性人物的塑造可以看到，周老師在大歷史中，寫出了女性對於男性從身體到靈魂知覺的覺醒的啟蒙與提點，賦予她們如大地一般敦實、又如雲霞一般輕盈的精神面目。
周老師還在《西行記》中展示了他最擅長的語言功夫。要知道，“無論一個人有多麽豐富的人生經驗或多麽深刻的人生見解以至多麽宏大的社會歷史視野，一旦他投身寫作，成敗就只能系於他對語言的控制”。
語言是小說作者表情達意的唯一依憑，他不能運用權力，脅迫讀者進入他的人物角色和情節故事，只能通過語言——動態的、充滿生機的活性語言“請君入甕”。在這部小說中，周老師拒絕平庸的信念非常明確，這使得他行文不羈，總是一次次地將語言帶向不可預估的場面中去。尤其是主人公在文中的心理活動描寫，那已不僅僅是一種情感的簡單反饋與投射，而是一種經詩性的處理後形成的思想韻致，充滿著無法通過刻板訓練得到的力量。這樣的語言，不是從“佳句拾萃”裡學出來的，而是經由一個獨特人格創造而出，是被作者捕獲，突如其來的一個個“發生”。風格對衝的、雜糅的語言文字生機勃勃，奔放、率真、信筆由韁，帶來了極為暢快的閱讀體驗，同時極大擴展了文字展示真相的範圍與思想的維度。
“時間從來不慌不忙，但它遲早要使萬物各歸其位”，這世上最簡單與最難的，從來都是心靈的歸正。不過只要有《西行記》這樣的作品存在，就不必畏懼。
《西行記》周濤/著，花城出版社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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