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第2期，由自由攝影師、《火車上的中國人》拍攝者王福春講述。他的演講主題是“我在火車上‘偷’影像”。
影片/Gravity Cat Studio
攝影/王福春
文字/璐遙
編輯/Smart
出品/騰訊新聞 騰訊圖片
40多年來，攝影師王福春坐火車北上漠河，南下廣州，西至格爾木，東到上海，行程幾千次，拍下20多萬張火車上的中國人的照片。他從綠皮火車拍到白皮高鐵，見證了火車上的人生百態，記錄下幾十年的社會變遷。
王福春被譽為中國火車攝影第一人，卻自稱是“職業小偷”——偷走火車旅客的影像。在螢火演講中，他分享了自己和火車之間的深厚情感。他說，攝影的過程是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作品如果沒有感動自己，那麽也不會感動別人。
以下是王福春講述的故事：
我是苦孩子出身，三歲沒媽五歲沒爹，是哥哥嫂子將我撫養長大，還供我讀書上學。沒有他們，就沒有我的今天。而我對鐵路的感情也來源於我哥哥。哥哥是鐵路工人，家住在鐵路機務段附近，我從小看火車跑、聽火車叫，甚至抓火車、跳火車。這也為後來的拍攝播下了種子。
我一生都在乾我最喜歡的事情，前半生搞美術，後半生玩攝影。
我的選題就是生在哪裡拍哪裡，職業是什麽拍什麽。我是黑土地人，我就拍了《黑土地》、《東北人》、《東北人家》三部曲。我是鐵路職工，我就拍鐵路機車，把機車一直拍到退役，退出大眾視線。我還把火車車廂裡的人拍了40年，從綠皮車拍到白皮車，拍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變化。
在車裡，我什麽都遇到了
火車上的中國人，40年來的精神狀態、服裝打扮、休閑方式等都發生了極大改變。
火車是個流動社會，是中國人的臨時大家庭。那時，中國人出行首選坐火車。八九十年代，民工潮出現，農民工從農村湧入城市，一下把車廂給灌滿了，整個火車被壓得快喘不過氣了。人滿為患，一票難求，買票得排兩三天隊。
過去坐綠皮火車，人的感情也很豐富。幾個陌生人坐在一起嘮嗑，一會就成為好朋友。而現在在高鐵上，鄰座間沒有一點交流，每個人都在低頭看手機，非常冷漠。
1994年，從北京到沈陽的火車上，有一個在湖南做生意的沈陽小夥，他對象長得很漂亮，是個模特，這在當時是比較特別的職業。1998年，我在火車上遇到了一對從齊齊哈爾到哈爾濱拍婚紗照的新人。那時候婚紗照剛剛興起，只有大城市有。
我也看到了令人心酸的場景。在去往南寧的一趟火車上，我遇到了一個民工的孩子，五六歲的小女孩滿身汗，倚在門頭站著就睡著了。因為沒法給她提供幫助，我心裡有種自責和難受，站了五六分鐘，就是按不下快門，後來無奈按下快門，我反而被快門聲刺痛，想起自己的童年——我是苦孩子，從小沒爹沒媽。“攝影師必須有良知和愛心。”
這是沒有座位的一家四口，他們擠在一平方米的車門附近，車內沒有冷氣機，高溫中的他們滿臉是笑。
長途旅行，最痛苦的就是打發時間。夫妻倆會靠按摩消遣時間，更多人喜歡打牌。1994年，從北京到沈陽的火車車廂內同時支了好幾桌麻將，原來這是列車為增加收入將麻將出租給乘客。1999年，在一趟從北京到烏魯木齊的列車上，廣播體操的音樂一響起來，所有人都放下手裡的事情，站起來跟著音樂做廣播體操。
不過，也總能碰上趕時髦的有錢人。他們往往穿著西裝燙著頭，身上別個大哥大，用戴著昂貴手錶的手點燃名牌香煙，在車廂裡吞雲吐霧。那時候，大家自帶收錄機，伴隨鄧麗君的天籟之音，慢悠悠地結束旅程。
“職業小偷”：賊心、賊膽和賊眼
在火車上拍攝，我遇到過很多難處。
以前，人們防範意識很差，拍攝非常簡單。現在是全民攝影時代，人們有了肖像權和隱私權意識，我只能用小卡片機偷偷拍。這個卡片機我到哪裡都揣著，因為拍照沒有預測性，而且是瞬間出現的，拍下精彩的畫面實屬不容易。
好多人問，你怎麽和旅客交流？我的回答是，不能交流，一交流什麽都沒有了。比如，有一對年輕情侶在抱著親熱，我要是說我想拍你們，兩人刷地一下就分開了。
我只能偷拍，我形容自己是“職業小偷”，偷的不是旅客的財物，而是旅客的影像。我經常在車裡頭來回走十多趟，由於尋找拍攝對象，眼睛到處亂看，就跟小偷一模一樣。我經常被舉報，被列車長查證件，是火車上有名的“流竄犯”。
這些年，我練了一顆賊心、一個賊膽和一雙賊眼。
在火車上拍片就跟上賊船一樣，正常心理根本拍不了，所以需要賊心；火車裡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非常近，我敢拍，這就是有賊膽；另外還得有雙善於發現的賊眼，這很關鍵。很多時候，正常眼睛反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有賊眼才能看見。很多年輕人沒有這樣的勇氣和膽量。
儘管付出很多代價，我還是覺得很欣慰。我拍的是火車上的中國人，更是改革開放的歷史變化。因為拍片時離人最近，全是抓拍，有很多可讀性。我還把美術元素融進攝影作品裡，包括漫畫的幽默感。
我認為，攝影師必須40歲以上，有了修養閱歷和社會感受，才能拍好片。
攝影師拚的不是長槍大炮，而是頭腦。攝影師要有文學家的思想，要有哲學家的思辨，要有美學家的修養和漫畫家的幽默。這樣，你的片子才有看點，有深度和內涵，有嚼頭和品頭，而且還有幽默感。不然，你的攝影沒有思想性，就是白開水。
被人掐著脖子拳打腳踢
這些年在車裡遇到了很多故事，有好有壞。我在火車上有好幾次生死瞬間。
1991年，我從哈爾濱坐火車到上海。車廂裡超員嚴重，地上、坐席底下、廁所裡、行李架上全是人。我被夾在中間，擠不過去退不出來，汗嘩嘩淌。車廂裡彌漫著抽煙的臭氣味，讓我喘不氣來。好不容易，車靠站了，我趕緊跑出來透氣。
沒想到，車開得很突然。我還在月台，只能跑兩步抓住火車門外沿。隨著車速提升，我的腳脫離了地面，我用手扒著，整個人就飄起來了。在關鍵時刻，門哢啦一聲響，列車長和旅客將我使勁拽進了車廂。
我坐在地上喘著粗氣、冒著虛汗，一句話說不出來，十多分鐘都站不起來。好多旅客說，你別上這車了，你不要命了。可我不上不行，攝影包、膠卷鏡頭、用品全在車上。這是我在攝影人生中最刻骨銘心的一次。
1995年7月10日，我從上海到杭州，給杭州一個學院講課。因為同車上一個婦女領著孩子看手機，我順手拍了三張片子，就去別的車廂了。等我回來時，這個婦女的愛人在車頭等著我，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拳打腳踢。我當時就木了，嘴也出血了。接著他第二拳打我腦袋，我眼前一黑，差點沒倒在地下。那是我一生中最悲慘最痛苦的一次。
我能堅持拍火車40多年，只因為我對鐵路的感情太深了。我一上火車就興奮，興奮到什麽程度？有一次想當回旅客好好休息，在車上躺了一小時，心裡翻騰著跟長草似的，我還是拎著相機串車廂拍攝，“上癮了”。很多機構請我去講課，安排坐飛機，大部分都被我要求改成火車。
火車是中國鐵路的名片，記錄火車的變化，映射到中國改革開放的變化，它的價值非常巨大。我很慶幸自己拿著相機，坐著列車一路走來，拍了火車上的中國人40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藝術作品的生命力是無限的。我希望大家選一個屬於自己的主題堅持下去，時間越久越好。我一生就乾一件事，就是攝影。我現在走哪拍哪，希望還能再堅持十年，拍下中國火車50年的變化。
王福春
1963年考入哈爾濱鐵路局綏化鐵路機車司機學校，80年代就讀於哈爾濱師范大學攝影專業，曾任哈爾濱鐵路局科研所攝影師、編輯，2002年遷居北京，現為自由攝影人，拍有《火車上的中國人》《黑土地》《東北人家》《地鐵裡的中國人》等攝影專題。第十七屆全國影展金牌獲得者，第三屆中國攝影金像獎得主，被中國攝影家協會授予德藝雙馨優秀會員；曾連續10屆參加平遙國際攝影展，其代表作《火車上的中國人》多次獲得國內外大獎並被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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