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衛·普拉策和安妮·阿里森在最新一期的《文化人類學》雜誌上發文，探討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專業博士在就業市場上的困境。兩位學者在分析了這些困境後，給出了解決這個矛盾的一些建議。
前文我們談到了人類學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種種困境。那麽年輕的人類學學者應該如何為求職做準備呢？就求職市場的動向而言，年輕的人類學學者最好給自己貼上如斜杠青年般的多個標簽，他們的簡歷必須出類拔萃，能全方面地展示自己擁有的多項技能、優勢和潛質，以及能在多個行業實現價值的可能性，才能受到非學術界雇主的青睞。而且，在面對非學術求職市場時，他們不能專攻某個行業，而必須研究各個不同行業的需求和特點，或者說在策略上必須這樣——如果一次求職失敗了，必須快速調整技能，以適應下一個或許完全不同的行業。
那麽，如果求職者的能力不再局限於學術界，為什麽不能放棄學術機構的終身教職這一目標呢？正如參與我們研究的很多受訪者所說，這個答案不言而喻：對於真正的人類學者而言，終身教職是最合適的職業選擇。
很少有人類學家是為了豐厚的薪資或奢華的生活而選擇這個專業。他們選擇這門學科多是出於熱情，是希望盡自己所能改變世界，甚至是因為使命感。不難理解，作為學術型的人類學家，他們的價值是通過終身教職得以實現的。這一點或許能引起我們的共鳴，不論任何代價，即使常年過著不穩定的生活，都期望獲得這樣的職位，這其實是一種道德追求。與此同時，偏離這條路線的人類學學者，就會被視為缺乏熱情、責任感和專業能力。現在的困境並非全然來自現代資本主義大學體系下供不應求的勞動力市場，也來自這種人類學領域獨有的價值主張。
求職窘境：學術界工作一職難求，非學術界工作飽受質疑
受訪者們指出，工作職位的描述經常是模糊且開放的，所以就會收到非常多的申請，而接下來的招聘過程給人感覺不太透明，甚至是神秘的，這就讓許多人花費數百個小時來不斷完善那不到一千字的申請信，有的人甚至會找顧問尋求幫助，因為有些顧問聲稱自己深諳當中的規則。一位博士生猜測道，整個過程是基於一種“明星系統”，因為每個學院都在尋找自己的“明星”。這個過程也被另一位博士生描述為一種不透明的“行為協定”，學院對於候選人的“適合”標準是模糊不清的，尤其是大家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長大。
這個過程中也有一種時間緯度上的考量，就像一個快速行走的時鐘。在研究生院的四年學習時間裡，一位訪學教授自稱為充滿“新鮮血液”的求職市場中的“老博士”，她說自己需要“異常精彩的第一本專著”才能在其中脫穎而出。而另一位正在攻讀第二個博士後學位的學者說，“異常精彩的第一本專著”簡直就是能找到一份終身教職的聖杯，然而她並沒有很快地將自己的研究出版成專著，因為她的同事建議她創作一部在理論上有創造性且富有吸引力的民族志傑作作為自己的第一本專著，這樣，她的學術生涯幾乎就可以完全依賴於這本專著了，但她的導師給她的建議卻完全相反。
許多人指出，即使忽略形式主義，就業市場仍然是波動不定且無法逃避的。然而博士生和研究生們表示他們會受到安撫：只要他們堅持，並且足夠好，最終會獲得應得的職位。當然，這種說法其實只是將壓力完全交給了學生自己。許多人由於一無所獲，終止了尋求終身教職的目標，許多已經開始或正在考慮非學術型工作的人也都在這麽想。有人則試圖消解與之而來的自責情緒，“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這是那些結構性因素導致的，不論我們的導師從個人上如何鼓勵和支持我們，他們都忽略了真正的問題。”一位博士生說她已經對給自己強大支持的導師委員會感到厭倦了。另一位博士生，現在已經非常開心地受雇於一家學術界以外的機構，她說她對自己的導師們一點兒也不憤怒，但她很想對他們喊道，“快醒醒吧！”還有一位博士生說，他承認自己願意被他導師及他自己對獲得一份終身教職工作的期待所教唆，他說，“我覺得自己好像在那些受保護的精英階層之中。”
一位來自R1級學院的博士生也表達了類似的情緒，在他看來，“我們被灌輸了這樣的想法，我們可以的。”他哀歎，以獲得終身教職為第一要務的文化氛圍正無聲無息地彌漫於整個學院。還有一位博士生，也是來自於名校的培養項目，並且他是同學中唯一在學術界外找到工作的人，他提到，自己從沒跟人探討過如何找到工作，也沒有任何老師們邀請他聊聊這個話題，每當他想要談論這個話題時，他的導師們看起來不太舒服，這種信號讓他覺得自己在非學術領域工作是一件有點兒不體面的事情——雖然事實上他的同學中除了臨時職位，幾乎沒有人在近幾年找到任何工作。還有一位受訪者講述，他的導師暗示他們集體在求職上“失敗”說明了他們在學術能力上缺乏想象力和獨創力，“你們好好想想，有些人為什麽找不到工作？看看他們的那些研究就知道了。”
總而言之，我們發現教師和研究生對就業的看法確實存在差異。博士生們說，在他們的求學過程中，這個問題沒有被給予哪怕一點點的關注；而教師們則說，他們清楚地對來求學的學生說明了他們未來會在找工作上會碰到困難，並告誡必須自己去努力克服這一切。我們相信，雖然學院中的確會交流這些內容，但仍然有學生在培訓和就業問題上是“認知失調”以及“缺少意識”的。當學生和老師們都把注意力放在追求終身教職時，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其中。
而這種學科價值觀與就業現狀的矛盾，不僅使得人類學博士生在求職上陷入困境，同時也會是所有人類學學者會碰到的問題，或者可以說，這是整個人類學學界都要面臨的問題，甚至是危機。在這重要關口，我們不僅希望關注受訪者的生活狀態及其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同時，我們還應考慮，人類學是在大學系統中培養未來的從業者，而大學本身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下的表現方式就是特殊的，學術機構也應做自我反思和結構性調整。根據受訪者的回答，我們也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實際的、綱領性的建議來改善工作崗位緊缺的現狀，雖然這些未必是最終的解決方案，但可以作為參考，從而促進交流與合作，使有效措施得以實行。
建議一：在本科教育中做一些創新與妥協
學術界的危機反映了大學與整個社會經濟的大勢所趨。值得關注的是，大學的資金減少，私有化加劇，學費增加，學生貸款飆升，對人文社科類學科的支持遠遠不如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高等教育越來越像是社會用來再生產的工具，尤其是對經濟和社會特權的再生產。
這種趨勢勢必導致：一方面，學生成為高等教育的消費者；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對學生的價值也有更高的要求。對本科教育的評估，越來越以就業結果為導向：即學位的價值主要取決於它所對應的工作，以及這份工作的收入。我們要強調的是，這種評估標準並不是管理者倡導的，它還反映了學生、家長、媒體（例如某些臭名昭著的新聞與排行榜）和公眾更普遍的意見與訴求。幾乎每個人都知道，能獲得豐厚薪資的職位不僅僅需要某些學科的學位，還需要是重點院校重點學科的學位。
在這樣的意識環境下，不那麽容易與社會就業對口的人類學，會很難招生，學生們會被勸阻，不要去人類學系上課或不要學習人類學專業，而這樣一來，大學行政部門就會把人類學系看作累贅，並削減其學科資金，這也使得人類學系無法雇傭更多的教職員工，便也無法為博士生提供教職。儘管我們都同意面臨的狀況是結構性的，也是令人沮喪的，但那些教職員工並不是這個惡性循環中的被動受害者。因此，雖然我們並不建議去迎合如今大學中普遍存在的功利價值觀，但確實希望教職工們在課堂上多與學生建立聯繫，並吸引他們。如果學生因為我們的課程太晦澀，或者因為內容含糊不清而不願意在系裡上課，那麽，我們應該在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上都更具創意。
大學生的教學所需也是我們應該關注的，矛盾的是，那些前沿的人類學系往往看不上應用類工作，但應用人類學恰恰是許多大學生所需要的課程。這個建議的難點在於，正如卡西·戴文森在2017年所說的：創新教學也應該是忠於學科本身的。
在大學裡為人類學建立新的教學路徑和合作關係也很重要，一位受訪教員在另一個更具應用性的項目中已有所嘗試，並取得了成功，她將其稱為“跨學科培訓”。另一個有建設性的模式是理查德·漢德勒在弗吉尼亞大學實踐的跨學科全球研究，其中包含環境、可持續發展、安全、司法四個部門。其實人類學的課程在其它院系中是相當受歡迎的。
我們還需要培養學生掌握一些可以在學術界以外應用的技能。對於研究生課程，應該增加一些可以在大學生教學課堂使用的技能，比如數字媒體、互動學習等等，這對他們獲得終身教職有利，與其排斥或取消研究生項目，還不如試著以此充實本科教育課堂。重新設計研究生和大學生的課程，會使得兩者都獲得更好的支持。
建議二：重新探討大學的地位，並對自己發問
儘管大學私有化、工具化的發展趨勢，給學科帶來了不利影響，現狀之下，人類學家仍需先審視自己，並與相關從業者共同探索，以主動尋求有效的改變路徑。為此，我們主張集體對該學科進行認真地跨領域研究，去關注就業情況，比如誰在學術界內或學術界外都獲得了哪些工作，並應用這些數據去討論人類學家在學術界及整個社會上的就業機會。美國人類學協會（AAA）已經從這個角度發起了兩項措施：一個在關注人類學界非終身教職的工作團隊，以及一個新的教育、研究、專業發展部門，重點致力於擴展AAA的工作，使他們可以去支持那些不穩定的就業，或者為大家尋找可替代的工作。
我們並不是想通過收集到的數據再現應用與學術或是實踐與理論之間的裂痕，其實是主張審視這種二分法，即對實踐與理論進行重新認識。這一舉措要求那些“自以為是”的人類學課程對研究生的一系列專業追求給予支持和理解，而那些非學術界的實踐，也絕不該繼續遭受汙名。同時，這一舉措還意味著學術界的教職地位應該被重新討論，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不僅僅是在象牙塔之外，即使是在校園中，那些安穩的學術教職如何影響了市場化趨勢以及不斷擴大的社會經濟差距？
另外，我們還必須公開討論是否要減少或取消研究生課程，並將學院的精力和資源轉向於本科教學之中。很多時候，這種建議因被斥之為新自由主義性質的高等教育而遭到譴責，但為了滿足我們面對的需求，這還遠遠不夠。
建議三：團結助理教員的力量，停止利用研究生勞動力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博士生加入了助理教職的隊伍，我們認為臨時工作已經成為了所有人應該去處理的問題。為此，我們需要團結一致，鼓勵有關的組織和宣傳，呼籲大學有合約時限的教員與終身教職的教員共同展開持續的、強有力的討論。終身教授也應該給管理者施加壓力，以改善助理教員的條件。而終身教授還必須審視，在生產過量博士生的同時，自己在為他們提供助理教職崗位時所起到的作用。
同時，教職人員應該意識到自己何時在利用研究生，他們必須捨棄所獲得的好處，即獲得一些低工資的研究助理，因為這會導致那些訓練有素且非常聰明的人拿著不匹配的薪資，為一些技術要求很高的崗位工作，我們需要共同來停止這種利用的行為。
建議四：反思學科趨勢與學科轉向
無疑，終身教職資源的減少和匱乏，讓大家陷入焦慮和激烈的競爭，為此耗盡心力。此時此刻，我們也想提醒大家重視這種環境對學科方向的影響，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每兩年就會有一個“學科轉向”。
因為狹隘的終身教職就業市場，整個學術界呈現出一種死氣沉沉的僵局，大家去迎合那些代表學科趨勢的關鍵理論家、民族志、熱點研究，對理論進行盲目的引用或偏信，也表現出了大家的消極心理。很明顯，公眾不會對此感興趣，在這種衝突下，大學生自然很難對人類學產生興趣。我們並非主張放棄嚴肅的理論對話，而是，對學生理論基礎的訓練，不應僅僅以這種方式來推動，不應僅僅局限於學科方向之中。
建議五：增設方法論的課程
一些受訪者建議改變研究生的培訓課程，以此縮短學生與終身教職的距離。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受到多重影響，關乎大學生態、歷史、個性。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許多學院已經開始啟動一些課程上的革新，為了回應或提前了解學生的需求，有的學院已經開始設定民族志的方法論課程和學位，以幫助學生培養非學術界職業的技能。還有人嘗試在一門課程中進行連續多種的方法訓練，目的就是為了讓學生為不同的職業做準備，使學生能夠參與到更多公共應用領域。另外有些人非常鼓勵學生進行上述跨學科的培訓，因為學生在這些課程中可以獲得更多的學力證明。
其實，不論採用那種形式，學生都需要接受理論、學科史以外的培訓，尤其是參與觀察過程中的具體方法。有些老派的觀點認為，這種方法必須被教授到某種程度才能進入田野實踐，否則如同直闖火線，儘管現如今已經有很多田野調查或民族志研究在學院以外出現。學生需要學習如何進行訪談，記錄下觀察的內容，將收集到的數據綜合成調查結果，但與此同時，那些措辭上的精彩轉折，對田野所見所聞動人的民族志描述，學院裡的理論與方法是無法教授的。在為非政府組織、公共衛生倡導者或者公司雇主工作時，田野調查需要有明確的材料，才可佐證及推論調查的結果。為了讓學生掌握更多樣、靈活的技能，必須開展這些研究訓練，使他們即使不涉及高深的理論，也可以活躍在學術界之外。
建議六：開展職業谘詢
雖然許多教授抗議道，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過職業谘詢顧問的培訓，但他們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學會扮演這個角色。如果終身教授們成為職業谘詢顧問，他們就可以更好地建立谘詢網絡、提供實習的可能性等，這樣一來，就不會將責任完全歸於學生。雖然我們決不認為這應該成為所有教職員都做的事情，但那些聽到的對就業問題所反映出的無助態度，是沒有理由的。
建議七：搜集就業數據
人類學學科的研究生課程需要收集更多的就業數據，並且將這些數據與AAA之類的機構分享。雖然我們可以對當前的就業數據做一些測量和推斷，但我們還應該建立更豐富和準確的數據庫，因為這些數據可以幫助我們清晰地了解當前的狀況，並迫使我們采取行動。
建議八：重新審視並修複應用性與學術性之間的裂縫
這一點其實很簡單。人類學在很多方面依然輕視應用人類學，應用人類學的從業人員很少參加像AAAs這樣的年度會議，研究型大學的學生在研究生階段也不和他們交流。然而，邀請應用人類學家參加專題研討會，並與學生互動，不僅可以使學生不要汙名化地看待應用人類學的工作（儘管有許多人類學博士生仍然會這麽做），同時還可以發展出一些關係網，幫助學生們找到第一份工作。
同樣，學生在研究生階段也需要獲得一些公共領域應用類工作的經驗。很多時候，博士生們在畢業後開始尋找非學術性的工作，是在一系列博士後、助理崗位的工作後才開始嘗試的，而這時候他們可能已經40歲了，而在這種年齡尋找第一份工作，這在任何領域都很困難。學生們完全沒有必要這麽晚才了解社會工作，在校時就需要一些類似的工作經驗，不能因為這可能使他們在真正的學術路線上分心，就去阻止學生在研究生階段實習，或者接一些外包工作。
展望未來：人類學家的目標
雖然對於人類學博士的就業困境，還沒有一個通用的解決方案，正如上文所述，這個問題不僅與研究生的培養方式有關，也與學術機構、就業市場和社會經濟的趨勢有關。因此，即使在研究生課程上有一些前瞻性或創新性的改變，或許也只能走那麽遠。正如韋伯在一個世紀以前睿智地論述，市場精神並不完全符合學術精神，或者說作為工具抹去了那些學者對知識的熱情。這種熱情可能是一種召喚，也是對市場化鐵籠的一種抵抗，它潛移默化地在我們整個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中傳播。而這種熱情需要被培養，並在從事人類學研究和教學的過程中保持活力。正如很多博士生所說，他們很少抱怨所接受的人類學訓練，那些知識上的刺激、努力去掌握的理論、對田野材料的分析工作——這一切都讓他們喜歡，他們並不希望這些內容在未來的人類學中被淘汰或減少。
而問題在於，如何使這些想要成為人類學家的學生所接受的訓練，也能讓他們到達自己導師所處的位置上。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非常棘手。我們怎樣才能培養學生，使他們不僅能得到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同時也葆有可影響人類學學科的潛力與夢想？作為人類學家，我們是有能力完成這一切的。（文/大衛·普拉策、安妮·阿里森）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