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房地產投資已處負增長 今年將零增長附近徘徊

　　專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 在中速增長平台上推動高品質發展 重塑地方政府競爭機制

　　本報記者 王爾德 北京報導

　　2018年國務院政府工 作報告強調，大力推動高品質發展。

　　“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中國經濟，具體來說，就是要降風險、擠泡沫、增動能、穩效益，提高增長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對21世紀經濟報導分析。

　　就2018年中國經濟走勢、向高品質發展轉變面臨的問題以及對策建議，21世紀經濟報導專訪了劉世錦。

　　速度下台階，品質上台階

　　《21世紀》：你如何判斷2018年的經濟走勢？

　　劉世錦：從2016年開始，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台。從2017年的情況看，這個判斷得到確認，中速增長平台初步確立。

　　從我們開發的中國經濟活動實時在線分析預測系統看，2016年下半年開始的這一輪回升，終端需求仍在下降，存貨回升是需求側走強的重要動因。存貨在2017年二季度達到高點後回落，PPI也跟著回落，利潤本來也應隨之回落，但受到環保督查等因素影響，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時間後還是會下來的。從供給側看，生產性投資依然下行，產出增加主要是產能利用率提高。這種狀況決定了這一輪回升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更不會出現有些人所期待的大幅反轉，回到7%或者更高水準。

　　2018年上半年，終端需求可能會有一個季節性回升。終端需求中，房地產投資在扣除價格因素後，已經處在負增長狀態，2018年將會在零增長附近徘徊。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大的不確定因素。目前這部分投資在終端需求增量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風險、治理地方債特別是隱形債務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資增速可能下降，這樣中速增長平台將會有所下移。另一方面，存貨、出口上半年出現低點，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確定性。生產性投資已處低位，2017年底出現企穩回升跡象，成為經濟增長中的積極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出現以往那樣的高速增長。按照國際經驗，大體上也就5%左右的增速。存貨、出口和生產性投資逐步進入回升期，有可能對基建投資減速形成對衝。這樣，中速增長平台大體上還是能穩得住的。巨集觀經濟逐步進入我們曾說過的大L型加小W型的運行軌道。

　　我認為，不要人為推高增長速度，把發展的基礎做得實一些，不論對短期防範風險，還是中長期增加動能，都是必要和積極的。實現2020年兩個翻番目標，今後三年每年增長6.3%就夠了。此後，中速增長平台的重心可能調整到5%-6%之間，或者是5%左右。這個速度實際也是不低的。講速度要有參照系，要和增長階段掛鉤。在以往的高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5%左右，實際增長5%-6%，也可稱之為高速度。當年日本在這個增長階段，增速也就4%左右。

　　《21世紀》：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增長階段，與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是否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劉世錦：從高速到中速，是從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長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不僅速度在改變，結構、動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應改變，系統性地進入一種新的狀態。我們以前曾提出過“速度下台階，品質上台階”，指的就是這個意思。發展階段的這種轉變，並非像有些人認為的難度降低了，不夠刺激了。

　　事實上，我們當下只是向高品質發展轉變，還不能說已經進入這個階段。轉變本身就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挑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大重要變革，即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就顯示了挑戰的難度。成功地推進這一轉變，首先需要深入分析轉入高品質發展階段的五個重要背景性因素。

　　在產業結構維度上，包括製造業在內的工業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相應上升，是這一時期最具規律性的變動；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特徵的新資訊技術革命加快推進；大都市圈的加快成長；全球化進程面臨的衝擊、調整和新的機會；綠色發展由理念到行動，有可能成為與傳統工業化增長模式相競爭並獲勝的另一種發展模式。

　　理順和調整重大結構性問題

　　《21世紀》：從高速度到高品質轉化，我們目前面臨哪些比較突出的問題和挑戰？

　　劉世錦：第一，社會共識與政績觀。社會共識是對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作為“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社會共識能夠大量降低社會交易費用。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展遲緩或倒退，重要原因是缺少關於發展的社會共識。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是建立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社會共識之上的。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發展的社會共識也需要相應轉變。把發展主要看成甚至等同於增長速度，在高速增長階段或許是有道理的，但當這個階段過去後，如何把發展更多地與“品質”“效率”等概念掛鉤，需要從決策者到普遍民眾系統地理念轉變，或者說形成一種新的發展共識。

　　與此相關的是政績觀問題。與高速增長的發展共識相適應，把速度提高，是政府官員工作業績組織考核、社會評價以及自我認知的主要尺度。而要轉為追求品質效率的政績觀，除了“認識”問題外，重要的是確立新的評價考核體系，比如，把就業指標放在優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發展理念，構造新的評價指標，相應地，把GDP更多地作為一個預測性、結果性指標。

　　第二，要素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流動與優化配置。要素市場仍然是中國市場體系發展中的主要短板。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土地市場改革的方向，迄今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戶籍、公共服務、社會分層等仍然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製約因素；資本市場在準入不足的同時，也出現了監管混亂的問題；而行政性壟斷不同程度的存在，限制了生產要素效率導向的流動和配置。如果說在高速增長期，不完全的要素市場尚可勉強支持，轉入高品質發展階段，這個短板就繞不過去了。事實上，大都市圈的推進、產業轉型更新、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等，都無一不受製於要素市場的短板製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還是打破要素市場上的僵局。

　　與高品質發展相配套，要素市場上中高級生產要素的重要性顯著上升。所謂中高級生產要素，主要是指要素中的知識、技術、價值密度或含量較高。比如，中國近年來每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800萬人，知識技術含量高，但人工成本較發達國家低，從而構成了新的人力資本優勢。相應地，部門土地面積承載的知識技術密度、附加價值含量提高；金融產品能夠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企業提供有效服務，如此等等。能否吸引並用好中高級生產要素，對地區、行業和企業競爭將至關重要。

　　第三，重大結構性問題的理順與調整。這類問題包括行政性壟斷導致的效率差異、脫實向虛背景下的經濟泡沫、收入差距與社會階層固化、創新驅動發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環境等。從長期看，解決這些問題不大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創造條件，也需要一定的歷史耐心。然而，同樣確定的是，不解決這些問題，或者不將其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高品質發展將難以實現。一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受製於相同或相似的結構性矛盾。中國要成功轉入高收入社會，必須旗幟鮮明、措施到位，堅定不移地打贏解決這些重大結構性問題的攻堅戰。

　　第四，金融風險形成條件的變化與有效防範。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到中速，金融風險形成條件相應發生重要改變。在高速增長期，資產價格持續上升具有吸收、後推金融風險的功能。例如，上世紀90年代末，幾大國有銀行成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壞账，開始時壓力很大，一段時間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相當多的工廠設備貶值，員工失業再就業，但土地升值，價格翻了幾番，原來的壞账變成了“優質資產”，潛在風險被吸收了。轉入中速增長後，這種條件難以維系，還會出現相反情況，原來無風險的也轉化為有風險了。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從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無一例外經歷了金融體系的劇烈動蕩乃至金融危機，原因也在於此。中國經濟增長從高速到中速，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首先是終端需求中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後的減速，帶動產業領域的去產能，再帶動金融領域的去杠杆，進而逐步形成與終端需求相適應的產業體系和金融體系。中國能否比較平穩或“有驚無險”地過好這一關，無疑是一個嚴峻挑戰。

　　第五，地方性要素黏性與高價值區域的形成。高品質發展對應高收入增長。收入差異的背後，是產業知識技術密集度、附加價值度的差異，或者說“產業品質”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存在於低收入、中等收入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也存在於高收入經濟體之間和內部。在高收入經濟體之間，有的達到人均兩三萬美元後停滯不前，有的則高達人均五六萬以至十萬美元。在高收入經濟體內部，也是高收入地區拉高了整體收入水準。

　　部分地區擁有更高的產業品質，是因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黏性”，能夠吸引高知識技術密度的相關要素，並將其優化配置和利用。所謂地方性要素黏性，是指通常說的在“投資環境”或“發展環境”。但是要對高知識技術密度要素具有“黏性”，顯然對要素市場條件、政府能力、產權保護、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有特定要求。有的地區在平均收入水準相當高的時候，依然能夠出現較高的增長速度，就是因為形成了高品質的產業體系以及相配套發展環境。在一個國家乃至全球範圍內，高品質產業處在產業體系的頂部，規模有限，“花落何處”，取經於相應的地方性要黏粘性在哪裡形成。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後，地區之間的競爭，特別是領先地區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將體現為高品質產業體系和相應的地方性要素黏性的競爭。

　　第六，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企業家精神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企業家精神集中表現為生產要素的組合能力。不同發展階段，對這種能力的要求是有差異的。轉入高品質發展，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問題將愈加突出。一方面，隨著與國際技術與產業前沿差距的縮短，可直接借鑒或模仿的技術、管理、商業模式等相應減少，需要日益增多地探索、創新以前未曾有過的要素組合方式，對企業家精神的需求超過以往。另一方面，企業家精神生存發展的基礎並不牢靠，在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產權保護、企業家預期、政企關係等方面，還存在著制度性缺陷，一旦形勢有變或遇到衝擊，企業家行為問題就會被推到前台。

　　重塑地方政府競爭機制

　　《21世紀》：推動高品質發展，需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如何重塑地方競爭機制？

　　劉世錦：地方競爭機制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轉入高品質發展階段，這套地方競爭機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丟，不應該丟，也丟不掉，但需要與時俱進地改革、創新、提升。

　　推動高品質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首先要重新構建地方發展的目標、評價和激勵體系。GDP掛帥的局限性愈加明顯，可轉為預測性、結果性指標。用什麽樣的新指標，需要深入研究、比較。一個辦法是設定一個新的主要指標，如就業；另一個辦法是組合若乾個反映高品質發展的指標，如就業創業、品質效益、穩定性、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指標，形成指標體系。在理論上，長期最優增長速度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議題。

　　與高速增長期相比，地方競爭的內容也會有重要調整，將包括促進產業轉型更新的營商發展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級生產要素、形成不同類型勞動者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發展模式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競爭，如此等等。

　　轉入高品質發展階段後，大都市圈、創新中心、新興產業基地等機遇將層出不窮，但誰能抓住並利用好這些機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競爭優勢。在推動高品質發展過程中，既要支持保護企業層面的企業家精神，也要倡導保護地方政府的創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允許地方有較大的“自選動作”太空，允許有個性、有差別，允許試錯糾錯，在競爭中發現和推廣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優先推進與高品質發展相配套的重點領域改革

　　《21世紀》：推動高品質發展，中央政府需要進行哪些配套改革？

　　劉世錦：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有關研究，這五大基礎性成本中國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目前中國平均收入不到一萬美元，而美國超過五萬美元，基礎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其原因，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之所以稱其為“基礎性成本”，是因為它們覆蓋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直接影響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競爭力，也影響到服務業，影響到民生和整個國民經濟。實現高品質發展要從降成本開始，這一關過不了，高品質發展無從談起。必須落實十九大報告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過高，但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稅費綜合負擔就相當重了。美國川普減稅後，國內減稅的呼聲再起。但在現有稅制且財政收支壓力大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減的太空並不大。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征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深化和提升，是國資國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調整。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上是現代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這些戰略的實施，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差距最大的是服務業，重點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谘詢、資訊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技術大都是軟技術，知識是不可編碼的知識、體驗性知識。吸收這類技術、知識、經驗，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一定要有更大範圍、更具深度、更有特點的對外開放與合作。重點是高水準教育和研發領域。從長期看，這是中國發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已有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開放的重點則應轉向吸引聚集高水準人力資本，形成全球科學前沿的開拓能力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可以考慮設立高水準教育研發特區，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匯聚全球頂尖人才，形成最有利於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環境與機制，爭取在不太長時間內，實質性地縮短中國在這方面與世界前沿水準的差距。另一方面，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放寬在高水準教育研發和其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準入，把優質人力資本更多地吸引到這些領域，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更新的重要動能。

責任編輯：陳永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