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晉人不可學”？

《儒林外史》裡，楊執中不關心生計，一心隻讀聖賢書，自嘲“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儼然一位雅士，可背後卻是全家人跟他一起餓肚子。面對朝廷的選官報帖，楊執中一面效仿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一面告訴來訪之人自己“品高德重，辭官不就”，將報帖貼在房屋的最顯眼處。

晉人風神瀟灑，精神自由，但這是性情中自然流露出的東西，不比宋人之“可學”，就像楊執中，學了點皮毛姿態，畫虎不成，貽笑大方。

不知是哪位同學，在網上披露我在北大課堂上的說法 ：“記得好像是陳平原老師講過，宋人可學而晉人不可學。魏晉風度，是從性情裡出來的，是自然的，所以一學必歪，放到現在就跟有神經病一樣，而宋人講究理性禮製，也就是規矩、規範和法度，就是現在所說的按套路出牌，所以宋人是可以學的。”這話確實是我說的，大概意思沒錯。學生們或許心存疑慮， 我不是寫過《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嗎，為什麽會說“晉人不可學”？

其實，可學與不可學，有時是價值評判，有時是工作策略。所謂“不可學”，可能那東西不好，怕你學壞了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那東西太好， 你學不來。說白點，有的東西事關天賦，強求不得。談詩詞，講書法，常有“可學”與“不可學”之分 ；大體說來，法度技藝可學，才情韻致難以承傳，故不可學。

顧愷之《女史箴圖》

清人錢泳《履園叢話》中的《書學》，力貶宋人書法，其“宋四家書” 條雲 ：“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蘇東坡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是其不可及處。 可那東西不可學，一學就“毛疵百出”。至於米書過於縱，蔡書過於拘，都不可學。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可不予置評。我只是說，錢泳所理解的“不可學”，屬於價值判斷。

可還有另外一種“不可學”，不是不好，而是境界太高，渾然天成，常人達不到，故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有格”“規矩”“正道”作為模仿對象。比如王國維《人間詞話》就說 ：“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 幼安不可學也。”辛棄疾（1104—1207）的詞為什麽不可學，就因其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而模仿者往往只得其粗獷滑稽。

詩詞書畫，為什麽有的可學，有的不可學，明人董其昌《畫眼》說得很明確：“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 這是從宋人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那邊套過來的。換句話說，有些東西， 跟天賦、才情、境界有關，不能靠“巧密”和“歲月”而習得。就像中國畫的最高境界“氣韻生動”，只可意會，難以言傳，靠的是天資神悟，而不是學習與積累。

董其昌《關山雪霽圖》

記得十幾年前讀明人筆記《假庵雜著》，對其中一句話印象很深，那就是“寧為宋人毋為晉人”。由此，我才推導出宋人可學，晉人不可學——後者之曠遠、放達、率真，天成，很好，永遠值得追懷，但常人學不到，一學就歪。也就是說，在我看來，文人學者中，有積累型的，也有天才型的， 二者所走的路大不一樣。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局部)》

明清史專家謝國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已刊明黃宗會《縮齋文集》和明歸昌世《假庵雜著》等 22 種。謝先生為後者作跋 ：“讀歸文休先生之《假庵雜著》，如讀張山來《幽夢影》；而其謂為人當有偏至，而不可為中庸，尤有見地。”歸昌世（1573—1644）字文休，號假庵，江蘇昆山人，乃著名古文家歸有光的孫子。據說十歲能詩，棄舉業， 發奮為古文，主要以書法印篆著稱於世，至今各博物館裡仍藏有其《風竹圖》《竹石圖》《墨竹圖》等。

歸世昌《風竹圖》

《假庵雜著》中《紀季父遺事遺言》有雲：“張元長嘗貽書於余，有‘寧為宋人毋為晉人’之語，季父頗然之，謂‘趣味’ 二字宜辨。”這裡所說的張元長，即號寒山子的散文家張大複（1554—1630）， 也是昆山人，著有《梅花草堂筆談》等。

記得錢鍾書與周作人就張大複文章，有過小小的爭議，參見前者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及後者的《〈梅花草堂筆談〉等》。我傾向於周作人的意見，就文章而言，張大複不及傅山、 金聖歎、李漁，只能跟張潮並列，屬於典型的晚明山人小品。談世態人情、 修身養性、風花雪月、山水園林等，有價值，但不宜過分推崇。在我看來， 晚明山人所撰小品，是一種抽掉了筋骨、充滿娛樂精神的“清談”——沒有了背後的幽憤與抗爭，隻留下優雅的舉措和言辭。這個意思，我在《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談了。

元代張渥《雪夜訪戴圖》，“戴”是說東晉雕塑家戴逵

魏晉文人不一樣，他們的清談以玄學為根基，有生命體驗及幽憤打底，並不輕鬆。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讀讀章太炎、劉師培、魯迅、陳寅恪、宗白華、王瑤等關於魏晉文人及文章的論述。我特別推薦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那是根據演說改寫的，很好讀，對後世的研究者影響也很大。還有就是宗白華的《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這文章 1940 年初刊《星期評論》，日後收入宗先生各種集子。

雲岡石窟

宗先生稱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從王羲之的字、顧愷之的畫、戴逵的雕塑、嵇康的琴曲，到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等的詩文，還有雲岡、龍門壯偉的造像，洛陽和南朝閎麗的寺院，無不光芒萬丈。就這麽個“強烈、矛盾、熱情、濃於生命彩色”的時代，最能代表晉人的風神瀟灑的，是書法中的行草。在宗先生看來，“魏晉的玄學使晉人得到空前絕後的精神解放， 晉人的書法是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體最適當的藝術表現”。

到目前為止，關於晉人的精神世界、藝術造詣以及人格魅力的闡發，沒有比宗文更簡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我談春遊之“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也是從此文中偷來的。說到書法，宗先生認為 ：蘇、黃、米、蔡等人的書法力追晉人蕭散的風致，但總嫌做作誇張，不及晉人的自然。這裡說的是“書法”，其實，也包括“做人”——我相信很多人是這麽理解晉人與宋人的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