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勝前：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血統純正”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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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文明誕生的整個背景來看，夏問題涉及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中國文明起源究竟在什麽時候形成的？是怎麽形成的？跟其他的文明有什麽差異？這些問題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中國人所關心的，也是世界所關心的，至於它叫不叫夏那是另一個問題。

*文章原載《讀書》2019年2期新刊，轉載自讀書雜誌（ID：dushu_magazine），小標題系編者所擬。

為什麽夏是一個問題？

文 | 陳勝前

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兩大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夏，包括夏代存在與否、年代與範圍、標誌性遺存等。項目結果公布之後，中外知識界與大眾的反應各不相同，但是熱度類似。最近孫慶偉《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一書出版，又為夏問題的討論添了幾分熱度，網絡上下都在發表對夏問題的看法。同在考古學界內，我並非治商周考古之學的專家，沒有資格參與專門的學術討論。我所能做的是考察知識生產的背景關聯（context）以及有關夏問題考古學研究的理論前提，以期獲得某種程度上的“監視者清”。

夏之所以成為問題

是與中國進入現代世界體系同步的

“

……它並不是說學者們都在迎合時代的需要，而是說一代有一代之學術，是無法擺脫時代的影響的。時代的關聯讓學者們更關注某些現象、某些問題。我們對夏問題的關注正值中國作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進入世界體系之時，這是我們對自身文化定位的需要。

考古學家從事的研究工作是一種知識生產，由此，它必定涉及兩種背景關聯：一種是外部的，一種是內部的。前者主要指與時代背景、社會思潮和相關科學進展的關聯，後者主要是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之間的互動。還記得多年前，在史丹佛大學工作的劉莉教授給我發來一份電子郵件，針對某些西方學者的指控，她想調查中國學者是否認為自己是在民族主義的指導下從事考古學研究。對這個指控我很驚訝，按我的理解，民族主義相對的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如果沒有帝國主義，沒有殖民主義的話，哪裡來的民族主義？哪裡有壓迫，哪裡才有反抗！單方面指控中國考古學者的民族主義，而不去反思自身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是有失公允的。將肯定夏的存在就視為民族主義的“愚妄”，那麽否定夏的所謂“科學態度”難道就不是帝國主義的話語霸權嗎？

我在學校教授考古學史課程，相對熟悉考古學的淵源。回顧考古學史的發展歷程，近代考古學興起的標誌就是丹麥人克里斯蒂安·湯姆森提出的“三代論”。其背景正是拿破侖入侵丹麥，同為近代考古學先驅、湯姆森的同儕詹斯·沃爾塞在他一八四三年出版的《丹麥原始古物》一書開篇就寫道：“沒有關注獨立與自身存在的國家會忽視其所立足的過去。”考古學本身是一個跟民族主義密切相關的學科，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這就是考古學知識生產的背景關聯。如今當我們進行知識生產的時候，可能會帶著它，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決定的，因為我們可能還處在文化帝國主義的霸權下。

克里斯蒂安·湯姆森在19世紀提出“三代論”，即根據人類製作工具用的材料，將人類的歷史分為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三個時期。圖為商代青銅器四羊方尊，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來源：chnmuseum.cn）

《人類的起源》作者理查德·利基曾經注意到學術界有關人類進化的解釋與時代背景的關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流行雷蒙德·達特“人——凶殺者的猿”的假說，其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人類自相殘殺，血流漂櫓。六十年代強調狩獵的重要性，流行“人——狩獵者”的概念以及狩獵采集者與環境的協調關係，當時正值第三次技術浪潮時期，同時環保主義開始流行。之後，強調女性采集經濟對人類生計的重要性，“女性——采集者”假說大行其道，而此時正是女權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

無獨有偶，在中國考古學史上，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們講很多東西都是持“外來說”。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中詳細羅列了有關中國人外來的諸種說法，有外國人所提，也有中國學者提出的。不僅中國人外來，中國文化也是外來的，其中就有彩陶。李濟先生早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想證明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一九四九年以後，有一段時間因為遭到帝國主義的封鎖，民粹盛行，此時多流行“本土說”。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現在，通常的說法是“外來+本土創新”。這樣的耦合很有意思，它並不是說學者們都在迎合時代的需要，而是說一代有一代之學術，是無法擺脫時代的影響的。時代的關聯讓學者們更關注某些現象、某些問題。我們對夏問題的關注正值中國作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進入世界體系之時，這是我們對自身文化定位的需要。

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

劉莉 陳星燦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09

我們應該清楚，一個失去歷史的民族是不能成其為一個民族的，就像一個沒有過去的人，我們無法對他進行定位一樣，歷史淵源是民族賴以存在的基礎。夏之所以成為問題是與中國進入現代世界體系同步的，一方面我們需要重新審定自己的文化歷史身份；另一方面，我們的身份也在為主導這個體系的西方世界所審定。正是在這樣的外部背景關聯中夏成為一個問題：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夏代？兩種話語權力在相互較量，過去百年中，絕大多數時候，西方的話語是佔主導地位的，受過西方話語影響的中國人也借鑒這種話語來進行自我審定。二十世紀初的疑古思潮首先解構了歷史文獻的可靠性，夏之存在的文獻載體遭到了顛覆，於是夏本身也就成了問題。而此時，中國考古學還在幼年時期，還不能提供什麽有說服力的證據。

20世紀初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顧頡剛曾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質疑上古史的可靠性（來源：thereaderwiki.com）

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前，有關夏的問題消失了。當然，按照另一種話語來解讀，質疑夏可能是一種政治不正確的行為。這是話語體系本身的問題。回到知識生產的背景上來看，此時夏的問題其實根本不成立。按照中國人對自身歷史的理解，我們是炎黃子孫難道還需要證明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商的存在已經證明疑古思潮走過了頭，龍山文化以及二裡頭遺址的發現已經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夏的存在。只是我們有必要證明給自己看嗎？此時中國學者想到的不是去質疑夏，而是如何去更準確地豐富有關夏的認識。

夏又成為一個問題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重新進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之時。夏就像一種歷史身份證需要接受重新審定，在新的體系中，中國需要這樣一張歷史身份證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這個話語體系的一個維度叫作“科學”。夏的存在需要接受科學的審定，即必須有充分的資料來證明。這裡需要排除對歷史文化的理解，需要排除“民族中心論的偏見”，讓我們對夏的歷史追溯回到元敘事。作為處在歷史情境的中國人，實際是不可能做到的。於是，質疑遠遠要好於肯定。這樣既符合科學，也無須承擔新話語體系的任何指控。

二重證據中，物質遺存本身並沒有發言權

“

面對文獻材料，以物質遺存為中心的考古學研究在證明夏問題的時候，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樣有說服力。換句話說，即便考古學上找到了夏代的遺存（很可能已經找到了），仍有可能得不到確認。這也正是當前夏問題研究的糾結所在。

從考古學的內部背景關聯來看，說到夏，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它是否成其為一個問題（學術議題）？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史前考古，自然我偏重從長時段的角度入手。從中國文明誕生的整個背景來看，夏問題涉及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中國文明起源究竟在什麽時候形成的？是怎麽形成的？跟其他的文明有什麽差異？這些問題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中國人所關心的，也是世界所關心的，至於它叫不叫夏那是另一個問題。我曾在《讀書》（二〇一六年第十期）上撰文溯源中國文明的經濟基礎，距今一萬年前後，中國就產生了華北（旱作農業）與長江中下遊（稻作農業）兩個起源中心，歷經五千多年的發展，中國文明形成。這絕非學界曾經以為的中國文明是“早熟型”文明，而是正相反。中國文明正是因為有極其深厚與寬廣的農業根基，才保證了後來五千多年綿延不絕，形成了世界上極其罕見的完整的農業文化系統。不久前結項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大的貢獻是理清了夏之前或同時期文明的發展脈絡，遼西的紅山、浙江的良渚、陝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湖北的石家河等，其發展水準無不可以稱之為文明，尤其是其中的良渚，大型的城址、複雜的水利工程、明顯的等級制度等，都已經為王朝統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良渚墓葬出土的隨葬品90%以上都是玉器，而象徵神權的玉琮和象徵軍權的玉鉞只在少數墓葬中出現，代表良渚文化極有可能已經具有明顯的等級制度。圖為“良渚遺址群”景貌（來源：dili360.com）

如夏這樣的大型學術議題往往是需要多學科合作研究的，不可能由一個學科獨立解決。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最早的美洲人的研究。當年留學的時候，作為最早美洲人研究三大權威之一的戴維·梅爾茨教授開了一門課，專門講這個問題。綜合學術史、環境、語言、考古材料、年代、DNA等許多學科的研究來討論這個問題。美國有成百上千的學者研究最早美洲人問題，但是到現在為止這個問題還是懸而未決。不過，通過多學科的研究，學術界對該問題獲得了較為充分的理解，這種理解不是僅憑考古學一個學科所能獲得的。

當前有關夏問題的焦點是夏王朝的確認，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很多時候是受到確認商王朝模式的影響，也就是需要有文字，有明確的紀年，有得到甲骨文與歷史文獻二重證據確認的先王世系。大家認為必須按照這個模式，才能夠確認夏，否則的話，都不能叫確認。這種模式的簡化版就是，文明必須有文字，如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古希臘等，一個例外是印加文明。我們是否有可能滿足這個模式呢？應該說是有可能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有一些類似文字的符號，商朝的文字已經比較成熟，處在中間的夏王朝是可能有文字的。早期王朝的文字都是廟堂性質的，多與祭祀相關，而考古遺存中祭祀遺存是相對保存比較好的（因為不實用以及對神靈的畏懼），所以，找到夏王朝的文字是有可能的。

距今約四千多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扁陶壺上有兩個特殊紅色圖案，其中一個被認為代表了“文”字（來源：sina.com）

二重證據法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成為一種規範，認為考古與文獻證據相互印證，能最好地解決問題。其實，二重證據中，物質遺存（考古材料）本身並沒有發言權，它需要接受文獻資料的審定，否則仍不足以說得到證明。說到這裡，禁不住想起藝術史中的影像分析法，作為大師的潘洛夫斯基運用這一方法可以去分析許多問題，但是有趣的是，他還是要不斷地引用文獻來證明他的影像分析法的合法性。面對文獻材料，以物質遺存為中心的考古學研究在證明夏問題的時候，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樣有說服力。換句話說，即便考古學上找到了夏代的遺存（很可能已經找到了），仍有可能得不到確認。這也正是當前夏問題研究的糾結所在。

許多人，尤其是學科之外的人，認為夏就是一個神話傳說——而非歷史。這讓我想起考古學上一位傳奇人物，一個被天上掉下的餡餅反覆砸中的人，德國人海因裡希·謝裡曼（或譯為施裡曼）。他從小就迷信荷馬史詩，雖然別人都覺得這只是神話，他卻字斟句酌地按照其中的記載去尋找特洛伊古城。最後，他真的找到了特洛伊遺址，只不過地層找錯了，但這是技術方法的問題。他還找到了“阿伽門農”的墓（其實是時代更早的青銅時代酋邦首領的墓），並且差一點就找到米諾斯王宮，只是因為他不願多賠幾個橄欖樹的錢，以至於失之交臂。因此，我們對傳世文獻應該更寬容一點，迷信也好，懷疑也好，可能都不一定絕對正確，保持一點開放頭腦，可能會更好。

海因裡希·謝裡曼從“阿伽門農”的墓發現了“阿伽門農的面具”，但現代考古研究表明認為該面具並不屬於特洛伊戰爭時期（來源：wikipedia）

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血統純正”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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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意義上的族群並不是一種靜態的存在，而是一個歷史構建的過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還會經歷分裂、離散、融合、歸化等過程，並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族群概念。因此，我們也許需要反思，我們是不是在尋找一個標準的“夏”？有沒有一個標準的“夏”在那裡等著我們去發現？

《鼏宅禹跡》開頭引用鄒衡先生的話：“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麽方法去辨認它。”這裡涉及一個考古學理論的核心問題：通過物質遺存研究能否確定族屬。物質遺存本身不會講話，它不會告訴我們它屬於夏。之所以有夏，是因為有歷史文獻的記載。這裡的“夏”，可以是夏王朝，也可以是夏族或夏人，還可以指夏代。我們通過物質遺存能夠進行怎樣的回答呢？物質遺存與族群之間的關係問題是極其困難的，相當於考古學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而夏問題不是，因為通過文字的發現是可能解決夏問題的（媒體稱夏問題是哥德巴赫猜想，這是一個誤解）。

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

孫慶偉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5

考古學中物質遺存與族群之間關係的問題由來已久，六十年代末，先師路易斯·賓福德與法國考古學家弗朗索瓦·博爾德就石器組合的意義進行論戰，博爾德認為石器組合可以代表人群，賓福德認為可能代表不同的活動。在新石器時代考古中，研究者常用“考古學文化”（一定時空範圍內的物質遺存特徵組合）來指代族群，但這個理論前提是未經證明的。物質遺存跟族群之間究竟有沒有關係呢？有！但是我們知道族群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社會情境中，它的表現方式也不同。民族志的研究告訴我們，不同的族群標誌族群身份的物質遺存是不一樣的，有的可能用刀子，有的用罐子，有的用文身，有的用祭祀來表示，方式多種多樣，並不是每個族群在任何時候都用同樣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族群身份。除非我們知道具體文化歷史背景、社會情境，否則我們難以做出準確判斷。用物質遺存研究來界定族群問題，這觸及了考古學研究的邊界。

如果我們從當代來看族群，就會發現它是一個多層次的、具有相對性的存在，可以按國家、民族、宗教、語言、部落等不同標準來劃分，而且在不同情境，人們所強調的族群範圍是不一樣的。與此同時，現代意義上的族群並不是一種靜態的存在，而是一個歷史構建的過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還會經歷分裂、離散、融合、歸化等過程，並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族群概念。因此，我們也許需要反思，我們是不是在尋找一個標準的“夏”？有沒有一個標準的“夏”在那裡等著我們去發現？如果夏是一個文化構建的過程，這意味著它可能是一個擴展、交融、再創造的過程，其中可能充滿著雜糅、混合，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血統純正”的夏。由此考古學研究通過物質遺存的特徵分析去識別夏就會變得更加困難，我們很可能已經走出了考古學的邊界。

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考古學的邊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研究範式的更替與拓展，考古學的邊界也在擴充。比如說，如果我們把夏當成一個文明起源的問題來研究，它就是一個國家政權構建的過程，我們就需要去研究國家組織下的經濟生產、權力運作、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的控制，以及意識形態的表達等。我們就可以解釋世襲的夏王朝為什麽能夠取代之前非世襲的“古國”（蘇秉琦先生語）或“神王”（張忠培先生語）社會。這種視角讓考古學家更多關注複雜社會組織的運作機制，解釋文明起源的原因。即便我們不能肯定夏的存在，但我們就這個時代的認識也會非常扎實深入。

夏是青銅文明之始，取代了一個以玉器及其他非金屬器物為表征的時代。青銅適合用於製作禮器與兵器，另外就是經濟交易的通貨。因為昂貴，還很難大規模用於農業生產。這樣的政權是立足於政治與軍事權力之上的，相比之前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古國階段，它拓展了軍事權力。這種側重物質性的研究屬於一種新的理論範疇，它再一次拓展了考古學的邊界。這裡夏不僅僅是一個族屬的問題，我們可以從物質性、能動性、景觀、性別、階級、慣習等角度去闡釋，由此我們將可能看到一個宛在萬花筒中的夏。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已悄然轉型，從以文化歷史重建為中心逐漸向社會功能重建為中心，也就是更強調理解社會如何運作。就像良渚文明的研究所展示的一樣，從大墓追溯到城牆，從古城到外圍的支撐聚落與稻田，從城牆的構築到幾十公里開外的水利系統工程，一環一環地解開一個曾經輝煌燦爛的文明。這裡我們已然不需要再爭論它的“身份”，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就已經充分地進行了證明。

簡言之，為什麽夏是一個問題？這是由知識生產的外部與內部背景關聯所決定的。它曾經不是問題，在二十世紀裡也不一直都是問題。當前夏的問題，從學科外部背景關聯來說，是中國重新進入世界體系的歷史身份證。回到學科內部的背景關聯，夏的問題涉及作為考古材料的物質遺存需要得到文獻、傳說的確認；在學理（考古學理論）層面上，需要解決物質遺存與族群的對應條件問題，其難度很大。但夏問題本身並非不可能解決，通過多學科的工作，尤其是文字的發現，是可能做出回答的。考古學的邊界正在不斷拓展，考古學可以從其他方面為夏問題貢獻更豐富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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