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寬；口述：何冉
四小時的高速列車旅程之後，柏亮（化名）回到了北京。這個14歲的孩子，個子又長高了，大圓臉，一頭茂密的黑發。但是，看起來還是內斂、沉默，不愛說話。
問及返鄉的情況，他停頓了十幾秒，認真地掰了掰手指說：“我被老師打了三次。”去年，他回河南駐馬店，在陌生的老家獨自開始了學習和生活。
這個暑假，和柏亮一同來北京的還有11個孩子，他們來自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的11個地方。一年前，為了順利升學，他們告別了北京，從流動兒童變為留守兒童。
過去一年，“新公民計劃”（關注流動兒童教育的倡導機構）發起了一項追蹤流動兒童返鄉的計劃。一年來，項目主管何冉與同事們追訪這些被回流的孩子，跟他們下鄉、調查，與他們的父母和老師對話。何冉說，他們記錄下的，是在時代變革下被迫返鄉的孩子的個體遭遇，這遭遇中有在新生活裡的不適與消沉，尷尬與沉默，以及他們對自身命運轉變後的思考。
以下是何冉的口述：
這次暑假，我們追蹤的25個返鄉的孩子當中，有一批回到北京和父母團聚。為此我們做了一個“Summer Fun”的活動。
我發現他們真的是長大了，都進入了青春期。男生女生見面，開始靦腆，一些孩子很大人式地和我問好：“老師，你好嗎？”
但一年前，我給他們帶班的時候，他們還追著打呢，有同學做錯事，他們還要告老師。現在，這些都變化了。
過去一年，我做返鄉追蹤，到孩子們家裡去家訪、問卷調查，或者直接打電話，雖然次數不少，但看到的都是很窄的面。聊天記錄裡清一色是與成績、考試有關的內容。
借助這次活動，我想把觀察範圍擴展一些，了解他們返鄉後的生活。沒想到的是，原來背後的故事是如此複雜、沉重。
回流後，如何跨過應試教育的大橋
其中一個孩子叫王笑語（化名）。她14歲，安徽籍，聽話、乖巧，說話時總是笑眯眯的。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她學習很好，經常能在班裡排到第一，英語、語文也常年排前。
她是和媽媽一同回老家的。爸爸在北京工地上做小包工頭，以前媽媽就跟著，給工友做飯。為了照顧王笑語，媽媽放棄了北京的工作，家裡的收入也變少了。
父母的陪伴，是我們把她作為追蹤對象的原因——我們希望能在追蹤中，看到父母一方在孩子回流後的作用。我們追蹤的25個孩子中，有20個都是獨自返鄉的，父母留在北京，在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個別一些是獨自生活。從這個層面看，王笑語是幸運的。
然而，回到老家的日子也並不好過。
一個首當其衝的困境是找學校。王笑語的媽媽在返鄉之前，拚命為女兒找學校。
她想把女兒轉去當地最好的公立初中去。由於她們老家的房子在農村，按照學區房政策，女兒是無法上這所初中的。為了讀這個初中，媽媽在附近找了一個學區房，和別人簽了一年的租住合約。回去的一年前，她就做了很多的準備。
為了轉學籍，她前前後後找過校長三次。最開始，她以為女兒的學籍在北京，因為學校是北京的。但在轉學籍的過程中，問題發生了。由於北京這所學校沒有辦學資質，學校就把孩子們的學籍統一掛靠到河南的一所學校。她媽媽為了這個事，特意跑到河南，去辦轉學籍手續，托人、蓋章、開證明。
與此同時，成績下滑和學業壓力的增長也立竿見影。回到安徽後，王笑語上的那所學校的教育質量還不錯，但第一次模擬考，她的數學成績就不及格。
王笑語的媽媽很強勢，非常緊張女兒的學習。那次模擬考後，她經常著急地給我們打電話：“哎呀，她（王笑語）還每次對自己的成績滿意”，“她就是不努力啊”……隔著話筒都能感受到她的焦慮。
這樣的焦慮也一直壓迫著王笑語。這個暑假前的期末考，笑語的數學還是沒有考得很好。她和媽媽說，這是教材的原因，在安徽老家，用的不是她熟悉的北京那套人教版教材，而是滬教版的。回去後的這一年，她一直對教材感到不適應。
這不得不提到北京打工子弟的教育情況。要知道，在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學校，質量真的很差。一方面，老師大多是沒有教師資質的，高職、大專畢業的老師很多。
另一方面，很多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實行“包班製”，即一個老師承包一個班級的所有課程，有的還會跨學年教學，教育質量真的很差。所以回流後，學生的成績普遍下降也就不奇怪了。跨入應試教育的大橋裡，他們的起點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在北京沒有得到有質量的教育。
以我們追蹤的這25個回流學生為例，回到老家後，沒有一個人的名次是進步的。就連曾經在北京排名第一的王笑語，最好時，也才能排到班裡的13名。
另一個問題就是體罰。幾乎每一個被追蹤的孩子都向我們報告過，在學校，他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體罰和虐待。王笑語就曾遭到過數學、英語老師的多次體罰。
去年7月，我去王笑語的老家做家訪，得知一個驚人的現象。當時，她所在的班級有個規定，每個月的月考都會對學生實施體罰。舉例來說，一科的總成績是100分，60分及格，但老師會把那個目標定得高一些，比如80分以上。以這個分數為基準線，差多少分，就會被用戒尺或者棍子打多少次手。英文科目的懲罰尤其嚴厲——由於單詞是英文教學中非常重要的內容，老師會經常抽查學生默單詞。但如果默寫出了錯，學生就經常被打耳光，錯一個，打一個。
這不是老師打，而是同桌之間相互打。他錯了，你打他。你錯了，他也打你，相互之間扇巴掌。王笑語和她的同桌總是打得輕。但老師說，如果聽不到響聲，老師會親自動手。面對體罰，班裡的同學幾乎無一幸免。
接受體罰的心態是一點點培養起來的。有一次電話訪談，我問她在學校遭遇的暴力。她說，最開始，也會覺得被老師打很難堪，而且特別疼。但因為她們班成績最好的同學也被打過，這讓她覺得，自己的遭遇也不算什麽了。這非常可怕，暴力已經在他們的學習中獲得了合理性，他們會習以為常。
不僅如此，暴力還得到了家長的默許和加持。去年，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和她的媽媽做過一次長時間的訪談，提到過女兒遭受的暴力。她媽媽聽到後，就在視頻裡一直笑，一直笑，說女兒被打也沒什麽，老師也是為她好啊。
無法交流的孤獨感
除了學習上的困境，融入當地社會環境也成為一重障礙，他們甚至無法融入那個“老家”。
王笑語和妹妹出生在北京，成長也在北京。媽媽是江西的，所以當她們返鄉時，只是回到了一個屬於爸爸的地方，非常陌生。這就是大部分流動兒童家庭的寫照。
語言成為融入新環境的第一重障礙。王笑語和媽媽完全不會說當地方言，奶奶和她交流，用的是很蹩腳的國語，她經常聽不懂。大多的日常交流是吃飯、寫作業，完全沒有親人間那種深度的情感交談。
環境的孤僻也體現在當地的物理空間上。去年7月中旬，在她返鄉後的十多天，我去她家探訪。她住在奶奶家，那是一個很典型鄉村二層樓房，後面是山坡，坡上種滿了奇異果，下面就是碧綠的池塘和菜園。
在她的老家，房子之間至少相隔十幾米。這裡一戶，那裡一戶，零零散散。在這種顯性的孤僻環境下，她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朋友。“一個朋友都沒有。”她這樣告訴我。
好在笑語有媽媽陪同，老家還有親人——有熟悉的人陪伴，這在流動兒童回流時非常重要。
為什麽我們會在回流過程中特別關注王笑語的媽媽？因為，她在心理上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她是江西人，語言的尷尬讓她在老家無法找到工作。在老家，婆婆和其他親人也沒辦法和她溝通。現在過年了，她也不回北京了，因為沒工作，還要花路費。她就一直待在村子裡。為了女兒上學，她就在學校旁邊租了個房子陪讀。
她沒有朋友。以前在北京，會經常在朋友圈轉發一些很正能量的東西，“要努力啊”，“今天又是很美好的一天啊”，“只有付出才會有收獲”這類文章。
回去一段時間後，朋友圈的內容全變了。去年過年，她三天兩頭髮一些對婚姻的理解：男人對我不好，我就怎麽怎麽樣。不要變心……我想，或許是聚少離多，她的婚姻出現問題了，而她也不知道，該怎麽辦。
由父母陪伴的流動兒童情況尚且如此，那些獨自返鄉生活的孩子，就更不容樂觀了。
在我們追蹤的25個孩子中，還有一個典型案例是柏亮，他和另外4個孩子都是獨自返鄉的，在老家，他們獨自生活。柏亮長得清秀，包子臉，個子高，性格沉默。或許是繼承了爸爸的性格，他和他哥哥都很敏感，不善表達。
柏亮的爸爸在北京的麥當勞做外賣員，初中沒讀完就去打工了。媽媽也沒上過學，不識字。
小升初的時候，爸爸托關係，讓他一個人回河南老家念中學了。那時候，哥哥還在老家，爸爸想著，弟弟回去了，可以由哥哥照看著。但回去不久，因為工作調動，哥哥也走了，家裡就剩下了柏亮一個。
平時，我和他爸爸通話比較多，我們聊柏亮的學習、成長上的困惑。最近最頻繁的話題，是柏亮找學校的問題，因為他被退學了。
其實回流後，柏亮一直無法在新學校裡安頓。去年9月20號，學校剛剛開學一個月，我們對這些回流學生適應環境的狀況做過一個跟蹤記錄。
柏亮的成績很差，排名倒數的那種，他很沉迷遊戲。在北京的時候，玩他爸的手機就很瘋狂，一打遊戲就停不下來。他是那種典型的嵌入到科技和遊戲環境裡的農三代，就像“三和大神”裡的那些人，這是這一代打工子弟的特徵。
但回到老家，手機就成了老師的“階級敵人”——所有學生都不能帶手機。在一次搜查中，柏亮的手機被老師沒收了。
當時，他們宿舍同學湊錢去買電子煙，結果被老師抓了個現行，遭到當場責罵，還在全校公告。宿舍老師搜他們的房間，所有角落都沒放過，最終在床底下搜出柏亮的手機，收繳了。
事發那一周，我剛好去他河南老家調研。我問他手機被收走後的心境。他說自己特別不開心，雖然平時和父母打電話也不說什麽話，但還是特別不適應。原來除了玩遊戲，手機也是他和父母交流的工具，是情感的紐帶。他感到那個扭斷被切斷了，特別孤獨。
後來的日子也不理想。他被老師安排坐在教室最後一個位置，下課時也不許出去，周圍的人都在說話，但他跟那些孩子不熟悉，很少和他們說話。他其實意識到自己的困境，也和父母提過。在返鄉之前，他明確地跟他媽媽說，可不可以回去陪他。媽媽的回答是，不可以，因為媽媽要掙錢，如果沒有錢，就沒有生活來源了。
這些兒童回到老家的日子就能很好嗎？不見得。在老家，柏亮完全是一個人生活。一個星期四，我去他家家訪，和他生活了兩天，完整地觀察了他的生活。
那也是一套兩層樓的房子，附帶一個大院子。進去時，要穿過一棵大樹，樹枝亂叉，幾乎都垂到地下了，附近全部是雜草。人從樹的縫隙裡穿過去，感覺進入了一個叢林。小草高得沒過了我的小腿。
把生鏽的們推開，柏亮家的院子裡都是磚頭，雜草就從磚頭裡迸出來，像一排排稻田。
在柏亮的老家，除了電以外，沒有通水，沒通燃氣。要吃水，必須在外面的龍頭接。廚房裡除了鹽，什麽都沒有。周末他從學校回家，就煮速凍水餃解決。
他的房間有個床，但床上沒有褥子。冬天，他鋪上床單，一個蓋被，就這麽睡下去，陰濕濕的。後來，他也不睡這個房間了，因為積的灰很厚，他開始睡客廳沙發。
其實也不是因為客廳的環境，而是房間裡沒有的wifi。睡客廳，他能蹭到鄰居家的wifi。“搬家”以後，他經常躺在客廳的沙發上，墊一個褥子，瘋狂地打遊戲，打到三更半夜。
在這個環境裡，你無時無刻都會感到害怕。
有天晚上九點多，他洗漱完畢，我要到附近的賓館落腳了，請他帶我離開。
沒有路燈，月光下是朦朧的樹影，環境確實陰森。我問他，你怕嗎？這是以前我從沒想過的問題。他說，其實他也怕，但玩手機特別累了，就能睡著了。因為長年陪伴他的是手機而不是親人。所以現在，他跟手機比較親。面臨失學後，他曾一度不想來北京，因為害怕媽媽會繳了他的手機——“我離得開父母，但離不開手機了”。這已經變成他生活情感的剛需。
但現在，他沒有選擇了。
7月3號，他爸爸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要來北京給他找學校，他被老師勸退了。老師的理由是，他不聽話，學習不好，也經常不寫作業，管不了他。學校明文規定不準帶手機，但他帶頭在寢室裡玩遊戲，犯了規。
他的爸爸現在正焦頭爛額地找學校。他給了柏亮三個選擇：要麽回到北京上初中，但他非常不甘心，當時能夠回老家上學非常不容易，找了好多層關係。另一個，就是在縣城的一個鎮裡，找個關係送進鎮上的初中。還有，由於柏亮當時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學籍是掛靠在河南固始縣的一所學校，他現在也想把孩子送到固始縣去上學。
我當時聽到這個就蒙了。我問他，您知不知道固始縣在哪裡？他說知道，就在距他家500公里的地方。我心想，好歹還知道。那個地方，他爸爸從來都沒去過，就決定把孩子一個人丟在固始。我又問，那他放假怎麽辦呢？他爸說，想辦法唄，把孩子丟在老師家或者住學校。
我還震驚的是，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怎麽有權力勸退一個孩子？
我讓他先關注孩子的心理。因為被學校退學後，孩子出現任何問題，任何反常的事，一點兒都不出乎意料的……這個環境真的是要把人逼死。
不過，正當我們都焦頭爛額的時候，這件事很戲劇性地作罷了。因為我特地去查了他掛靠學籍的那個學校，原來人家那裡根本沒初中，這條路也堵了。
退學，其實是柏亮過去一年狀態的縮影。
柏亮一直處於被安排的狀態。在情感表達和交流中，他從來沒有對父親的提議表達過異議，包括這次回北京。我問他，你一點都不想回來嗎？但他對這種問題沒有太多表達欲，沒有回答。
我問過他一次，願不願意回老家。他說，我父親告訴我，下個星期我必須自己回去。所以，你會發現，這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通知的，他的內心從來沒有被關照過。
他是一個敏感的孩子。得知被退學後，我給他打電話，但關於為什麽會被學校退學這種問題，是不太能問的。所以我換了個問法，問他什麽時候來北京。“還不知道，但肯定來。”我說，那你什麽時候來，帶多少東西，坐什麽車來？“坐火車，東西的話，會把衣服都帶過來。”因為，他其實知道自己可能要來北京上學了。
你會發現，在這個回流的過程中，孩子基本被當成了一個問題、包袱、工具，從來沒有被當成一個有尊嚴的人。
父母的意識
在追蹤的過程中，我們還非常關注一個部分——父母的意識。
返鄉前的一個月，我就開始關注父母對這個變化的看法。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我問過一個媽媽。她有兩個孩子，女兒是姐姐，兒子是弟弟，也是我追蹤的對象。
姐姐也是在北京出生、長大的。但讀到五年級時，她所念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被拆了。被拆後，有比較前衛的家長會去區教育局表達意見，讓政府解決孩子的上學問題。當時，政策還很寬鬆，區政府很快解決了問題——把孩子派到一個比較近的公立學校。所以五六年級，姐姐是在公立學校上的，並且有北京學籍。當她從北京轉回老家時，程序非常簡單，很容易就被接收。但現在回流的弟弟完全得不到這樣的待遇。
我問他的父母，為什麽姐姐的學校被拆，政府就開了一個口子？媽媽和爸爸就一直在強調，這是姐姐趕上好時候，運氣好。但其實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拆”其實不是主要的，政府願不願意接受這些孩子才是主要的。她回答，道理他們都懂，他們明白這種變化，會默默接受。
不過，也有一些敏感的父母，尤其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媽媽。被回流的，往往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而這批父母大約在30多歲。如果和他們聊政策，他們就會吐槽：“憑什麽啊， 我們也納了稅的”；“為什麽不讓人上啊？”......會吐槽這些話。
但是父母年紀越大，越多的態度就是“沒辦法”——政策就是這樣的，沒辦法。但這些父母其實也不知道那個政策是什麽。這和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有關。
北京，那個曾經被當作家的地方
這次回來，我覺得他們真的發生了很大變化。那天，我在亮馬橋地鐵站接他們。我很久沒有見他們了，有的兩個月，有的超過一年。一些男生長高了，長身體了。從地鐵口出來看到我的時候，他們遠遠地揮手。靠近時，很主動地舉起手，和我擊掌。以前小學的時候，完全不這樣的。
那個瞬間，讓我覺得，原來北京的所有的東西，不管是曾經的住所，還是我們這些老師、同學，都是被他們記得的，是他們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了。
前一段時間，我還和孩子們聊過關於北京印象。我問柏亮，你還想來北京上學嗎？他說，我願意。我馬上又問他，將來你工作了，擇一個城市定居，你會去哪？
他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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