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學生在京參加暑期活動，圖源：新公民計劃
作者｜芥末堆 大衛
編輯｜芥末堆 天一 吉吉
離京返鄉一年後，剛上完初一的孫俊峰將被學校勸退，理由是他在寢室玩手機。孫俊峰曾在北京海澱區一家打工子弟學校上學，因在京高考無望，於去年八月提前返鄉就學。
這一結果出乎何冉的意料，印象裡孫俊峰並非惹事之人，玩手機也不會嚴重到退學的地步，唯一能讓她想到的只有“成績”。
何冉是新公民計劃流動兒童小升初團體追蹤項目負責人，過去一年，她跟蹤了孫俊峰在京所在班級小升初選擇後的變化，25個返鄉的孩子中，幾乎均出現成績下滑的現象。
不過，學業的變化只是冰山上可顯見的一角，更多的隱憂還在冰山之下。對於大多數在京打工子弟家庭來說，在京升學沒有出路，返鄉則意味著變數。在適應和建立新的關係網絡上，他們常常手足無措。
據新公民計劃提供的數據顯示，僅在2017年，在京小升初非京籍學生減少了23411人，佔當年非京籍小學畢業生總數的45.5%。
何冉知道，他們中的大部分會選擇返鄉就學，但她好奇他們會經歷些什麽？改變又會如何發生？
離京——不得不做的選擇
六年級上學期，一直在打工子弟學校上學的孫俊峰得知自己要返鄉就學，他問媽媽能否一起回去，母親說：“回去的話，你爸要一個人掙錢養我們倆，而且你哥也還沒結婚”，孫俊峰不作聲了。他爸爸在麥當勞送外賣，每天晚上八九點出門，早上九十點到家，幾乎全年無休。
孫俊峰自小生長在北京，一家三口在北五環的清河南鎮租了1500元/月的單間，房間內隻放了一個上下鋪，上鋪堆滿雜物，1.2米寬的下鋪是媽媽和孫俊峰晚上休息的地方，地上則鋪滿了行李，“感覺隨時要跑路的節奏”，何冉第一次去的時候，沒地坐，只能站著跟孫俊峰講話。
樣板學生的留守經歷，圖源：新公民計劃
十四年來，除了極重要的事，孫俊峰鮮少回到家鄉河南省駐馬店。在孫俊峰的班裡，近一半學生在北京生長，他們隨著父母務工的腳步在北京市各區輾轉，有的已四五年沒回老家過年了。何冉從去年3月就選定了這所有700多人、九年製的打工子弟學校裡一個即將畢業的六年級班級作為訪談、觀察和記錄的樣本。
她統計了這個班同學畢業後的去向，43人裡，只有18人留下，包括3名去河北上學、1名進了北京的公立校。剩下的25人皆返鄉就讀，其中超過一半都希望留在北京。他們的父母普遍從事著保潔、外賣、建築工等工作，具有大學學歷的隻佔極少數。
家長們很清楚，囿於政策，在京的打工子弟未來只有中職和高職兩條路可走。家長擔心，學校隨時會像他們居住的群租房一樣，面臨拆遷的危險。除此之外，每學期漲五百、一年近萬的學費對務工家庭來說也是不小的開支。
返鄉雖可提前適應老家教學，為中高考做準備，但這個決定並不好做。
陳秋菊和丈夫來京十來年，在一所大學裡承包報刊亭，孩子8歲前都由在河南老家的爺爺奶奶帶著，成績並不理想，來京後又在公辦校和打工子弟學校之間輾轉，成績未有起色，陳秋菊對此頗有遺憾。但一起返鄉的話，家裡的生活來源會成問題，若鐵了心讓孩子獨自返鄉，則寄宿環境，學習節奏等能否適應？
為了減少這個顧慮，田苗的媽媽是少數幾個下決心回鄉陪讀的家長之一，“我要把孩子帶在身邊，生了就要好好教”，她很早便打聽著家鄉學校使用的教材，讓女兒閑暇時先熟悉一下。
這也是何冉要觀察和記錄的事情，她曾經為全國各地上百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提供資金和技術服務，接觸了上萬流動兒童，對打工子弟學校辦學現狀頗為清楚，但還沒有對返鄉的流動兒童的生活變化有過細致的研究，“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結論，但沒人知道這些變化具體是如何發生的”。
返鄉孩子監護情況，圖源：新公民計劃
據何冉統計，返鄉孩童的監護人中，有14個是祖輩照顧，父母雙方或單方監護的共有5個，獨自返鄉生活的也佔了5個。有一個需要親戚輪流照顧，孩子父親在老家有六個兄弟姐妹， 用孩子的話說，“周五放學這一天，我不知道站在校門口的是誰”。
返鄉——學籍的漩渦
返鄉之旅並不順利，大部分學生第一步便卡在學籍上。
何冉曾記錄，李依依的家人曾為她找到安徽當地升學率還不錯的私立中學，依依的英語成績優異，對於小升初面試英語口語測評頗有信心，但結果卻落榜了。
依依家人找到學校老師請教後得知，其提供的學籍表沒有學校蓋章。“報名表上填的是北京XXW學校，學籍表上顯示學籍在河南的JQ學校，名字也對不上，而且這兩所學校都是民辦學校，顯得很不正規”。而其他從上海、江浙公辦校轉回來的孩子手續齊全，基本都錄取了。
返鄉學生在活動中玩樂高，圖源：新公民計劃
李依依所在的打工子弟學校沒有辦學許可證，學生學籍被掛靠在河南當地一所民辦校，這對當地學校來說或有經費補貼，但此舉遊走在法規之外，蓋章留痕的事難度頗大。何冉認為學校隻提供掛靠學籍的服務，至於轉學籍和蓋章的事學校基本不管。
學籍同樣也讓同樣回安徽的田苗的媽媽吃盡苦頭，田苗原可按老家劃片進入鎮上中學就讀，但為了更好的教育，她媽媽托人在縣城租了一套房子，借用房東的房產證辦齊了縣城公立校入讀手續。
不曾想，這所學校要求外地轉學回來的學生必須出具“轉學證明、學籍卡及當地教育局的蓋章”。
田苗媽媽先後兩次找了北京學校的校長，但被告知跨省轉學通過網上就可操作，且學校開不了證明，但家鄉的人告知，沒有這些材料學校進不去，多方掙扎下，田苗媽媽還找過何冉，請教是否可以從網上下個公章下來，但被何冉拒絕。
無奈之下，田苗媽媽找到河南掛靠學籍的那所學校，但被學校老師告知，章在法人手裡，可她找不到法人，他們開始拜託老家的人尋找河南教育體系裡的“關係”，對方查了田苗的學籍後發現，田苗已於2017年7月畢業結業了，入學要直接上初二，這讓田苗媽媽慌了神。
孫俊峰也卡在這上面，因為成績不理想，他爸爸曾讓孫俊峰留級一年，但他不知道無特殊原因政策不允許留級，也就沒走申請。返鄉時，孫俊峰面臨著兩個選擇，要麽直接上初二，要麽回原校找校長及當地教育局寫證明蓋章。但從上述情況看來，後者難度很大。
李依依和田苗兜兜轉轉，動用了不少關係，可算入了學，孫俊峰也進入河南泌陽縣一所公立校，但學籍的事仍然懸而未決。
適應——互扇耳光變得順理成章
進入家鄉的學校對返鄉的孩子來說才剛剛開始。
回到內蒙赤峰一所公立校的李忠進校第一天就被攔住，保安讓他回去換身衣服，理由是他的牛仔褲破了幾個洞，這身衣服是他特意為回鄉備的。他的家境較好，常常一身運動名牌，家裡找著關係讓他進入該校火箭班。
那段時間，李忠比較封閉，不想與別人交流，“他們就覺得我在裝高冷，靠關係進入火箭班”，對方爆了粗口，兩人打了一架。孫俊峰也會遇到“北京來的了不起呀”的挑釁，但他並不認為同學心懷惡意，這與他見到同學亂扔垃圾、頻爆粗口時覺得不適應一樣。孫俊峰性格內向，他所在的學校有一千多人，班級人數60餘人，但到現在，他也未與班內大部分女生說過話。
何冉說，北京的生活多少都會給流動兒童留下印記，網購經歷、行為舉止以及著裝常跟家鄉的學生形成差異，也會造成一定的壓力，甚至會因此而難覓到好友。
孫俊峰知道家人送他回來的目的是什麽，他說他努力過，“是真學不懂，沒有人告訴我方法、要怎麽樣學，也跟不上”，前兩次月考中，孫俊峰除了英語及格，其他全部掛了“紅燈”，
有一次，何冉去學校找孫俊峰，被數學老師當作他有“親戚關係的姐姐”，在教室門口，何冉被訓了一頓，“你們這些家長是怎麽當的，就把這個孩子扔家裡頭，什麽也不管，學習這麽差，作業也不做，把我們班上的分都拉低了，我都不知道找誰，為什麽把他送回來？”
何冉回：因為在北京沒辦法考學，沒有學籍。
數學老師說，“那不重要，只要成績好，初三也可以回來考。你現在把他送回來，丟在家裡，你覺得能考高中嗎？”
事實上，每周末孫俊峰的媽媽都會打電話給他，還曾想著為孫俊峰報輔導班，但從家裡到縣城要坐兩個多小時的大巴車，學校周末又不提供住宿。
在沒有各方的支持下，孫俊峰的成績下降幾乎成了必然，而在北京常考第一的苗苗回了安徽老家的一所私立學校後也被澆了一盆冷水。第一次月考，因為六年級的教材兩地並不一樣，她的數學隻考了66分。
返鄉和留京兩組學校課業調查情況，圖源：新公民計劃
據項目組對比返鄉和留京兩組同學的課業後情況，返鄉組比留京組平均每天要多出4節課，寫作業時長多出2個小時左右，老師要明顯嚴厲的多。
在中國的很多縣域，應試仍然是學校的主流，升學率常常成為硬指標，老師的績效與學生成績有直接關係，因此催逼出的題海戰術、懲罰性措施花樣百出。
苗苗的英語老師會抽查單詞，不會寫的會要求同桌扇耳光，響聲太小的話老師就要親自動手，剛開始，苗苗覺得這讓人很難堪，但規訓久了，看到最好的學生也被打，一切就顯得順理成章。而因為成績不好、作業沒完成而“挨板子”的事情在返鄉的學生中不在少數。
這與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學生近乎放養的狀態有所區別，留在打工子弟學校上初一的寧寧說，老師看起來很忙很累，不太重視學生，“上一會兒課會讓我們自習”。寧寧的成績很糟糕，他說爸爸“不指望我考大學，讓我留京考個高職”。
返鄉學生在京參加暑期活動，圖源：新公民計劃
何冉說，這與政府對打工子弟學校缺乏支持動力有關，“北京公立校生均經費數萬，打工子弟學校辦學費用則大部分來自市場”，學生每年數千的學費對解決師資提升、學校建設等各方面問題是杯水車薪。待遇一低，好老師留不住，隻擁有高職大專學歷、跨學科、跨學年教學的現象普遍存在，“學校更多地在履行託管、看護的職能”。
以學業為重的家長們明顯對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感到不滿，但何冉也強調，從課程豐富性上來說，由於社會組織的補充，一些素質類課程也會進到打工子弟學校裡，相比老家純應試的學校來說，“素質教育的底子還是有的”。
在新公民計劃組織的返鄉兒童暑期活動中，十幾個返鄉學生在分享理想中的老師時，大都希望能有個嚴師，能鎮得住學生，鮮少涉及老師的業務能力層面。
逃離——習慣同伴失去和不習慣的親情
剛返鄉時，孫俊峰的周末是在哥哥部門提供的一間休息室裡度過的，他說哥哥指導過他學習，自己不會的時候，哥哥還老對他動手，常常念叨學習的事情讓孫俊峰感到厭煩，但不久哥哥因工作被調到市裡，孫俊峰要獨自返家，這對從未在老家生活過的他是不小的考驗。
第一次從縣裡坐大巴回家時，孫俊峰不小心過了站，哥哥開了五個小時的車才在深夜一個叫不出名字的村子裡找到了他。
孫俊峰的家是個二層小樓，他父親覺得，孫俊峰長這麽大，生活應該能自理，但事實並非如此。何冉到他家時，氣象還有點冷，她發現孫俊峰的床沒有褥子，他也不會做飯，飲食上毫無規律，餓的時候到鎮上的超市買點零食和速凍水餃，小賣部的收銀員是他親戚，他叫不出名字，每次只是微笑、點頭、付账。
孫俊峰的周末宅在家裡，就像在北京的家裡一樣，活動的範圍只在周圍數公里之內，與鄰居鮮少走動，像是生活在一片孤島。孫俊峰手機不離身，遊戲玩的膩煩時也會有孤獨感湧上來，可他仍不主動與北京的朋友聯繫，何冉注意到，這種現象不在少數，一個留在北京的學生曾向她抱怨返鄉的幾個朋友明明顯示qq上線了，動態上還有遊戲截圖，可就是不回他的信息，所以他也不想聯繫了。
何冉曾問過孫俊峰，他的回答是沒時間看手機，可何冉的信息他回的卻很及時。她也注意到，有四五個返鄉後的學生悄然退出qq群。何冉看過關於返鄉農民工子女在“同伴關係”上的相關研究，返鄉孩子的“同伴疏遠”得分顯著高於留守的農民工子女。
何冉向芥末堆回憶起去年四月份，她提前進校觀察那些即將返鄉的孩子們的情緒，但發現並沒有太大波瀾。她推測，長期流動、頻繁更換居所和學校的孩子，可能已經“習慣隨時會失去同伴”的狀態。
但離鄉十幾年，想讓疏遠的親情迅速著補回來可不容易。晴朗返鄉時，暫住在大姨家，七十多歲的爺爺從鄉下騎了三小時的三輪車來看她，想挨得離孫女近點，但晴朗側瞄著爺爺，往沙發外挪了挪，接著拿著手機跑了出去，在一旁觀察的何冉起初覺得很氣憤，認為晴朗不尊重人，但晴朗說，她沒和爺爺生活過，感覺很怕他，而另一位小夥伴則覺得，照顧自己的祖輩有重男輕女的情況，覺得“除有必要，其他時刻都不想和他們交流”。
抗拒和逃離，似乎是他們面對新環境時常會做出的應激反應，而更多時候是無所適從。
一位返鄉的孩子因為周一晚自習從老家出發來不及，要在外公的兄弟處住一宿，何冉觀察到，孩子在客廳裡，很不自然，“如坐針氈，比我還拘謹”，親戚常買些零食放進孩子的書包裡，但家裡的小孩會去扒拉他的書包，從中拿走東西，但他不會去製止，理由是：我住在別人家，他拿點東西難道不應該嗎？
不斷受錘的牛：“如果沒有辦法，那就這樣吧”
“返鄉孩子經常會把自己從社會關係中拎出來，與身邊環境做區分，缺乏在新環境裡去應付或建構新的社會網絡的能力”，何冉說，父母也很少或沒有能力教他們應對這些狀況。但孩子們尋求幫助的渠道，往往不是家長和老師，而是手機。就像一位返鄉陪讀、缺少朋友的母親一樣，微信的朋友圈裡情感類的文章陡然增多。何冉曾讓孫俊峰在手機和父母的重要度上做出排序，孫俊峰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相比之下，具有留守經歷的孩子對返鄉的接受度看起來更高，更願意和隔代相處，何冉接觸的學生中，有表示老家更方便的，還能順便幫忙照顧年長的祖輩，也有的說返鄉後“被父母緊逼學習的壓力小了”，當然也有吐槽“在北京賣菜的父母每天早起，自己周六日在家不能打擾他們休息、找不到人說話”的那種孤獨，在他們眼裡，返鄉和爺爺奶奶待著似乎更舒服。
何冉的一份調查問卷顯示，從小在北京長大並返鄉的孩子，平均每周和父母通話或視頻次數及時長均遠超有過留守經歷，小學後才被接到北京並再次返鄉的孩子。而大部分返鄉的孩童中在一年之後，都更願意返回北京就讀，當然，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而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曾經有過流動兒童經歷、在京無法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權利，長時間與父母的分離，返鄉後的無所適從，各種不確定性的增加，其惡果漸漸在孩子身上顯現，頹廢感是何冉從這些孩子身上常看到的，他們好像接受了加諸己身的各種不如意，“如果沒有辦法，那就這樣吧”，就像不斷受錘的牛一樣。
銘泰新學期也要返鄉了，此前為了照顧弟弟，她在北京繼續念了初一，為了能跟上家鄉的教學進度，家人讓她留級一年，下學期回到四川南充跟舅媽住一起，在大街上，芥末堆問她對北京生活的印象，她回了一句，大意是北京的一切都跟夢/玻璃一樣，消逝、易碎。銘泰幾乎參加了所有在京的返鄉學生暑期活動，仿佛要抓住最後的記憶的尾巴。
孫俊峰還不知道自己下學期要在哪讀，但他告訴芥末堆自己不想再帶智能機了。何冉說，在活動上填問卷，孫俊峰在哪個對你更重要的一欄上，放了空白。而在此之前，他選的是手機。
芥末堆注：文中姓名除何冉外均為化名，部分資料來自於新公民計劃何冉所述文章《流動兒童返鄉追蹤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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