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洛杉磯羅耀拉大學傳播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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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小升初”，在深圳的數以萬計的打工家庭，便會面臨孩子無法入學的困境。其中有許多，已經決定把孩子送回老家，另一些，還對入學政策的臨時寬宥抱有一絲期待。這些返鄉兒童帶走的，是他們對一座城市多年的記憶，對好友的不捨，對父母的眷戀……新面臨的，則是對自我身份的重新認識。
為了解流動兒童返鄉之後的適應情況，也為即將離開深圳的孩子提供支持，深圳綠色薔薇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追蹤了三位從深圳返回湖北老家初中入讀的學生。
離開父母的她們，這一年還好麽？
▌“即使有社保，打工子女在深圳也很難留下”
去陽新（隸屬湖北黃石）的火車是下午兩點。走之前，小美換上了一件白色短袖T恤，上面大大地寫著：NORMAL（正常的）。
這一天，從小在深圳長大的她，第一次單獨離開。
“我媽想讓我在深圳繼續讀，我想回老家體驗生活。”九個月後，她半開玩笑地回憶當時的想法。
姐姐認為小美回陽新另有目的。“她在外面的成績還算可以，以為家裡的學生成績都比較那個（一般），”畢竟在一線城市讀了六年。
但小美並沒有考進老家中學的重點班，數學聽得也是“一臉懵”。“這點上她沒有拿捏準，”姐姐笑著調侃小美。
實際上，返鄉讀書，小美別無選擇。
根據深圳的積分入學政策，要進入公立初中，父母一方需要有居住證、至少一年的社會保險，而且要達到公立學校的最低積分。小美的父親在工廠當保安，母親在家幫同樣在工廠上班的兒子兒媳帶孩子。夫妻兩人都沒有社保，更沒有深圳戶口。小美家的入學積分，只有基礎分的60分。
2018年，小美家所在街道的公立學校入學積分只有一所略低於70分，其他都要求在85分以上。社保月數至少要81個月（6.75年）。留在深圳，小美只能上學費高昂的民辦初中，畢業之後進入職業學校或者打工。
在了解了深圳積分入學政策之後，小美自己選擇回到家鄉。她知道，只有回去才有上高中、考大學的希望。
並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平靜接受必須回到老家的事實。得知自己無法在深圳繼續念書之後，小珂哭了很久。在深圳長大的她，對這座城市有很深的感情。
面對失望的孩子，小珂媽媽也很無奈。“我們什麽（社保）都沒買，在這裡讀書不可能。小孩子不讀高中，讀技校也沒什麽用。如果這裡可以讀的話，我是不會讓她回去讀的。”
即使有社保，打工子女在深圳也很難留下。
冰燕的母親有穩定工作，買了多年社保。父親是二房東，在社區經營租房生意，對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視。在旁人看來，冰燕是最有希望在深圳念初中的。但分數線下來，加上社保，冰燕家的積分也沒有達標。
說起一年比一年高的入學積分，冰燕爸爸指著遠處鱗次櫛比的建案說，“很多人都考慮到小孩讀書。我那時候沒有考慮到這一點。那時候要是買個房子，還很便宜的，積分也上去了。但是我跟人家不同，我那時候我不喜歡在外面。沒有動那個腦子。”如果在深圳有房產，非深戶籍也可以有80分的基礎積分。
現在街道附近的房價已經漲到三四萬元一平方，許多打工家庭月收入依然不過幾千元。
擔心女兒獨自返鄉成績下降，冰燕的父母決定讓女兒在附近的一所民辦初中就讀。如果政策不變，冰燕三年之後有資格在深圳報名中考。
然而不久，冰燕爸爸發現該校公立高中的入學率幾乎為零。老師的家訪也證實了這一點。為女兒的長遠發展打算，他和妻子在2019年春節前，收拾了冰燕所有的東西，把她送回了老家。
大年初五，冰燕媽媽返回深圳上班。臨走前，冰燕“什麽都沒有說”。
▌“回家就意味著長大”
說起老家，小珂覺得“沒有什麽很好的印象”。
“平常你在家裡面買個東西，買零食，離大超市就特別遠。沒有地鐵，公交也不是特別多。能去的地方也不是特別多，沒有那麽好玩了。家裡冬天特別冷，夏天特別熱。”小珂抱怨道。
一下子從遍布各地蒼蠅館子的深圳城中村回到老家，喜歡美食的小美覺得非常沮喪。學校“中餐晚餐每次去吃飯的時候都離不開土豆。每次都有土豆。要不是土豆絲，要不是土豆塊，反正都是土豆。”
最難的是要學著獨立生活，獨自承擔。
小珂的學校在其他家長口中是“比較差”的。她其實有機會到縣城上學，但是因為沒有熟識的夥伴，她執意留在鄉裡。寢室八人一間，學校兩周放假一天，休息的時候住在舅媽家，個人的時間和空間都格外局促。
離開深圳前，小珂的日常生活都由父母操辦。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猛然間扎進寄宿學校半軍事化的生活，小珂狠狠地撲騰了兩下。
一天晚上，她寢室的室友在熄燈後聊天，被高年級的督察員抽查。“（督察員）就說你晚上很吵。你被那些查宿捨的人逮到了，記名字，然後老師就查，是誰講的話。”孩子們不願交代，班主任打了每個人手板。
還有一次，小珂寢室櫃子的鑰匙不見了，她找老師借了備用鑰匙。在歸還鑰匙的途中，另一個女生劫住她，向她索要備用鑰匙。小珂要對方自己去找老師借，女生以“會跟老師說”為由，拿走了一部分鑰匙。見鑰匙少了，老師便質問小珂。她解釋說鑰匙被那個女生拿走了，老師就批評她，說的話“不太好聽”。
在深圳上民辦小學的時候，冰燕和夥伴們曾經非常羨慕附近一所公立學校完備的設施。每當學校免費開放時，社區家長都會帶孩子們去那裡跑步、打籃球。但現在，她一點兒也不喜歡大操場。
“每天早上要跑步累死了。”冰燕話裡都帶著一絲絕望。早上五點半晨跑，為了盡快完成任務，學生們都跑得很快。“可能他們適應了吧。那個圈很大，比深圳那個學校的操場還大，差不多是他們兩個操場。不對，是三個操場。”“跑步還空腹跑步，跑肚子痛死了。”
在家長看來，學校刻板的生活管理和嚴格的作息安排是必要的，這讓他們對遠在老家的女兒們少了些擔心。然而學校和老家的親戚始終無法取代父母的陪伴。“什麽事情都是靠自己。畢竟在她舅媽家，沒有自己父母那麽好，那是肯定的。”想到女兒，小珂媽媽很心疼。
建立新的朋友圈，是返鄉孩子適應老家生活的重要一環。研究表明，遷移對兒童的社會關係常有負面影響。離開熟悉的朋友和社區會損害孩子的社交聯繫，而完全陌生的環境也容易使回流兒童感到孤立與隔膜。
回到陽新後，小珂再也沒有見過小美和冰燕。三個好姐妹，三所學校，相隔車程都在1小時以上。小珂覺得自己和新夥伴相處時間有限，沒有共同話題。“溝通還是可以溝通。但是溝通得不是特別好。”關係也就“沒有那麽好吧”。
性格內向的冰燕和同學交往起來比較被動。“我感覺我可能不敢去找別人說話，”她說，“但是別人找你說你肯定要應啊，不應我感覺好像有點那個（不禮貌）”。
冰燕班裡的孩子，大多從小就留守在家，沒有大城市生活的經驗。初來乍到，她格格不入。“他們什麽地方都沒有去過，真的。不知道跟他們聊什麽，而且你說的他們未必聽得懂。”
不過後來，善於傾聽的冰燕開始慢慢理解那些從小離開父母的留守兒童。“就感覺他們經歷的好多啊，有很多故事。”
“我聽一個女生說，她媽媽好像是去哪邊打工了，她爸好像去很窮的國家了。他們就過年的時候回來一次。有時候回來了，又吵下架。她說回來一次又不容易，然後比較想……想她父母吧。”冰燕覺得，從小能在父母身邊長大，自己還是很幸福的。
▌“差不多都被打過”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凌旻華教授曾在2008至2017年間，研究記錄了60名父母在上海打工的隨遷子女的成長經歷。由於中高考政策的限制，其中相當數量的孩子在中學階段返回老家讀書。人際關係的生疏、教育模式的轉變，以及課業壓力的驟增，讓這些“被回流”的學生和故鄉的關係始終疏離。不少人在返鄉之後最終又回到上海。
回鄉一年，三個女孩都還在努力適應著“淮南之橘，北上為枳”的人生轉折。
在深圳，冰燕習慣了下午四點放學之後和夥伴們一起玩耍、做作業。老家有晚自習，她以為可以做作業。“結果搞上課，上著上著困死了。”“上完就回宿舍了，就開始補作業。第二天可能還要收。”
就算假期，老師也不給學生休息的時間。五一放假三天，冰燕在武漢上大學的哥哥趕回陽新看她。但她只有和哥哥去剪頭髮的那幾個小時可以放鬆。
“英語作業好多。叫我們從1到7單元抄單詞，每個單詞抄20遍。單詞有幾百個。”“然後還要抄課文，抄1到7單元的課文，每個句子抄十遍。”由於任務量太大“更多的是願意想完成，就沒什麽記那些東西”。
小珂也覺得老家教育和深圳相比過於枯燥。“家裡的老師是比較古板一點，就是學習學習學習，晚自習還特別多。就是很勞累，一天下來我都累得要死。”關於平時會不會經常想父母，她說：“還好吧，沒時間。”
給孩子們帶來巨大衝擊的，還有家鄉學校普遍存在的體罰。小美稱湖北的教育是全國模範，但老師也會打學生。“在老師面前，男女平等，不會因為是女生就打輕一點。”
冰燕的班上有60多個學生，“差不多都被打過”，包括成績最好的學生。體罰的原因多種多樣，大都和成績及行為表現有關。比如“老師讓我們每個人定一個分數，就是你定的目標分，然後差一分打一下。”“有差30多分的，老師還是打。”“有些太多了，然後老師會減一點。”冰燕補充道。
罰站也是常用手段。“假如你上課沒有聽，或者作業沒寫，語文老師就讓你站在外面，就說，‘你以後一個星期不要上我語文課了’。就這樣站在門口。”
老師甚至用體罰來“鼓勵”學生參與課堂互動。上課的時候，“假如不舉手的話，那讓你回答問題。回答得不像參考答案，就要被打一下。但是舉手的話，說錯了沒事。”
冰燕在深圳的時候就是大家眼中的好學生，回家以後雖然還沒有挨過打，但周圍不間斷的體罰讓她倍感壓力。
高壓政策偶爾也會引發學生們的反抗。一次冰燕的老師上課時準備播放視頻。因為上了年紀，不會拚音輸入法，老師就臨時從網上下載了一個手寫輸入的軟體。由於下載的時間過長，失去耐心的學生開始諷刺老師。“老師你下來啊，你跟我們說一聲，我們幫你們弄。”學生們紛紛起哄。這樣的場景，冰燕在深圳從未見過。
與頻繁的考核和嚴苛的懲罰相對的，是基於分數的獎勵機制。小美的學校是陽新縣最好的中學之一。學校規定如果考到全校前20名，或者全班第一名，都可以參加武漢三日遊。她覺得這樣的獎勵“特別好”。
孩子們的家長對深圳民辦學校的教育質量一直不認可，抱怨老師流動性過大，學校教得淺、管得松，隻以賺錢為目的。相比之下，老家繁重的課業壓力和激烈的學業競爭才是質量過硬的體現。“每年的高考你在網上都能看得到。2018年，湖北高考（理科）600分以上的人都達到13000多人。參加高考的學生數是37萬4。廣東高考學生是76萬，600分以上的8000多人。是什麽概念？它不止是差一點點嘞。”冰燕爸爸說。
學校唯分數名次論的傾向，讓遠在深圳的家長對孩子成績的波動異常敏感。小珂媽媽為女兒的名次從班級第五下降到第七感到生氣。“可能她剛開始回家嘛，小夥伴沒那麽熟悉，成績還可以。現在回家了，老師又熟了，小朋友又熟了，好像那個心又野了。就不像開始成績那麽好了。”
小美和冰燕回家之後數學成績下降，也讓家長們十分著急。冰燕的爸爸給她買了一台兩千多元的學習機；小美的媽媽在考慮讓孩子暑假回深圳參加補習。
▌新一輪的家庭拆分
從流動到留守，孩子們的返鄉帶來了新一輪的家庭分離。
三個女孩的家庭有著相似的分離歷史。小美父母2000年初南下打工的時候，大女兒和兒子都還在念小學。儘管心中不捨，兩個孩子還是留守在家由祖父母撫養長大。“有一點委屈。（孩子們）都說你們在外面打工，沒管我讀書。”小美媽媽說。初中畢業後，兩個孩子先後來到深圳打工。
小珂和冰燕的父母都曾經將大兒子從老家送進深圳的民辦小學，之後又不得不看著他們離開。
回老家之前，小美曾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想父母。剛回去，她就“打電話就哭，打電話就哭，讓我回去”。小美媽媽對說：“她（小美）就讓你回去，說‘你回來帶我好不好？你什麽時候回來帶我？’”
小美媽媽也沒有辦法。家裡在縣城新買的房子需要錢，裝修需要錢，孩子上學需要錢。為了能讓丈夫、兒子和兒媳在工廠安心工作，她必須承擔起照顧孫子和孫女的責任。陪在小美身邊，成為一種奢望。
即使已經返鄉，小美和媽媽也總有說不完的話。一天幾次、甚至十幾次的視頻聊天都是家常。在深圳時，小美經常幫媽媽照顧哥哥的兩個孩子，三歲的小侄女偶爾也會要求和小美視頻：
小美：你想我沒？
侄女：想了。
小美：你想誰？
侄女：我想你。
手機對小美家來說是維持親情的紐帶，但對於冰燕和小珂，則是家長和學校嚴格監管的目標。
在綠色薔薇追蹤調查的過程中，聯繫上冰燕頗費了一番周折。冰燕的父母認為手機會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給冰燕配了一個手錶電話。手錶隻連通了父母家人的幾個號碼，而她的QQ號也始終處於離線狀態。在機構工作人員多次聯繫失敗之後，冰燕的父親在“五一”的時候通過冰燕哥哥聯繫上了她。
小珂的學校則禁止學生攜帶手機入校，理由是防止學生沉迷視頻、遊戲。她只能每兩個星期和父母短暫地視頻一次，聊天話題基本僅限於學習。自己遇到委屈或者傷心的事情，“那就跟同學、好朋友聊一下”。
父母對小珂放心不下，一年中多次往返於深圳和老家。“去年我都回家幾次啊，要往返就不能（進工廠）上班。但是沒辦法啊，小孩子在家裡，必須要回去。”小珂媽媽說。
▌不同的城市，相似的童年
小美在縣城的學校，差不多有一半是返鄉兒童。
他們來自不同的城市，“溫州、上海、杭州、深圳、東莞、惠州……都是父母在外面打工，先把孩子帶到那裡上學。”小美的姐姐說：“跟父母在外面工作的，只能上到六年級。上到初中的話，考（老家）高中，按照外面的分數線會高一點，回來也不容易進到高中。”有的孩子小學五六年級就回鄉讀書了。
據報導，僅從北上廣深四座城市，每年返鄉的小學畢業生就有大約7萬人。儘管四地具體的入學條件不同，比如北京要求就業證、居住證等五證齊全，上海要求居住證及社保，廣州深圳按積分入學，但共同的結果都是讓一批沒有戶籍、沒有穩定工作及收入、沒有房產的打工者，喪失了將子女送進城市學校系統的資格。今年《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發表了一篇文章，將這些看似為外來移民提供公共服務、促進城市化進程，但未能惠及普通打工者的政策，稱為“影子服務”（phantom services）。
這些家長對家庭未來的出路充滿擔憂，也對城市的入學政策非常不滿。“外來工沒房、沒深圳戶口，根本沒法讀書。對我們外來人一點都不公平。”“去年學校積分一下子升那麽高，孩子一點機會都沒有了。”但也說：“學校肯定是要先接收那些（有戶籍的）孩子啊。”
與他們相比，返鄉兒童的父母似乎已經平靜地接受了家庭分離的現實。“事實你只能默認了啊。”冰燕爸爸說。至於公不公平，“沒有辦法講”。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中國農村留守人口研究”團隊提出，雖然打工者的子女不提供直接的生產力，但他們的童年卻因父母外出務工而變得殘缺。流動和留守不是兒童類別的標簽，而是打工子女在分裂的城鄉間輾轉的寫照。他們，“將自己的童年隱蔽獻給了國家發展”。
離開深圳前，小珂在參加“深圳，我愛你，再見”返鄉兒童告別遊時，曾動情地寫下一首小詩：
我是深圳長大的孩子
我想知道我是否會離開
我想知道為什麽
我聽見海浪的呼嘯
我看見大海的濤浪
我願在這成長
兒童回流的常態化，讓打工子女的權利和隱蔽付出更容易被忽視。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