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徐景安
1941年生於上海，1964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新聞系，曾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工作。
1985年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調任深圳市體改委主任，是深圳證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長。
現為中國幸福研究院院長，深圳市景安精神關愛基金會執行理事長，深圳市市民情感護理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深圳大學兼職教授。
1979年參與起草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部總體規劃。
1980年提出發展消費品生產的建議，使我國較早地調整了輕重工業不合理的生產結構。
1984年主持起草了“關於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提出的“放調結合、以放為主”的價格改革方針被采納實施。
1985年提出的住房改革建議被采納，後推向全國。
1987年調深圳後，推進了股份製改革和股票市場，首創了企業產權轉讓市場，主持設計了深圳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方案等。
封面新聞記者 薛維睿
上世紀四十年代，徐景安出生在上海。一家幾代人，擠在一間很小的屋子裡生活。在福利分房的制度下，當時大多數人都住在簡易的筒子樓裡，一條長走廊，並排著許多單間，家家戶戶門窗相對，使用公共的廚房與衛生間。
七八十年代，城市住房問題日益嚴峻。1985年，國務院住房租金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徐景安是小組成員。他在《試論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一文中提出：“現行的住房政策必須代之以住宅商品化，這是解決住宅問題的唯一出路。”
今年78歲的徐景安，在深圳天展大廈的辦公室，向記者回憶了住房改革歷程。這棟8層的辦公大樓坐落在福田區，建於1988年。1987年底，徐景安來到深圳，幾乎從同一時間開始，他在這裡見證了城市住房日新月異的改變。
如何解決住房短缺問題？
變無償分配為補貼出售
立足於把房子賣掉
住房制度改革以前，住房短缺是中國各個城市面臨的嚴重問題。
1978年頒布的《關於加快城市住宅建設的報告》顯示，1977年底全國190個設市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僅為3.6平方米，城市缺房戶達323萬戶。
徐景安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從各個方面看來，住房制度改革是勢在必行的。”
1980年4月，鄧小平在《關於建築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中提到，“房子是可以賣的”。鄧小平的講話為住房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外部環境。隨後，中央正式頒布規定：“準許私人建房、私人買賣、準許私人擁有自己的住宅。”
徐景安說，在計劃經濟制度下，我國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包下來”的辦法，由職工所在部門出資建房，再無償分配給職工。當時，全國城鎮公有住宅9億多平方米，實收租金1億元，每平方米租金0.11元。所收金額遠不夠管理、維修之用，導致失修失養的住宅佔一半以上。
1984年初，建設部房管局提出意見，要將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彌補虧損。“提高房租，漲不漲工資？不漲工資，老百姓要罵娘。”徐景安說。提高租金涉及到職工、企業、政府間的利益關係。
彼時徐景安正任國家體改委宏觀規劃處處長。1984年5月，徐景安在《試論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一文中提出：“現行的住房政策必須代之以住宅商品化，這是解決住宅問題的唯一出路。”
他提出的具體做法是：“變住房無償分配為補貼出售、優價出售和全價出售”，“變低房租為半價、全價房租”，“公有住宅折價出售”，“住宅建設產業化”。
據此，1984年底和1985年初，徐景安兩次向國務院領導建議，提高房租不是為了彌補虧損，而是立足於把房子賣掉。
徐景安算了一筆账，全國9億多平方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方米50元出售，國家可以收回450億元，投入住宅再生產。“提高房租，職工可以買房，就不會有意見。若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權，就算房租提高一點點，職工也不願接受。”
改革起到什麽推動作用？
五個中小城市試點住房買賣
最終走向住房商品化
1985年，國務院住房租金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徐景安任小組成員。
組員立刻行動起來，選擇若乾城市做了大量測算工作，最終形成兩種意見。建設部房管局的意見是提高房租，徐景安的主張則是賣房。“各城市、各部門差別很大，職工的情況也千差萬別，要拿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挺難的。”徐景安說。
1985年4月19日，《關於改革城鎮住房制度試點方案》提出兩種方案。
其一是按人均10平方米的標準，把財政和企業部門解決職工住房的實際支出，作為住房補貼發給職工，按住房實際經營成本收取租金。住房補貼還實行了年資補貼、職務補貼。這樣一來，實際使用面積高於標準的，在補貼以外需要多付錢；而低於標準的，除了補貼以外還能增加收入，這部分收入以住宅券發放，限定用於支付房租、購買住宅、住宅修建。
其二是鼓勵職工購買住宅，新建住宅一次性付款優恵30%，老房一次性付款優恵40%，沒有能力一次性付款可向銀行低息貸款。為了不增加負擔，房價隻以單體工程造價計算，土地及配套設施不列入成本。
住房買賣從中小城市試點起步，最終確定在錦州、石家莊、邢台、鎮江、佛山五個城市試行。
住房改革的模式由地方決策，先後形成了青島模式——提高房租，發放住宅券作為過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價出售，一步到位。
“經過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歸，最後都實行了住宅商品化。”徐景安說。
與之相應的，還有土地制度改革。深圳因為建設急需資金，開創了有償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鑒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體制改革方案》，確定了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原則，采取協議、招標、拍賣的方式，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
1988年，憲法修正案也提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1992年5月，徐景安在深圳召開的第三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市長研討班上提出，城市調節經濟的手段主要有三個：第一是土地規劃，第二是人口規劃，第三是產業規劃。土地被他放在第一位。
“我們很多城市為什麽總是破破爛爛？原因就是沒有錢搞城市建設。”徐景安認為，如果把土地作為重要財源，可以實現良性發展。從土地獲得收益，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吸引投資辦廠蓋房，地價上漲，再投入城市建設。這樣就形成了良性循環。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徐景安回憶，當年上海因為住房緊張，僑眷手裡有錢卻買不到房。一個從香港過來的商人對市政府說，只要劃一塊地給他，就可解決這個難題。政府正為此焦頭爛額，於是給了他一塊地。
這位商人從香港請設計師畫圖紙，然後在報紙、電視上做廣告，實行預交房款，在規定時間交房。結果房子被僑眷一搶而空。“十多年過去了，我們才明白房地產是怎麽回事，原來是自己拿著金飯碗討飯。”徐景安說。
改革帶來了什麽效果？
城市建設發生翻天覆地變化
居民住房水準大大提高
“數十年的實踐證明，住房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徐景安說，住宅商品化加上土地制度改革，讓房地產業就此誕生。房地產業成為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土地收益成為各級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城市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居民的住房水準大大提高。
徐景安說，按理論上講，住宅是生活資料，實行商品化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從實際情況看，住房制度不改革，城市建設難以為繼。
徐景安出生在上海，過去住在貧民窟裡，幾代人擠在很小的屋子裡生活。即使有房住的老百姓，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多數住在大雜院和筒子樓裡，有獨立的“煤衛”成為夢想和追求。
如今這些城市到處高樓林立，公路、橋梁和其他公共設施一應俱全，老百姓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住房水準明顯改善。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8-2019）》顯示，中國居民已基本告別“蝸居”時代，進入“適居”時代，人均住房面積達40.8平方米。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從1978年的3.6平方米提高到如今的40.8平米，增加了10余倍。
與此同時，人均住房面積的增加，也造成了新的問題產生，一些人擁有不少房子和豪宅，另一些人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從根本上來說，這不是住房改革造成的，而是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導致的結果。市場經濟帶來貧富差別是不可避免的，這需要二次分配來調節。”
徐景安認為，“解決住房問題，主要不是采取行政的限購政策，而是要將‘居者有其屋’作為基本國策，為低收入群體提供適用房和廉租房，資金從土地收益中出，從高價炒房者的稅費中出。”
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安居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必須。在徐景安看來，對人口眾多的中國，解決住房問題仍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