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戰後藝術”PK，誰最有資格代表亞洲？

最近，“戰後亞洲藝術”的概念在市場中越來越頻繁地被提起。

起因是不久之前，2018年香港蘇富比春拍的現代藝術夜場中，以蕭勤、朱德群、趙無極、丁雄泉等華人抽象藝術家作品所構建的同名拍賣專題大獲成功。

除了為香港蘇富比帶來了歷史第二高的夜場成交額外，“戰後亞洲藝術”的話題性，還在於它試圖以一種新的視野和排列方式，對已經被沿用了多年的亞洲現當代藝術史線索和市場秩序進行重新定義，而其當下的參照物，更多是已日趨成熟的西方戰後及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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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往的區域性市場，到如今全面擁抱國際化，以香港為核心的亞洲市場僅用了不到5年時間，而其變化的方向也逐漸開始由表及裡。

那麽在當下的市場環境中，“戰後亞洲藝術”究竟是不是一個行得通的概念?如果它成立，誰又最有資格代表亞洲與西方“戰後藝術”進行對話?

“戰後藝術”，為什麽重要？

如今流行在藝術市場中的“戰後(Post-war)藝術”實際上並不是一個準確的藝術史概念，多是西方藝術市場對一個拍品類別的稱呼。顧名思義，其主要指的1945年後，因為受到戰爭影響，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在創作方面所表現出來不同以往的面貌。而又為了與1980年代後以觀念為主導的“當代藝術”進行區分，所以在1970年代進行劃斷，將1945-1970年代之間的藝術稱為“戰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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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瀚斯戰後及當代板塊負責人泰勒在接受雅昌藝術網採訪時指出：從某種程度上說，二戰導致了許多國家重新洗牌，全球各國的強弱也重新進行了布局。反映在藝術上，非常多的流派在此時誕生，率先啟動的是歐洲藝術家，如培根、博伊斯。隨後美國的影響是壓倒性的，誕生了如波洛克、羅斯科、安迪·沃霍爾等藝術家所引領的抽象表現注意和波普藝術。同期，日本也出現了“具體派”、“物派”，以及韓國的單色畫派等。也許，“戰後”更多地被運用於西方體系下的藝術。雖然中國也有體現戰爭的藝術，但其更加自成一體。所以我們稱為ACA(中國當代藝術)，而沒有將其化歸戰後的領域。

毋庸置疑，戰後藝術是當代藝術之中的重要組成。然而各拍賣行的圖錄卻為何堅持將戰後及當代藝術單列，而不是直接歸入當代藝術?佳士得戰後及當代藝術倫敦的主管Edmond Francey解釋道：戰後確實是當代的一部分，把他們分開稱謂有兩個原因：首先當代藝術的市場興起僅僅是近幾年的事情，早先主要就是戰後藝術。但是隨著時間發展，人們不光看戰後，也開始看一些更年輕的藝術家的作品，所以戰後這個概念不足以將其全部概括，便演變成了‘戰後及當代’。之所以一直沒有將兩者統一稱謂，我想也為了體現對‘戰後’這一獨特時期所產生的藝術的重視。很公平地說，無論從藝術史的角度，還是從市場角度，在當代藝術的概念之下，戰後都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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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8年3月發布的《巴塞爾藝術市場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藝術品市場銷售額最大的板塊是戰後和當代藝術，其銷售額高達62億歐元，佔純藝術拍賣市場銷售額的近一半(46%)，雖然現代藝術品的銷售額雖位列第二，卻僅佔31%。報告指出：戰後及當代板塊從2003年至2007年的時間段裡開始成為全球收藏者和投資者的主要目標之一，該板塊的銷售額增長了將近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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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最具投機性的板塊之一，它在經濟衰退中也遭受過最嚴重的打擊，在2007年至2009年的兩年時間裡銷售額銳減60%。然而，從這個低點開始，市場再度迎來快速擴張，銷售數量迅速增加300%多，並在2014年達到市場成交額的巔峰。近幾年，歐美戰後及當代大師如安迪·沃霍爾、弗朗西斯·培根和馬克·羅斯科的價格出現調整態勢，但亞洲市場快速上升，使該板塊整體仍處在高位。

亞洲也需要“戰後藝術”嗎？

近幾年，在美國戰後市場走過頂峰之後，許多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戰後藝術開始受到關注，而亞洲作為全球增長最快、潛力最大的市場，無疑首當其衝。在亞洲藏家積極追逐西方現當代藝術，而西方市場也對亞洲充滿期許的雙重作用下，作為亞洲藝術市場的中心——香港開始出現迅猛的國際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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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的路徑，一方面顯現在大量西方畫廊進駐香港、上海、首爾等亞洲主要一級市場，通過歐美現當代藝術的輸入，完成收藏方向的同化。而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市場力量試圖構建一道溝通東西方藝術的橋梁，讓以往被忽視，和被低估的亞洲藝術融入全球化的語境當中，打破東、西方藝術和市場的壁壘，提升亞洲藝術在藝術史上的地位，獲得更大範圍藏家的關注。

而從各方面考量，在1950-70年代開始與西方藝術接觸、融合，甚至對歐美藝術史造成一定影響的這段時期的戰後亞洲藝術(目前更多集中在東亞地區)，無疑成了最佳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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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y指出，相比經典藝術，戰後及當代在可操作性和對新藏家的吸引力上一直有著得天得厚的優勢：一沒有真假鑒定的問題，門檻較低;二表現當下人的生活，更符合當代人的理解和審美;加之經典藝術更多地沉澱到了美術館中，而戰後及當代卻能源源不斷提供貨源。所以，也自然成為新手和成熟藏家進行收藏的首選。

沒有太多意外，具有豐富國際和亞洲藝術資源的兩家國際拍賣行，成為貫通中西路徑上的先行者。無論是為了實現亞洲市場長遠發展，而挖掘新的作品類型，還是為了更好地進行資源整合，“戰後亞洲藝術”都提供了廣闊的太空。於是從2015年起，佳士得和蘇富比都曾先後提出“戰後亞洲藝術”的概念，不過由於兩家的方向差異，在名單和思路上也有所不同。

戰後亞洲藝術應該有誰？

佳士得在2015年便率先提出“泛亞洲”概念，並以“亞洲戰後抽象”作為主軸，其中較多選擇了與1950-60年代西方抽象藝術浪潮相呼應的亞洲抽象，也對如今的亞洲現當代市場形態，構成了較大的影響，其中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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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體派。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戰後的日本藝術面臨著兩個議題：一方面藝術家們拒絕再與戰爭時期的舊體制合作;另外也渴求日本作為獨立國家的自主性，這意味著拒斥對歐美藝術的盲目景仰，這是1954年夏天“具體Gutai”產生的背景。來自東方的書法在戰後不斷地引發歐美抽象藝術家的興趣，書法不僅牽引中國藝術家對抽象繪畫的創作，更是日本“具體派”繪畫語言，使得1950 年代的日本成為東方藝術的代言人，比起中國要來的更早些。甚至有人認為“具體派”新媒材的探索與1950年代初的“抽象表現主義”是並行的，其中又以吉原治良、白發一雄、嶋本昭三、田中敦子等藝術家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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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派。而1969-70間崛起的“物派Mono-Ha”某種程度上被看作是“具體派”的延伸，這些藝術家們認為物體透過紙張的拚貼並不值得一看，需要超現實的物體、新達達的破壞手法才能完整表達;說穿了，就是對西方“達達藝術”、“普普藝術”回應。代表藝術家有關根伸夫、菅木志雄, 榎倉康二、吉田克朗、李禹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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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單色畫派。韓國對於西方抽象的回應是發生於1970年代的“單色畫”，面對當時的社會動蕩以及傳統與現代化價值觀之間的衝突，藝術家們透過充滿內省精神與近似修行的創作方式，以具有現代意識的藝術語言，表達內心的抽象思考，追求近乎於冥想、天人合一的境界，遙遙呼應那曾經崇尚白衣的朝鮮王朝。代表藝術家有樸棲甫、河鍾賢、李禹煥、鄭相和、尹亨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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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華人抽象（文人派）。由於1949建國之初，中國國內藝術家群體難以接受到歐美戰後抽象主義影像，以致只有旅居法國的趙無極、朱德群、丁雄泉和旅居紐約的趙春翔緊綁著西方抽象風潮;還有香港的呂壽坤、王無邪、台灣的陳庭詩、劉國松、林壽宇也緊跟西方抽象腳步，算是華人對西方抽象的回應。佳士得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國際董事張丁元認為，中國抽象藝術大師們雖然散居各地仍具共同特色，但都能忠實加入中國文人氣質於個人創作裡，所以他願意以“文人派”來歸納。

對於這些戰後藝術線索的梳理，張丁元認為，從2015年後整個亞洲市場的發展來看，西方藏家開始對亞洲藝術作品的收藏不再陌生，只是缺少一把鑰匙，去與西方做更為直接的對接。“從市場的角度去分析藝術的價值，縱向來看，它與藝術家所處的歷史地位有關，這也是過去香港佳士得從地域性板塊來挖掘藝術品的絕對價值的出發點。而在近幾年以來，我們更為重視的是從橫向去比較中西方藝術發展的連接性，我們會挑選更具有廣泛市場認可度的藝術家作品與西方藝術市場做一個點對點的對接。”

相較而言，香港蘇富比在2018年春拍提出“戰後亞洲藝術”的則更加專注華人抽象藝術。並發生於1960年歐洲的“龐圖藝術運動”作為切入點，從“龐圖運動”的核心人物蕭勤、李元佳延伸，又加入了趙無極、朱德群、丁雄泉、林壽宇等傳統意義上的戰後亞洲藝術家，此外還首次將中國國內的抽象先驅吳大羽也囊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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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蘇富比現代亞洲藝術主管張嘉珍表示，今年春拍不管是拍前還是拍後，都有很多資深藏家來詢問“戰後”板塊，表示它已經引起了市場的熱度，“香港蘇富比提出的亞洲戰後藝術，並沒有局限在某一個特定的區域，因為，亞洲受到戰爭的影響並不是只有一個地區，所以，我們主張在今年春季的亞洲現代藝術這個範疇，就不再以區域的藝術家來做為分野，而是把時間座標畫出來，透過時間來貫穿亞洲在同樣時空底下，藝術家如何從環境與自身文化修為來展現美學性格”

細分市場中機遇

而在戰後亞洲藝術專題之外，香港蘇富比在2018春拍中的另一大轉變，則是將現當藝術和當代藝術分兩個晚拍舉行。無獨有偶，在2017年北京嘉德的秋拍中，嘉德也嘗試將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專場分離，體現了對當下亞洲現當代藝術市場，更進一步的細致化梳理。

泰勒表示：“戰後及當代藝術起初曾與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歸為一個部門，統稱為現當代藝術，大概在2000年前後，幾乎所有的歐美拍賣行不約而同地將戰後及當代單獨分離出來。雖然只有十五六年，但是它卻成熟得非常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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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亞洲市場的逐步成熟，原本籠統的現當代藝術，或許也將被劃分更具體的新方法所替代，而大量原本被低估、忽視的藝術家，也有機會被挖掘、補充到新的板塊中。

張嘉珍認為，“基本上，現在的亞洲藝術市場已經形成現代及戰後這兩個很大的區塊，我很期待這兩塊未來的發展。而且‘亞洲戰後藝術’其實並不是只有抽象一種單一面向和已經浮出水面的藝術家而已，隻待未來一步步厘清，絕對可以發掘出新的一批還沒出現在市場上的藝術家，或者是長期以來被市場忽略的一些藝術家，我覺得戰後亞洲藝術市場的開發潛力是非常大的;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慢慢的沉澱出完整亞洲的樣貌，梳理出更完整亞洲美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