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應該將自由死亡的權利交還給人本身，在我國一直爭論不休，大多人期盼親人再多留一會兒、堅持一下，像安樂死這樣類似“輔助自殺”的行為，是根本無法接受的。
今早，台灣一位安樂死執行者的臨終畫面曝光，讓“安樂死”再次成為焦點。
這位執行者是著名主持人傅達仁。他長期遭受胰腺癌折磨，痛苦不堪，最終在去年6月份時到瑞士執行了安樂死。
和我們熟悉的死亡畫面不同，他身著西裝，被家人簇擁其中，然後將藥分成幾口喝下去，並在最後面對鏡頭笑著說了“再見”。
感動之餘，有網友難以理解，比如認為家人面帶微笑的樣子令人不適，“誰會想要死之前家人都笑著、還用手機拍攝呢？”
這當然暴露了網友對安樂死的無知，於選擇安樂死的人而言，能夠體面、自由、平靜地死去，甚至能在死之前抽一根喜歡的煙，才是擁有生命尊嚴的方式。
除了安樂死外，不改變生命長度、隻減輕痛苦的臨終關懷也是能提供給病人的選擇方式之一。畢淑敏在下文中敘述自己探訪一家美國臨終關懷醫院的經歷：那裡沒有被搶救的病人，也沒有穿白大褂的醫生。垂危者們獲得照顧，並且擁有回到家中平靜死亡的權利。
正如瑞士安樂當機構“尊嚴”的創始人所言：重要的是讓病人知曉自己的選擇範圍和選擇權利，當他明白能控制生命，才能更好地面對死亡。
《讓死亡回歸家庭》
作者：畢淑敏
美國新奧爾良臨終關懷醫院的布朗女士，有著成熟的山西大棗樣的膚色，眼睛也是大而棕色的，一種濕潤的溫和蘊藏在裡面，讓人一見之下，就感到可以依傍。
依傍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男人給人的可依傍感，通常來自高大的體態和寬闊的肩膀。一個柔和的女性，在完全不具備強壯體魄時，也一舉讓人感到深刻的信賴，這是眼神的魅力。
她的眼神有一點神秘，一點哀傷，更多的是寧靜和清涼。她告訴我，以前從事一份普通的職業，因為父親去世，得到了臨終關懷醫院的照料，父親走後，她就加入到這個行列之中。
我到過國內的臨終關懷醫院，那裡有很多密閉的小屋和淡藍的窗紗。在新奧爾良，我以為也會看到這些，但是，沒有。臨終關懷醫院完全是一所辦公機構的模樣，明亮的燈光，閃動的電腦，彩印的宣傳資料……沒有白色的大衣，沒有藥品的味道。
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新奧爾良城區全圖，很多紅色的圈點，使這張圖有了某種戰爭的氣息，好像到處潛藏著特殊的碉堡。
談話從斑點開始。我問，這是什麽？
布朗女士說，那些明顯的圓環，是有急救能力醫院的位置。那些微小的點，是我們目前負責的臨終關懷病人。
我問，醫生呢？為什麽看不到他們？
布朗女士說，醫生都到病人那裡去了。他們按照地圖上面分布的區域，各自負責照料若乾病人，一大早， 8 點 30 分，就去巡診了。挨家挨戶地轉，要花費很多時間，所以，這個機構裡，是很少看得到醫生的。
我們是為生命晚期的病人服務的。評價病人疼痛程度的工作，就有五位醫學博士專門負責，教會病人把疼痛的程度分為十分，確切地描述自己的疼痛，以取得適量的藥物，達到基本上無痛。還有資深的護士，走訪病人家庭，為病人提供止痛服務。有專業人員指導病人家屬怎樣給病人洗澡漱口，並有宗教人士提供幫助。除此以外，還有二百多名義工，提供幫助病人到商店買東西、曬曬太陽或是理發等服務。
我問，什麽人才能住進這個醫院呢？
話一出口，我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不準確，沒有病人住在這裡。
布朗女士說，我們的口號是讓死亡回歸家庭。衰老後的死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人們並不覺得成熟的麥子變得枯黃，然後倒伏在地，是多麽恐怖和不可思議的事情，那是大自然的必然。舊的麥秸不回歸土地，就沒有新的麥株的繁榮。在 19 世紀以前，人的死亡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孩子們從很小的時候，就看見和體驗到生命的消失，他們會認為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世界一個必須和不可避免的環節。
但是，20 世紀以來，由於技術的進步和醫學的發達，人們把死亡的地點，由傳統的家庭轉移到了陌生的醫院。死亡被排除出視野，死亡被人為地隔絕了。一位老人，哪怕他從來沒有進過醫院，哪怕他再三表明自己要死在家裡，卻沒有人理睬他。人們漸漸認為，只有死在醫院裡才是正常的，才算盡到了責任。如果誰死在了家裡，輿論會認為他沒有得到良好的照料。
現代化剝奪了人死在自己熟悉的安全的家裡的權利。現在，是回歸的時候了。讓死亡回歸家庭。讓瀕臨死亡的人，享有最後的安寧與尊嚴。他們將在自己的家裡、在親人的包繞之下，平靜地遠行。我們奉行的觀念是——不必搶救死亡。死亡是不應該進行搶救的。因為死亡並不是一種失敗，既不是醫生的失敗，也不是病人的失敗。讓病人安詳舒適地死去，正是醫生神聖的責任所在。
我們的座右銘是——“尊嚴地死去” ，這包括他是怎樣潔淨地來到這個世界上，他也要怎樣潔淨地離開這個世界。我所說的潔淨，並不僅僅指的是塵土和汙垢，而是指在死者的身上，不要遺留有人工的化學的放射的等等強加給他的痕跡。常常有這種現象，醫院裡，人已經去世了，他的身上還插著很多條管子，點滴的輸氧的……還有放射和電擊的痕跡，那是很不人道的。
我們的醫生每周每人出診 28 次，很辛苦。一個醫生最多照顧七個病人。因為如果照看的病人太多了，醫生的壓力就太大了。當醫生發出病人垂危的判斷之後，我們的護士就會 24 小時守候在病人的身旁，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當然，也對病人的家屬提供有效的支援，陪伴他們一道渡過生命中的難關。
1978 年，路易安那州首創了此種類型的臨終關懷醫院。除了止痛治療之外，並不施行額外的延長病人生命機能等醫學方面的治療。現在新奧爾良共有 15 所這樣的臨終關懷醫院，共幫助了 25 萬死者在家中從容地離去。
我問，那麽誰來決定一個人什麽時候可以進入這個醫院？
布朗女士說，那要由醫生開證明，證明病人的生命已小於六個月時，才可以在我們這裡登記入住，因為服務費用是由州政府的醫療保險計劃支付的。
我問，那有沒有醫生的判斷出了某種偏差，病人在半年以後依然生存的？
布朗女士說，有。那就要由醫生重新作出評估，才可享受這種服務。
我們正談著，一位名叫索菲的護士出診回來了。她神采飛揚，精神抖擻，並沒有絲毫我想象中的疲憊和倦怠。
索菲告訴我們，她從事這個工作已經三年多了。當醫生發出病人的生命有可能在 24小時內終止的診斷時，索菲就抵達病人家中，和他的親人一道守候在他的身旁，一直陪伴到病人最後的呼吸消失。
我問索菲，你大約看守護到了多少位臨終的病人？
索菲很認真地想了想，然後很抱歉地說，真的記不得了。大約，總有幾百位了吧！
我便對面前的索菲肅然起敬，也有一點隱隱的畏懼。我看著她的手，心想，不得了，這雙手送走過無數的人，也許具有一種非凡的魔力吧！臨走的時候，我一定要好好地握握她的手。
我問索菲，你害怕嗎？比如在漆黑的夜裡？風雨交加時？
索菲說，不害怕。我以前就是一個護士。我喜歡幫助別人，我現在從事的這種工作，讓我有最大的成就感。其實，人們害怕死亡，是很沒道理的事情。死亡是一件積極和充滿神秘的事情，它是我們每個人的最後歸宿。對一個正常的事件害怕，這才是不正常的事呢。
我說，索菲，臨終的病人通常會對你說什麽話嗎？
索菲陷入了思索，說，他們通常是不說什麽話的。之前，他們會對我致以謝意。最後，有時會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話，我猜那是他們看到了一些隻屬於死亡的畫面。比如，我剛送走了一位病人，他最後說的話是：來了一輛金馬車……
我說，你近日還有在 24 小時內垂危的病人嗎？
索菲說，有啊！
我說，如果方便，我能去看看他或她嗎？
我並非有什麽窺見死亡的嗜好，而是很想把更多更具體的所見所聞帶回我的祖國。
索菲毫不猶豫地說，那不可能的。死亡是一件很隱私的事情，在沒有得到垂危者和他家屬的同意之前，我沒有權利把陌生人帶到他的身邊。雖然他可能是完全昏迷了，什麽也感受不到了，但仍要尊重他。
我點點頭。這一點就讓我學習到了很多。
布朗女士最後同我談到了死亡之後，對死者家屬的支持。
我們會在 13 個月內同死者的家屬保持密切的聯繫。我們會通過各種信息，將最近有親人亡故的人，組織到一起，成立一個小組。把因同樣的病症，比如都是因癌症而故去的人的親屬，組成小組，效果會更好。我們的社會工作者每隔三個月就同逝者家屬有一次談話，體察他們的哀思，提供盡可能的幫助。
13 個月之後，就改成每年一次隨訪。
我忍不住問道，為什麽是 13 個月，不是 12 個月或 14 個月呢？
布朗女士說，因為親人逝去周年和其後的一些日子，對逝者家屬來說，是非常傷感的時刻。在這個時候提供必要的援助，非常重要。那種情緒的波動和孤苦的感覺，在逝者周年時將達到頂峰。同樣的季節，同樣的景色，都會強烈地觸景生情。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間段，如果能有人陪伴著，會好很多。
我立刻想起父親逝去的日子，正是深秋，那種刻骨銘心的冷啊！從此，漫長的歲月裡，每一個秋天都比冬天更寒涼。那時，多麽渴望有這樣關切的眼神，對痛徹骨髓的哀傷輕輕撫摸。布朗女士說，不知道中國是怎樣照料臨終人士的？如果有可能，我願意到中國去，無償地義務地幫助中國的臨終者。
我向她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讓死亡回歸家庭的理念，讓人激蕩。
我們原來是死在家裡的，後來，由於科學的昌明，我們把死亡搬到了醫院裡。於是，人類最後的溫熱眷戀，在雪白的搶救帷幕的包裹中，被輕易地剝奪了，遺留下另一種現代的殘忍。
死亡再次回歸家庭的時候，不是簡單地複古和重複，而是對人類自身更多的珍愛和體恤。死亡回歸家庭，是對逝者的福音，是對生者的挑戰。它意味著需要更艱巨的工作，更莊嚴的承諾，更嚴謹的責任和更充沛的勇氣。
告辭的時候，我緊緊地握了索菲女士的手。她的手很軟，很小，根本沒有想象中力拔山河的力度。但我確知，曾有無盡的溫暖，從這雙柔若無骨的手中，流向另一個世界。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