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生命裡》劇照。圖/受訪者提供
本刊記者/李行
本文首發於總第879期《中國新聞周刊》
“死亡病人，226床陳曉軍，預計生存期是1個月，實際住院天數是25天。新病人，203床汪明昌，胃癌，患者知道自己的狀態，有死亡準備。”
上海臨汾社區服務中心有一個舒緩療護區，在每周一早上8點的例會上，基本都會通報類似這樣的病人資訊。
這些病人的生存周期，基本上都不會超過3個月。服務中心有一套針對臨終患者的評分制度：結合患者的病情及生存期、入院意願、對臨終關懷服務適應性、家人的支持度等綜合情況，提供相應的個體服務。
紀錄片導演吳海鷹在2015年的一年時間裡是這裡的常客。他一個人扛著機器拍攝醫生和臨終病人，最終剪輯成每集40分鐘，共三集的紀錄片《生命裡》，不久前上線網絡，引起網友熱議。
像此前的紀錄片《生門》《人間世》一樣，此片也是一部發生在醫院內部的醫療題材紀錄片，區別之處在於本片的主題是：臨終關懷。
有位病人提前讓家屬拿來了自己年輕時的照片，親自挑好自己的遺像，掛在床頭。
在外人看來，這多少有些殘酷，老人卻把這一切看得很淡；
一個護士跟另一位病人談到了之前有病人自殺的情況，這位病人也坦率承認自己也曾考慮過自殺，但是想到自己的兩個孩子，還是捨不得；
一位吹葫蘆絲的老爺爺，安排後事時要求，不要大操大辦葬禮，不要給子女留下不必要的麻煩，他想靜靜地離開，讓一切化為灰燼......
被拍攝四十多位老人在最後的歲月中都表達過對“生”的留戀，對“死”的恐懼，就像片頭台詞說的那樣，“醫院的牆壁聆聽了比教堂更多的禱告聲”，彈幕上不少年輕人則因為他們的故事流淚。
紀錄片每集講述2～3個臨終病人的家庭故事，也將每個家庭直面死亡的課題直接推到觀眾眼前。有家屬到了安寧病房，會說：“這個病房挺好的，裝修得很漂亮”，其他家屬則回應：“好有什麽用，到這樣的病房來都是等死的”；
服務中心的護士給志願者講解醫院的規則時提到，如果有病人過世，就從另外一條走廊推去太平間，“活人和死人不要走同一條路”。
況且，白天推遺體從門診大廳裡經過，對其他人也是一種刺激。這個服務中心周邊都是住宅小區，很多住戶會在自己房屋外牆裝上鏡子，以此來驅除晦氣。面對死亡，人們總是有很多忌諱。
導演吳海鷹學過醫，對死亡並不忌諱，但也聽眾朋友的建議，拍攝期間，一直穿同一件衣服，拍攝完也並不直接回家，而是到超市等得有“人氣”的地方逛一逛。
他原本是上海電視台紀錄片編輯室的導演，這個紀錄片選題的緣起也是因為他的父親因患膀胱癌而離世。
父親年邁時患癌，軍人出身，性格剛強的父親經歷後期的治療時也是痛不欲生。陪伴父親最後時光的那段時間，他開始關注臨終關懷的議題。
“我父親是當兵的，其實對死亡本身並不恐懼，但這個過程是可怕的。臨終關懷，重要的不是治療，而是心理疏解。某種程度上，護士比醫生更重要。人在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會感覺倍加孤獨，感覺被親人們拋棄了。聊天、擁抱、肌膚接觸等方式都會給病人莫大的心理安慰。正視這些問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吳海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紀錄片《生命裡》導演吳海鷹。圖/受訪者提供
“是莫大的遺憾，也是安慰”
起初，吳海鷹設想的是起碼要拍攝100人，教授、軍人、孩子、富人、窮人......他想從不同身份的病人身上看到不同階層對死亡的認知差異。
但在一次次被家屬拒絕拍攝後，就不再抱有這樣的奢望，只要能同意被拍攝，他就感激不盡。
醫務人員對鏡頭也很抵觸，此前有些電視台去採訪過多次，但跟吳海鷹拍紀錄片不一樣，長期的跟蹤拍攝要求他們絕對真實。
前兩三個月，醫務人員都有意躲著鏡頭，基本上沒拍到有用的素材，吳海鷹也並不著急，他知道這需要一個過程。
吳海鷹的母親已經80多歲，身體不好，需要他每天做飯。但在拍片期間，他不得不請保姆過來幫忙。
整個片子都是他一個人拍，一個原因是沒錢，另一個原因是這個題材本身比較沉重，也不適合那麽多人“明目張膽”地拍，“一個人拍就夠讓病人、家屬反感了，再多幾個燈光、攝影。會讓家屬覺得你對他不尊重，就這麽帶著攝影機，穿著白大褂跟他們每日相處，日子久了大家就漸漸習慣了攝影機的存在，也願意接受真實的拍攝。”吳海鷹說。
在醫院裡，吳海鷹也成為陪聊的志願者。
一位下放過新疆的上海女知青在去世前說的一段話讓吳海鷹記憶猶新，她說自己是從艱苦中磨練出來的堅強，對死亡並不恐懼，唯一擔心的就是這個家。她說一個家庭就像一頭蒜，父親相當於蒜柱，孩子相當於蒜瓣，母親就相當於蒜衣，我要走了，這個家庭就散了。
與其他病人被擔架抬進來的情況不同，一位叫陳曉軍的老人是唯一走著進來的。吳海鷹每天聽他講自己過往的愛情，青春與工作，直到不能下床時，他才同意吳海鷹拍攝。
一位老人想見到多年不來往的女兒，醫院一直幫助尋找女兒的住址，就在吳海鷹準備陪同醫院去老人女兒家裡做說服工作時，卻被老人兒子勸阻，最終老人帶著遺憾離開。
像這樣的遺憾在臨終病房裡並不罕見，在吳海鷹做前期文字採訪時，見到一位病人呼吸加重，護士趕緊通知家人過來，但在家人趕來途中老人就去世了。
“他實際上是上海人，但是上海到新疆的知青，在去世之前，他就想葉落歸根，回到出生地度過最後的生命。因為戶口還在新疆，按規定，遺體要運回新疆，但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在上海火化需要的死亡證明，又要新疆那邊提供一些資料。新疆那邊說已經寄出去了，但上海這邊沒收到。”吳海鷹說。
醫院裡來過一個4歲的孩子，惡性腫瘤，肚子因為腹水鼓得很大。
吳海鷹被孩子的父母拒絕拍攝後，問他們還有什麽願望。得知孩子想去上海人民廣場喂鴿子後，他開車載他們到廣場去。“路上，孩子一會兒背唐詩，一會兒提醒我開車注意安全，一會兒又肚子痛。下車後，看見他們遠去的背影，我特別想拿起手邊的機器去記錄下來，還是忍住了。雖然沒拍到畫面裡，但這一幕永遠在我心裡邊。也是一種莫大的遺憾，也是安慰。”吳海鷹說。
醫院走廊掛著一個顯示年月日的時鐘，吳海鷹想拍病房裡大年三十的時鐘倒計時。護士對他說，這個時鐘可以調的，你不用非得那個時候過來。但他還是大年三十去往醫院拍攝。
“我這裡沒有擺拍，有些紀錄片用情景再現的技法去做我並不反對，但你要告訴觀眾這是情景再現，不能誤導觀眾。曾經有一部關於歷史的紀錄片就用了這個技法。我當時審片時就說，你要用文字明示，這是情景再現。但有人說，為了不影響觀眾的收看，不明示。後來一位知名歷史專家來看到這一段，說你怎麽有這一段影像資料呢，這是重大發現啊，從哪裡找來的？這就是成了一個笑話。”吳海鷹說。
“一個擁抱勝過千言萬語”
影片中一位上外的老教授，彌留之際，孩子不在身邊，已經瘦骨嶙峋，兩三個小時如果不幫助他翻身，就會生褥瘡。一位志願者見面時擁抱了他，病人說不要碰我，會傳染的，志願者說，我看過你的病歷了，肺癌不傳染的，病人和家屬的眼睛有些濕潤。“我們不排斥身體接觸，有時候一個擁抱勝過千言萬語。”年輕的志願者說。
作家阿圖·葛文根在《最好的告別》一書說，“他們最害怕的並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種種狀況——喪失聽力、記憶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
”臨終關懷恰恰不是解決痛苦而是療愈痛苦。在臨終階段，癌症病人除了生理上的痛苦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死亡的恐懼。美國的一位臨終關懷專家就認為“人在臨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於肉體上的痛苦”，因此，一定要在控制和減輕患者機體上的痛苦的同時，做好臨終患者的心理關懷。
一位叫魯勝蘭的68歲老人，身患乳腺癌的她看起來卻和普通人家的老太太沒有兩樣，跟志願者談起往事像是拉家常。
“年輕時候在新疆吃的瓜果實在是好吃啊，特別是哈密瓜，吃起來像是嗚嗚嗚吹口琴一樣吹過去。”
志願者拿著手機讓老人和家人影片聊天，也會給她唱歌，講講現在的電影，老人每天會和他揮手告別，也渴望著第二天再聽到他的聲音，看到他的笑容。
在拍攝期間，吳海鷹就查閱了很多臨終關懷的資料。他了解到，病人進入臨終階段時，開始為心理否認期，這時病人往往不承認自己病情的嚴重，否認自己已病入膏肓，總希望有治療的奇跡出現以挽救死亡。
當病人得知病情確無挽救希望，預感已面臨死亡時，就進入了死亡恐懼期，表現為恐懼、煩躁、暴怒。當病人確信死亡已不可避免，而且瞬間即來，此時病人反而沉靜地等待死亡的來臨，也就進入了接受期。
一位病人在醫院裡過了第二次生日，相比其他病人來說，這很罕見。醫院為他組織了一場小型生日會。所有的志願者都來了，一一擁抱，並送上禮物。
此前照顧過他的志願者送來一個相冊，照片是他們此前的合影。“當死亡不可避免時，病人最大的需求是安寧、避免騷擾，親屬隨和地陪伴，給予精神安慰和寄托。護士、親屬、志願者都要盡量給予病人這些精神上的安慰和照料，使他們無痛苦地度過人生最後時刻。”吳海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
一位老人去世前想捐獻自己完好的眼角膜，但被家屬拒絕，老人最後帶著遺憾離世。“實際上我對這種做法是支持的，只要他是自願的。包括安樂死，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尊重每一位病人的權利。”吳海鷹說。
在中國，“臨終關懷”服務尚處在起步的探索階段，在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臨終關懷也經歷了重重困局。
英國廣播公司在2016年播出了一部關於安樂死的紀錄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選擇 》。片中的主人公，57歲的西蒙·賓納在2015年1月被診斷出患有運動神經元疾病後，與妻子共同與病魔抗爭了10個月後，還是選擇去瑞士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英國，鼓勵或幫助他人自殺是犯罪，最高量刑14年。目前全世界只有歐洲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瑞士，安樂死是合法的。其中瑞士，有三家安樂當機構接受外國顧客。2002年以來，超過250位英國公民選擇去瑞士進行安樂死，平均價格為7000英鎊。
“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對此，大多數人都沒有清晰的觀念，而只是把命運交給醫學、技術和陌生人來掌控。為了拍攝《生命裡》，吳海鷹親眼看著幾十位老人從他們親人的身邊離開，他自己其實也一度瀕臨崩潰。
那段時間，他經常想起電影《護送錢斯》中的情節：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邁克接受了一項任務，護送一等兵錢斯的遺體回鄉安葬，這期間有一位心理疏導同行。
想到這裡，他就問自己，像他這樣時時面對“送人”的場景，誰來疏導？作為導演，他用攝影機拍攝其他人臨終的一刻，而同時也在拷問自己對於死亡的態度。
拍攝結束後的一年時間裡，他也強迫自己遠離這部紀錄片，去做別的事情轉移注意力。“直到發行公司雲集將來的介入，片子才能夠播出，也算是對自己的一個交待，也是對這些被拍攝對象的一種交待吧。”吳海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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