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與中國作協

文 | 何吉賢

丁玲參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學組織活動較早，上世紀30年代，丁玲即參與左翼文學活動的組織和出版工作，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1931年9月-1932年7月），出任“左聯”的黨團書記（1932年底至1933年5月）。延安時期的主要工作也圍繞根據地的文學組織和文學出版，先後出任中國文藝協會主任（1936年），組建西北戰地風雲服務團（1937年），擔任邊區文協副主任（1939年），主編《文藝月報》（1940年）和《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41年）等。

1949年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時，丁玲提前一個月才從蘇聯經東北到北京。全國文協（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時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成立後，丁玲擔任副主席，承擔主要工作，並主編其機關刊物《文藝報》。1950年12月，創辦了中央文學研究所，以國家的力量，培養文學創作和批評的新生力量。由於1955年和1957年相繼被打成丁陳“反黨小集團”和“右派”，1958年6月，下放至北大荒，歷時近12年，1979年初回到北京，在1979年11月召開的中國作協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再一次當選為中國作協理事，並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國作協副主席。1985年1月創辦中國作協領導下的大型文學刊物《中國》，直至1986年3月去世。

1949年後，丁玲後半生的命運，都與中國作協相伴而生。從丁玲的角度考察，無論是50年代初期創辦中央文學講習所，培養文學的新生力量，還是鼓勵和具體指導作家“深入生活”，抑或主編和創辦中國作協主管的《文藝報》和《中國》文學期刊，力圖在文學創作和批評中別開生面，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如何在中國作協的領導下，做一位合格和優秀的專業作家。令人矚目的是，在參與文學組織和刊物出版的同時，丁玲總是伴隨著程度不同的創作高峰的出現，無論是“左聯”時期圍繞著《水》等作品的創作，還是延安時期的《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等，還是在1949年之後，圍繞《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續集《在嚴寒的日子裡》及一系列理論文章和散文的創作，似乎都與某種程度的創作力的爆發、創作方向的調整緊密相關。

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前，丁玲還在猶豫是回到東北進行專業創作，還是完全投入新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組織工作。最後聽從周揚等的勸告，服從組織安排，留在北京參加全國文協的組織工作，擔任新成立的全國文協副主席。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文協/作協的早期工作中，創辦和主持中央文學研究所/講習所是丁玲投入時間和精力最多的一項工作。中央文學研究所於1949年開始籌備，1950年12月在北京正式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所以培養作家為任務的專業學府，是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工作計劃，全國文聯四屆擴大常委會的決議創辦的，經政務院第61次政務會通過後，丁玲被任命為中央文學研究所主任，張天翼為副主任，當時主要由丁玲直接領導的文協創作組成員，如田間、康濯、馬烽等，都參與了文研所的籌備，並先後擔任了行政職務。文研所的創建受蘇聯高爾基文學院的影響，其主要目的是“培養共產黨自己的作家”，尤其是工農出身的作家。這也與新中國成立初期作家隊伍的構成狀況有關。第一屆文代會代表主要是來自國統區和解放區的兩類作家。來自國統區的作家又分成左翼作家和自由派作家兩類，來自解放區的作家也分成兩類，一類是到解放區前就已成名的作家，一類是在解放區或革命隊伍中成長起來的作家。無論是來自國統區，還是來自解放區，作家們都存在政治學習、思想改造和加強文化學習的問題，只不過不同類型的作家學習和改造的重點各有側重。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創辦，主要是針對解放區成長起來的新作家，因為這些新成長起來的作家，雖然革命鬥爭經驗和生活經驗比較豐富，但文化素養和文學上的訓練比較缺乏，“他們需要加強修養，需要進行政治上的、文藝上的比較有系統的學習。同時領導上可以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領導集體寫作各種鬥爭、奮鬥史。”

丁玲在文講所教室前與部分同學合影。前中穿大衣者為丁玲

文研所從1950年12月創辦，到1957年11月停辦，共招了四期學員。有的來自各地方、部隊宣傳部門或文聯的推薦，有的由知名作家推薦，有的是自己慕名尋來。他們之中，有革命經歷和創作經驗、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佔大多數，其中有些是文化水準較低的工人、農民，文研所為這些經歷豐富、有創作前途的創作者提供了學習和培訓的機會。文研所也招了一些大學畢業生，以培養文學編輯、教學和理論研究者，而且，隨著文研所的工作走上正軌，招生、教學和其他各項工作都趨向正規。在丁玲的設想中，文研所不僅是一個文學教學和培訓的學校，而且還是一個文學創作和批評、研究的基地。從文研所第一、二期的課程設置和輔導內容看，文研所幾乎動員了當時能動用的知名作家和文學研究者，內容涉及文學史、文學理論、現代文學等，每四五個學員還配備了一位創作輔導老師，由知名作家擔任。

在參加文研所/文講所四期培訓的近300名學員中，有三分之一畢業生參加了中國作協、文聯和各地方作協、文聯的領導工作，還有約三分之一畢業生擔任了各級刊物、出版機構的編輯出版工作，剩下的部分畢業生成為專業創作人員、文學教師和研究人員，或者仍然參加具體的實際工作，如記者、工人等，為共和國的文學和文化事業，作出了貢獻。

在中國作協，丁玲雖然擔任主要的領導職務，但她考慮工作和問題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仍然是一位專業作家。在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上，丁玲做了題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專題發言，1953年9月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上，又發表了題為《到群眾中去落戶》的專題發言，在這前後，還發表了《知識分子下鄉中的問題》（1950年）、《跨到新的時代來——談知識分子的舊興趣與工農兵文藝》（1950年）、《創作與生活》（1950年）、《要為人民服務得更好——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1952年）、《作家需要培養對群眾的感情》（1953年）、《生活、思想與人物》（1955年）等文章和講話。這些文章和講話都是從作家主體創作論的角度出發的，其中貫穿一條紅線，就是怎樣“深入生活”的問題。丁玲是親歷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作家，她本身的生活、思想和創作都經過了“講話”的重新塑造。可以說，如何“深入生活”的問題，是她之後思考和探索最多、最深入的問題，這也是一筆有待深入整理的當代文學的寶貴遺產。

丁玲的“深入生活”是以作家為主體，從作家的創作論角度出發的。在第一次文代會的專題發言中她說：“我們下去，是為了寫作，但必須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不是單純為寫作；要以工作為重，結果也是為了寫作。”如果單純是為了寫作，就會臨時搜集到一些有趣的故事，見到一些人物的表面活動，這有可能寫出較好的報導和一般性的文學作品，但不易“掌握政策，理解人物”，只有在鬥爭中去了解的人物才會更有血肉、有感情。在這種情況下，創作主體的生活習慣，喜惡愛憎，“自己的生活作風、思想作風”自然也就起了變化，也就“不會寫出與群眾的需要相反的作品”。丁玲號召要“深入生活，較長期的生活，集中在一點”。她認為作家不只要熟悉群眾的生活，而且還要熟悉他們的靈魂，“要帶著充分的愛愛他們，關心他們，腦子中經常是他們在那裡活動，有不可分的關係”，這樣作家在創作中對群眾生活才能運用自如。

在第二次文代會的專題發言中，丁玲進一步論述了如何通過“深入生活”進行提高的問題。丁玲從創作主體的立場出發，強調“生活”高於觀念，這個經過主體體驗過程的“生活”，其前提是創作主體“忘我”的投入。她說：“什麽是體驗呢？我的理解是：一個人生活過來了，他參加了群眾的生活，忘我地和他們一塊前進，和他們一塊與舊勢力、和阻攔著新勢力發展的一切舊制度、舊思想、舊人作了鬥爭。”在這個過程中，創作主體和群眾經由感情的互相激發和融合，處於一種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共同體狀態。在丁玲這裡，人對感情的需求，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是“生活”的本質，也是創作的依托，也是革命政治的內在性要素。以丁玲的觀點，無論是長期“深入生活”，還是參加具體實際工作，都是創作者的手段，而並非目的。“深入生活”的目的是打破自我的封閉，通過與群眾的密切互動而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感覺和生活欲望，把創作主體從一種固定的“生活”狀態中解放出來。只有這樣，“工作”和“生活”才能互相重新界定，寫作也才能從觀念的束縛中擺脫出來，才能回到真正意義上的寫作。

丁玲自己是從這條“深入生活”的道路上走過來的，她關於“深入生活”的理念也影響了一批作家，趙樹理回到山西晉城老家，寫作《三裡灣》等一批作品，周立波回湖南益陽老家，寫出了以《山鄉巨變》為代表的一批作品，柳青蹲點陝西皇甫村14年，寫出了代表作《創業史》，這些作家們都抱有相似的理念，並在寫作中成功實踐了這一原則。尤其是文研所中丁玲極為看重的一些青年作家，如徐光耀、陳登科等，都遵循了丁玲關於“深入生活”的原則，分別回到了河北雄縣和安徽老家，扎入基層，進行長期的“深入生活”。但正如近期有研究者指出的，丁玲重構的“深入生活”原則固然在創作上是有力的，但它卻與“文藝服從於政治”所衍生出來的“及時反映現實”的要求之間構成衝突。因為根據“深入生活”原則的要求，這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而革命工作、革命運動的變化都需要及時的反映和宣傳。因此，對於“深入生活”後會遭遇的工作危機，丁玲只能用一種理想主義、浪漫化的道理加以彌合，並不能有實際針對性地解決下鄉工作者的問題。（詳見程凱《“深入生活”的苦惱——以〈徐光耀日記〉為中心的考察》）但不管怎樣，丁玲關於“深入生活”的思考從作家的創作主體出發，思考深入系統，貼近創作主體，是當代中國文學留下的寶貴遺產，在當代生活日益科層化、“領域化”的今天，重新思考這一遺產對於創作和文學研究都是有益的。

丁玲在革命文學中的位置，既是一位創作者和組織者、領導者，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文學編輯。從“左聯”時期的《北斗》，到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文藝欄，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藝報》，到80年代初期的《中國》文學期刊，編輯生涯貫穿了她的一生，也構成了她參與革命文學組織活動的重要內容。

在中國文協/作協的組織架構下，她最早擔任了1949年9月創刊的《文藝報》主編，一直到1952年1月，才由馮雪峰接任。在丁玲主編《文藝報》期間，《文藝報》發表了大量重要的理論文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建設廓清了道路，進行了寶貴探索。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複雜的政治環境和頻仍的政治運動中，丁玲主編的《文藝報》主持了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丁玲自己也寫了《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對作品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傾向”提出了誠懇嚴肅的批評，應該說，這是一次作家間關於創作思想的認真討論，儘管這次批判日後給蕭也牧本人的個人命運帶來了嚴重的影響。但27年後，丁玲回憶起這封公開信，仍然覺得這封信本身並無過分之處：“我覺得這封信是很有感情的，對蕭也牧是愛護的，我是說他那篇小說的傾向很不好。”

《中國》是丁玲一生最後創辦和主編的刊物，1984年底創刊時，丁玲已年屆80高齡。《中國》是中國作協領導下的大型文學期刊，只存在了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但丁玲為這個雜誌的創辦和編輯、存續工作花費了大量心血，照丁玲最後一任秘書王增如的說法，如果不是因為辦《中國》雜誌，丁玲的生命可能還會更長。

王增如在《丁玲辦〈中國〉》一書中認為，促使丁玲下決心創辦《中國》的，是兩把“火”：一把是全國經濟改革的大形勢，讓她深受感染，放開了膽量；另一把是糾纏困擾了她40多年的所謂“歷史問題”終獲解決，使她煥發出昂揚進取、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再次萌生了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在我看來，丁玲終究是一位有想法、有抱負的大作家，她不會僅僅滿足於個人的文字，在對中國文學的事業上，她仍想盡到組織者、推動者的責任，所以，儘管生命之火即將燃盡，為了完成未盡的創作，時間已極為寶貴，但她還是燃起了團結新老作家，創辦一個新的大型文學期刊的雄心。在創辦之初，甚至還提出了自籌資金、自負盈虧的大膽想法。

《中國》的創辦最初以一些成名於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擔綱，以丁玲、舒群、曾克等為核心，由牛漢、劉紹棠等中年作家擔綱，也容納了馮夏熊、王中忱等青年編輯。面對“新時期”文學日新月異的局面，作為20世紀新文學主要過程的親歷者，丁玲在《中國》創刊招待會上大聲疾呼：“我們大家都很懂得，我們的革命史，我們文學的奮鬥史，我們事業成功的經驗，挫折的教訓，都告訴我們，團結是我們的生命，團結是我們的根本，團結便是勝利。”在為《中國》創刊號所寫的《編者的話》中，她再次呼籲團結，提出《中國》是在黨中央“大鼓勁、大團結、大繁榮”的號召下，在城市經濟改革的蓬勃浪潮鼓舞下誕生的。《中國》不是同人刊物，不是少數人的刊物。“刊物的撰稿人將包括五湖四海、老中青。我們希望所有的老作家能把自己的豐富經驗和寫作經歷，積極介紹出來，幫助讀者，幫助青年，在創作上少走彎路，健康成長。我們要大聲呼叫，為那些把心靈浸入到新的社會生活中去的，把心靈與藝術創作難解難分地糾結在一起的那些年輕作家和奮發有為的文學愛好者們鼓勁。”言辭之間，似乎50年代初那個意氣風發的丁玲又重新回來了。在這篇《編者的話》中，丁玲鼓勵讀者就雜誌發表的作品展開討論和爭論。丁玲編輯文學刊物，刊登文學作品，從來極為重視文學批評和理論文章，她甚至認為，批評和文學理論文章是一個文學刊物的靈魂。她提出，“文藝上的思想問題是學術問題，可以自由討論，各抒己見”。她甚至還鼓勵和要求刊物的編輯“要經常與人民保持接觸，同作家一樣深入生活、關心人民、關心政治。這樣才能理解社會、理解人民在變革中的思想感情，辨別作品中反映的是否確切”。應該說，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在文學期刊的主編中，她的這些看法和要求都是非常獨特的。

《中國》出刊近兩年間，刊發了大量老作家和中生代作家的作品，也刊發了大量新銳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到了後期，很多“85新潮”後湧現的年輕作家都是在《中國》上先露面的。在丁玲主編《中國》期間，與在主辦文研所時期一樣，丁玲也極為重視提拔和培養青年作家，有意識地與年輕作家建立溝通渠道，可惜世異時移，在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的時代氛圍中，丁玲與年輕作家的溝通並不順利。在80年代上半期求新求變，以新奇、反叛為潮流的背景下，丁玲創辦《中國》，呼籲中國文學界的大團結，有可能在新時期文學時代轉變的大潮中起到承上啟下、開啟新局的作用，可惜時不我與，在急速變動的時代潮流中，老作家的雄心已難以施展，《中國》在丁玲去世後半年左右，即調整休刊，成為丁玲一生文學編刊事業的絕響。

1981年4月，丁玲出席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

無論是創辦和主持文研所，培養新作家尤其是工農作家，抑或鼓勵作家“深入生活”，打破固有的生活狀態，形成新的創作動力，還是創辦刊物，在新的形勢下，團結新老作家，繁榮創作和文學事業，都是丁玲圍繞新中國的政治和文學組織結構，在中國作協的體系下，作為一位專業的創作者和文學工作組織者，所進行的思考努力和實踐探索，其積累的經驗至今仍然值得我們珍視。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7月22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