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專訪｜張大衛：40年中國經濟活力釋放路徑

專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張大衛

40年中國經濟活力釋放路徑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王仁貴 李亞飛

“改革開放進程中，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堅持底線思維、問題導向，通過先行先試、以點帶面來減少改革中的阻礙，降低摩擦系數，充分調動方方面面積極性。”近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張大衛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中表示，改革開放的成功，離不開思想的解放和對改革方向與路徑的把握，離不開改革與開放的相互促進，離不開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不斷深化後對資源配置方式的不斷優化。

“40年變革歷程裡，政府放鬆對資源的管制並加強市場體系建設，極大地提升了資源配置效率，廣泛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活力。”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張大衛認為，需要根據改革開放整體環境的“變”與“不變”，加強頂層設計和尊重地方首創精神相結合，繼續鼓勵地方大膽試、大膽闖，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不斷邁進。

包容是改革起步最重要的氛圍

《瞭望》：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改革，到城市各領域的改革，是在怎樣的一種氛圍裡不斷拓展和深化的？

張大衛：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人們在各種場合都在討論“三中全會”。我在擁擠的火車上和澡堂子裡都見過素不相識的人聚在一起熱議“三中全會”的場景。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的一場大變革，對人們的思想和觀念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社會風氣為之一新。

這一時期，起決定意義的改革來自農村，由安徽、四川等省農村試行的“大包乾”撬動了全國改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調動了農民種糧積極性。

我國實行“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方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允許觀察、探索，允許不同主張和理論觀點的討論，農村改革得以迅速推向全國。農村改革初戰告捷，中央開始逐步把改革的重點轉向城市。1984年10月，黨中央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一決定頒布後，城市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巨集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和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等相繼展開，如春潮澎湃。

農村改革和國企改革引領全國改革不斷深入推進。與此同時還出現私營企業的發展。在一度爭議很大的關鍵時刻，號稱“中國第一商販”的年廣久因被鄧小平提及而解困。中央對“年廣久們”先行先試的鼓勵態度在廣大私營企業中傳開，出現了私營企業迅猛發展的勢頭，把城市經濟做活了。

解放思想為改革提供了重要土壤。當時重要改革能在全國大範圍順利推開，正是因為決策層對改革采取了包容支持態度，允許先行探索，進而總結經驗並推廣。

“計劃本”上消失的“計劃”

《瞭望》：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一個不斷放權賦能的過程。市場的活力是如何不斷釋放的？

張大衛：經濟體制改革無疑是核心之一，這關係改革全局。圍繞著我國應該建立什麽樣的經濟體制，當時有反覆的爭論。在計劃體制下，是由國民經濟生產計劃統籌、協調、調節整個國家的生產供給系統的。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在河南省計委工業處工作。當時省計委下達的厚厚的計劃大本上列了2000多個指標，一些工業產品如燈泡、肥皂、火柴、鐵釘等都是要下計劃的。下到哪個廠，生產多少都有嚴格計劃。這種計劃即便是反覆論證，仍然缺少市場價格信號和需求信號。

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後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在探索中不斷推進。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到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帶動了投資體制和財稅體制等關鍵領域改革。投資體制改革方面，從財政直接撥款給企業，到撥改貸，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學習新加坡淡馬錫經驗成立基本建設經營基金，到中央和地方逐漸退出對競爭性領域的投資，投資體制改革不斷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方面，從“利改稅”到財政包乾再到“分稅制”，國家稅收制度不斷向前推進。特別是分稅制改革，保證了中央財政收入穩定增長，能更好地通過轉移支付調配全國財政收入，還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支持重大工程建設。

《瞭望》：改革歷程中形成了哪些經驗和啟示？

張大衛：一方面，改革離不開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統一，思想解放是改革不斷向前推進的基礎。改革往往涉及到體制製約、觀念束縛、利益格局調整。沒有思想認識上的突破，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就會受到影響，一些先行探索也可能因此受到遏製。

另一方面，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這是改革的原動力。比如搞農村大包乾，一個生產隊的土地有好地和差地之分，有靠水的土地和不靠水的土地，分配上覺得很複雜，但農村幹部和老百姓一下子就解決了。事實上，涉及到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關切，他們有的是解決辦法。

現在改革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中央推動深化改革，社會呼籲改革。哪些地方出現弊端、束縛了生產發展的積極性、群眾的權益受到損害，哪些地方的改革願望就強烈。現在大家已認識到，深化改革，就能化解矛盾、突破瓶頸，改革已經成為一種方法論。

改革的“變”與“不變”

《瞭望》：當前的改革環境與以前相比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該如何把握當前改革特點？

張大衛：改革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整體環境存在著“不變”與“變”。

不變方面，儘管當前出現逆全球化思潮，但世界發展潮流沒變，全球化趨勢沒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變的方面，國際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很快和美國建交，和日本也實現邦交正常化。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的發展沒有走別人設定的路子，發展之迅速讓一些國家不適應。隨著中國的崛起，全球格局也面臨新的調整。中國已從一個封閉落後的國家轉變成了全球自由貿易的推動者和捍衛者。

改革的基本條件也變了。較完備的製造能力和巨大的貿易體量已經形成，近14億人的超級大市場也已形成。這和過去短缺經濟完全不一樣。過去物資匱乏，有各式各樣的票證。我還記得，當初取消糧票時，我母親捨不得扔掉糧票。後來同意把省裡的扔了，但堅決要留著全國糧票，她對嚴重短缺經濟時代連年饑饉有很深的恐懼心理。現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在改革開放新時代，我們既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又要在實現自我發展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全球做出新的貢獻。

《瞭望》：面對這樣的“變”與“不變”，改革再出發的重點是什麽？

張大衛：一要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現在對權力的約束和監督，以及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規範化等尚存短板。改革阻力很多時候不是來自社會，不是來自人民群眾，而更多來自體制內的思想束縛和既得利益羈絆。

比如，現在大健康產業發展面臨不少障礙：一方面社會老齡化時代已經到來，中央高度重視，但另一方面醫養結合推得慢，原因在於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管理體系，部門之間的政策沒打通。目前，隨著社會先進技術和產業變革的推進，很多就業人口要轉移，我們要設計出一種公益性保障、市場化保障、投資性保障相結合的社保制度，設計出有利於老年人追求健康、護理產業快速發展和適老型社會、適老型城鎮建設的制度。

二要圍繞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現在要在所有權、經營權、處置權、收益權制度的改革上下功夫。目前國企混改中，民企面臨著所有權不清晰，財產處置權和經營權、收益權沒有保障等問題。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意味著有利於公平競爭的要多做，反之要廢除，一些過期的法律規章制度要修訂，要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等。

三要持續深化開放方面的改革。我們是全球貿易的重要推動者，要推進投資和貿易便利化，通過放寬市場準入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同時，應在更高起點、更大範圍、更高層次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和規則制定，深入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創新，為推動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創造良好外部環境，推動產業逐步攀上全球價值鏈中高端。LW

刊於《瞭望》2018年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