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慈欣在《三體》的敘事中，蘊含了絕望與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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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柔柔

一般人對《三體》最直接的閱讀經驗是，一方面十分受其吸引，一方面又常常接受不了其中的一些簡單化的社會想象。例如，葉文潔的文革經驗與簡單化的基督教式的地球叛軍之間的因果聯繫，而地球叛軍的消失也十分突兀。在《黑暗森林》中，四個面壁者中的前三個，都不約而同地提供了某種熟悉的災難歷史，比如量子化軍隊與生化軍隊或者生化武器、人體實驗等，又如思想鋼印與集權主義，而水星上的核爆也很像冷戰時期同歸於盡式的核威脅。劉慈欣對它們的處理很有趣——破壁人不在於殺了他們，而是在於通過將他們的計劃公之於眾後，讓他們獲得“反人類”的罪名，從而喪失面壁者的資格。換句話說，這些巨集大計劃，一經暴露出來就宣告失效，並不會產生進一步的、更複雜的社會效應。因此，它們更類似於對歷史的隱喻性抽象概括，而不是某種建構性的想象。

我將這樣的敘事方式稱之為“積木式敘事”。也就是說，劉慈欣是將他關於社會、關於歷史的思考凝結成了一個個片段化的、帶有隱喻性的敘事塊，並且將它們堆積到一起，搭建起一個時空廣袤的巨集觀想象。實際上，關於科學想象的部分，如二向箔、智子等，也都有類似的積木式敘事方式。可以看到，這些炫技般的敘事塊之間的聯繫並不十分緊密，而情節主線也在它們之間徘徊、延宕。或者可以說，這些“積木”帶有十足的“去歷史性”——劉慈欣似乎並不怎麽在意敘事塊之間的因果聯繫，也無意複原複雜的歷史關係，而只是將歷史打包壓縮拋棄，以通往他真正在意的“宇宙”。

從歷史和現實抽身而去，投入宇宙的無盡，這是劉慈欣小說中最常見的結構。比如《中國太陽》，水娃一步步從農村走向鄉鎮再到首都，再到外太空，直至宇宙深處。又比如《地球大炮》，起初洞穿地球不過是為了交通便利，但最終卻陰差陽錯將它變成了飛向外太空的助推器。還有《流浪地球》，為了躲避太陽氦閃這個可預知的終極災難，人類將地球本身變成了飛船。這個一再重複的結構似乎顯露出了劉慈欣的終極思考：亦即面對歷史災難和現實困境，唯一的路是放棄和逃離。這也是為什麽在《死者永生》中，人類共分析出了三個可能的自保路徑，一個是掩體計劃，就是躲在其他行星後面；一個是黑域計劃，即將自身變得不可見；第三個是光速飛船的逃亡計劃，看上去第三個計劃最早被放棄，但最終，逃亡成為了唯一的路。

劉慈欣在這裡顯現出了非常深的絕望與悲觀。他是以佔據宇宙高度的方式來抹平所有的現實經驗，以宇宙維度的“無”來消解人類自身與人類歷史的意義。在他另一篇短篇小說《朝聞道》當中，他最後構想了一個非常悲壯的場景，即人類以自身生命為代價來換取某種知識，但那個給出回答的高級生命體“排險者”唯獨對一個問題無法解答，即宇宙的目的是什麽。進而，在女孩文文的自言自語中，這個問題出現了另一個版本，即人生的目的是什麽。

當然，劉慈欣的矛盾在於，他一方面癡迷於這樣的虛無式結局，一方面又對人類或者樸素的人文主義價值有某種旁觀者般的欣賞與認同。看過《黑暗森林》的讀者會知道，儘管三位面壁者都指出“人性”是人最根本的弱點，但“非人性”的解決方式仍然不能被接受，而真正獲得真理的是最具“人性”的羅輯。羅輯顯然是劉慈欣的投影，他儘管是沒有精專知識的平凡小人物，但最終卻可以通過仰望星空與冥想頓悟出宇宙終極法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條規則意在表達一種永恆的黑暗狀態，並且抹平一切歷史紋路。

這種對宇宙太空的向往與對宇宙終極規則的想象，很難不令人想到阿西莫夫的長篇小說《基地》系列。在那部巨著中，構成銀河帝國基底的是數學家、心理史學家謝頓所提供的宇宙模型。當然，《基地》與《三體》的產生背景與支撐敘事的內在邏輯極為不同：《基地》暗示著某種侵略性的殖民擴張與美國的帝國想象，而在《三體》中劉慈欣或許只是在他“逃離歷史”的衝動之下，選擇了美國早期科幻的再現途徑，因此二者的相似或許只是顯示出了某種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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